（4）经营多种工商业，是和珅的又一大财源。
和珅除经营传统的封建性很强的高利贷、银号和当铺外，也开设许多各式各样的工商企业。其中除各种商业店铺外，还经营少数制造坊和煤窑等。如，据提督衙门在送给嘉庆帝的呈文中说：“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等各家产。今在刘全家抄出柜箱、鞍□铺戽取租折二本，讯之该铺户佥称系和珅之产，嗣又详查尚有弓箭铺并无租折。因刘全现在刑部，随移咨查讯去后，今准刑部复称，讯据刘全供：柜箱铺、与箭铺、鞍□铺这三房子，我记得是我主人的舅舅乌大父指房押钱，多少钱数我记不清了，契纸原是内宅收藏交管账女子管着，只求查我主人的匣，并向管内账的女子们就明白了。”由此可知，和珅经营的店铺往往是派亲信家人带着资本，然后利用别人典押的房屋开办起来的。除上述几种店铺外，和珅还经营着粮食店、酒店、古玩店、杠房、旅店、瓷器店和灰瓦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店铺并不是各自经营而不相往来，相反，有的家人利用和珅发给的资本，在同一地区开了几个店铺，有时一家店铺也兼营别业，这种情况在一些州县的市镇中出现的较多。如，在直隶蓟州地方，“朱成沛领借和珅本银在卑州邦均地方开设恒泽粮店，凡有民间贸易兑换银钱，即在该铺易换。”朱成沛又在北京郊区昌平州（今北京昌平）“承领和珅本银，在卑州地方开设当店等项前经查出性义铺一座，恒庆钱铺一座，通义粮米（店）一座，当即开单禀报。”
方法多，路子广，是和王申敛财的主要特点。可以说，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和珅的势力。他开当铺、银号，设账局、印局，办古玩铺、书画铺、瓷器铺、陶器铺、柜箱铺、弓箭铺，酿酒卖粮，拥有数百辆马车，常年营运。
和珅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侵占大批房产，出租房屋，收取高额房租；利用手中捞来的钱财发放高利贷。甚至，他借职务之便，偷取大内珍物。
和珅的敛财手段还不止这些。
和珅敛财，还卖官鬻爵，大肆收贿，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使朝内外公卿大臣、督抚藩臬纷纷投靠和珅门下，争相孝敬，纳贡献媚。和珅的无耻手段，官吏的献媚丑态，在清代官场都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与伦比的程度。
各省每年给朝廷的贡品，都须先经和珅之手，然后再转入皇宫，和珅利用其便，大肆搜求珍物。
和珅广开门路，四面开花，所以财源滚滚，富甲一方。
7．投其所好，为我所用
官僚纵横捭阖官场，长保富贵，其首要的保证就是得到最高当权者的高度宠信，只要有了这样一把保护伞，任何狂风暴雨都可以平平安安。取得君主、帝王的信任，首先在于摸清他的一切癖好、习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惜一切手段来满足他的所有欲望，而决不顾忌道德、文明和一切正义的议论和评价。纵君行乐到极致，奉承吹捧的不怕无耻，是和珅常用的、非常有效的伎俩。
和珅之所以受到皇上宠信而位极人臣，成为主持朝政的名公巨卿，并非因其有什么文韬武略，立过什么丰功伟业。论才学，他仅是一个名落孙山的文生员；言治政，他屡屡出现问题，曾不止一次因“扶同瞻徇”、“拟罪轻纵”、“回护”劣员而遭帝训诫；至于武略，其水平更为低下，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夏，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帝命和珅、阿桂统军征剿。和珅先往，欲于阿桂之前扑灭起义以邀功，结果遭到失败，总兵图钦保阵亡，和珅匿败不报，又归过于下。原礼亲王昭闷的《啸亭杂录》曾就批评和珅之无能及阿桂之才智说：“和因自负其才，欲于公（阿桂）至前先时驱灭，乃刻期时师，卒为所败。又所调至将帅，俱不为所用，和每发一议，众辄沮之，亦不能难也。及公（阿桂）至，和出迎，公问其失机状，和赧然日：将帅皆傲慢，不为吾用，公请试之。公日：然则斩耳。和复问进兵状，公笑不答，令诸将帅于次日晨集辕前。公每呼一将人，辄命和坐其侧，公有所调拨，及命屯戍处，其人则应如向。如是者数，和坐上甚恚愤。公部署毕，问和日：诸将初不见其慢，尚方剑不知诛谁之头也。和战栗无人色。公乃命和即日衔命归。”
