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和珅还掌握着各省地方官员向皇上进贡特产和其他礼物收退与否的大权。正如嘉庆皇帝所说：“只因和珅揽权、纳贿，迅遇外省督抚等呈进物件，准递与否必先向和珅关白，伊即擅自准驳明示有权。而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这就是说，大量的珍宝珠玉、古玩书画被和珅独吞了