在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中，无论资历、人品和才干，哪一位都比和珅强。可是后来在受帝宠任方面，没有一位能比得上和珅。和珅究竟凭什么博得那位并非昏君的著名的乾隆皇帝的专宠呢？
和珅虽然既无资望，又无治国才干，但他却有一套远非他人可比的特殊本事，即长于揣磨窥测，谄媚逢迎，玩弄权术。此等人虽不堪治国，却善为身谋。
乾隆皇帝虽称“英明老练”，但在其统治后期，随着年事已高，骄心暮气日渐滋长。他曾自诩建立了“十全武功”，认为历代帝王都不能与自己相比。前期一些成就，后来几乎都成乾隆皇帝自我陶醉的资本。这样，乾隆帝本来早年就有的骄傲和挥霍倾向，后期则更趋严重。如果说早期的乾隆帝是“英明干练”的话，晚年的乾隆帝则是昏愦怠倦的。他好大喜功，喜谀恶谏，贪财好货，爱摆阔气。而和珅正是在准确地揣摩把握乾隆帝心理意向的基础上，投其所好，曲意迎合，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所以才取得乾隆帝的欢心和宠爱，并将其一直保持到乾隆帝升天之日。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帝意欲增兵，曾征询阿桂意见。阿桂认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甚多，岁支则难为继。此项经费岁增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须用七千万两”，请求不再增兵。这意见本来是很有道理的。而和珅因深知帝必欲增兵，故意与阿桂相反，而极力赞成，因而使乾隆帝大为欢心。
乾隆帝喜欢游山玩水，和珅便极力迎合并诱导之。他为皇帝监造龙舟，穷极华丽；巡游江南，铺张备至，挥霍银钱无数，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使乾隆皇帝玩得很高兴。
和珅亲自主持备办乾隆皇帝七旬、八旬两次万寿庆典和千叟宴，规模盛大。为了备办贡品，“督抚取之属员，属员必取之百姓”，给全国人民带来很大的骚扰和痛苦，但却使得乾隆皇帝大为开心。
至于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坏影响，和珅是不会考虑的，只要讨皇帝欢心，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他什么事都肯干，什么手段都肯使。和珅奉行的准则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即使在和珅做了高官之后，投皇上所好之心依然未改。例如：和珅已经做了军机大臣，却仍像当年担任皇帝的近身侍从那样，对乾隆帝的生活起居照样关心并亲予其事，无微不至，备极殷勤。“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言不称臣，必日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和珅本来相貌俊雅，口齿伶俐，其谄笑奉迎之态，定当甜蜜可人，这对于已具老年心境的乾隆皇帝来说，其感化力量可想而知。和王申的悦耳之言、悦目之态，给这位耄耋老人带来了莫大的安慰，他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生活上也越来越离不开和珅了。
得宠便能升官，升官即意味着掌权，更何况和珅所任之官多而且大，基本掌握了用人、理财、施刑、“抚夷”等方面的大权，而和珅又善于弄权，因而自然成为一名权倾朝野的人物。
在四面树敌、八面楚歌、为正直人士厌恶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在宦海中履险如夷，立于不败之地，是与他的谄媚有方，逢迎有术的强功夫紧密相连的。
虽然和珅并非皇帝内亲，但其升迁之快是同辈人所无法比拟的。和珅在结识皇帝一年后由侍卫升为内务府大臣；而当时的同僚傅恒在乾隆五年任蓝翎侍卫，两年后迁内务府大臣。傅恒从担任蓝翎侍位到人军机用了五年的时间，和珅却在与皇帝相识一年后便人军机处。何以和珅的升迁速度竟能超过傅恒的？
乾隆写诗往往是“触兴便拈吟”，脱口而出。一次在去昆明湖的路上，不到半个时辰就吟诗八首。一次去香山，五天得诗67首。皇帝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练研求警句”的，这就需要随侍臣子把脱口而吟的诗句记下来，并对之润色。更何况乾隆每年都要例行写的诗——元旦、上元、祈谷、郊天、除夕等等，在国务繁忙时也需要臣下代劳。乾隆对此并不讳言，他在《乐善堂全集》的序言中就曾明白写道：“自今以后（指即位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因而是否擅长诗文就成为乾隆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附加条件，以至有的官员竞由于文采出众而被皇帝法外施恩。乾隆初年的张照、乾隆中叶的纪昀都因此而得到过从宽发落。
张照系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历任刑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张照以诗、书、画著称于世，他精于各种字体，尤擅摹仿董其昌。乾隆及其祖父都非常欣赏董其昌的书法。雍乾之际，张照因征苗失利而被判处死刑，但由于乾隆特怜其才华，遂对其实行大赦，旋即予以起用，并令其主持编纂《律吕正义后编》。张照的字体很像乾隆，据说有不少御笔出自张照之手。
纪昀系乾隆十八年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内阁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两淮盐引案发，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系其儿女亲家，纪昀因给卢见曾通风报信而被革职，流放新疆。在纪昀抵达乌鲁木齐的第二年，便被赦归，当其前往避暑山庄陛见皇帝时，正值土尔扈特部回归不久，乾隆逐令其以此事为题赋诗一首，纪氏脱口而吟，深得圣眷，未几任命纪昀为《四库全书》总纂官。
和珅的文采虽然远远比不上张照、纪昀，但却明显高于傅恒，于是皇帝视和珅为知音，和珅则盛赞乾隆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曾肉麻地吹捧道：“皇上几余吟咏，分章叠韵，精义纷论，立成顷刻，真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昔人击钵催诗，夸为神速，何曾有咏十余，韵至十叠者！”这一番恭维，让皇帝好不开心。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乾隆手中那架庞大的国家机器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来维护运行，皇帝头脑中那些色彩斑斓的精神空间需要用诗文唱和去填充，于是生性机敏且有点文采的和珅便时来运转，一步登天。简言之，乾隆需要和珅！
和珅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利用皇帝对他的宠幸，在乾隆时代位极人臣，大权独揽。和珅当政二十年，私人财产超过国家二十年收入总和的一半，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私人财产的四十倍。乾隆算是历代皇帝中少见的贤明君主，但和珅却在他的庇护下成为中国官场上少见的贪官，其原因是和珅有一套取悦皇帝的权术。
一次，乾隆问道：“和珅，你是朕的忠臣还是奸臣？”和珅说：“奴才既不是忠臣，也不是奸臣。奴才充其量只是个弄臣而已。”
乾隆听后大笑不止。
按和珅的说法，做弄臣的就是要想方设法让主子高兴，让皇帝心花怒放，把主子服侍得舒舒服服的。和珅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和珅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被乾隆皇帝发现和赏识后，便常常跟在皇帝身边。他除了悉心侍奉、笑脸逢迎乾隆皇帝外，便仔细观察乾隆皇帝的一言一行，揣摩其心理和爱好。天长日长，和珅凭借自己的聪明，便掌握了皇帝的心性脾气和爱好。乾隆皇帝想说什么，想做什么，他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等皇帝开口，他便操办妥当，并且办得干净利落，得心应手，把皇帝侍奉得舒舒服服，称心如意，结果得到乾隆帝的喜爱和信任。
一日，乾隆曾高兴地说：“和珅，你真是朕肚子里的蛔虫。”
和珅立即说：“不敢，不敢。那蛔虫是伤身体的，奴才岂敢伤了圣上的龙体。奴才只不过是万岁爷身边的一个‘应声虫’而已。奴才能够服侍好皇帝，不是奴才有什么本事，是皇上调教的结果。”
乾隆皇帝知识渊博，但好大喜功。他喜欢谈文史，又注重古籍整理工作。受皇帝委托，和珅担任了《四库全书》的正总裁。在刊印这部浩大的古籍工程时，皇帝为了重视，也怕有谬误流传后世，有时亲自校注。每校出一点差错，便自以为了不起，心中十分痛快。和珅理解乾隆帝的心理，就在送皇上阅读的时候，故意弄一些看起来很难，实则很明显的谬误。果然，乾隆帝又校正出一些“大问题”来，更以为自己是天下少有的学识渊博的皇帝。和珅心中十分明白，这种曲意奉承，比当面吹捧乾隆学识渊博更能起得效果。和珅正是靠自己的吹捧奉承，迎合乾隆的旨意，才深受倚重，权倾朝野。
和珅善于察言观色。乾隆曾经因为和珅查办云贵总督李待尧贪污案有功，便把自己的小女儿固伦公主许配和珅的儿子。这位十公主是乾隆的掌上明珠，很受宠爱。乾隆曾对自己的这位小公主说：“可惜你不是须眉男儿，若是，父皇就立你为太子。”和珅当然知道，只要讨得小公主的欢心，也就是讨得皇上的欢心。因此，和珅对自己这个未来的儿媳妇曲意巴结。
一次，乾隆游览圆明园，和珅随驾侍候，固伦公主也女扮男装随驾前往。园中有一条买卖街，应有尽有，和珅与乾隆、固伦公主一起观赏。来到卖衣服的铺子，固伦公主的眼睛在一件大红夹呢大衣上扫了几个来回，虽然心中想买，但是宫中一应物件，从来没有皇帝、太后、太子、公主亲自购买的先例。公主虽然喜欢，也无可奈何。
和珅察觉到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对这件红大衣很感兴趣。当时他虽然没有立即买下来，献给儿媳妇，却暗记在心。过了两天，花了28两黄金买下来进献给公主。
公主拿到衣服，这意外的收获令她十分高兴，就在父皇面前夸自己的公公很会办事。乾隆也高兴，证明自己慧眼识英才，对和珅更加信任。
和珅的谋官术百试百灵。
乾隆从登基的那天起，就以康熙为榜样，很想大有作为，决心效仿康熙大帝，三句话不离圣祖康熙。和珅摸透了乾隆的这种心理，就投其所好，常常借歌颂康熙的圣德来赞扬乾隆恩泽四海。
一次，乾隆自言自语地说起苏杭的名胜风景，和珅就借题发挥，绘声绘色地讲起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绝妙之处。同时趁机讲起了圣祖六下江南、体察民情的美德。和珅见乾隆心有所动，趁机跪请道：“万岁爷的文治武功，在万民心中和圣祖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是太平盛世，但万岁爷如果像圣祖那样南巡江南，万民百姓也会感到恩泽四海。”
这几句话说到乾隆的心坎上了。乾隆帝决定巡视江南、体察民情。和珅又获得了成功。
皇帝下江南，最高兴的是和珅，他可以借机大捞一把，满足个人的贪欲。作为皇帝的随行要员，和珅下令沿途各省赶修行宫，铺路修桥，作好迎接圣驾的准备。地方官惟恐接驾不周，惹怒龙颜，所以只好向和珅行贿，请他从中周旋。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买通和珅，乾隆就好打发了。
乾隆南巡，本来是游山玩水，和珅却极尽奢侈，其排场之大，远远超过了当年康熙的规模。对和珅的周详安排，乾隆大加赞赏。
和珅玩弄权术，以逢迎谄媚为能事，终于得到皇帝的喜爱和信任而平步青云，官运亨通。
官场上，权与术关系密切，权是术的根本，术是权的附属物。术与谋比较起来，都含有计谋的成分，但谋见其大，术见其小；谋处处从大局出发，术则通常经个人利益为出发点。所以，突出私利，不以大局为重的手段处处受到人们的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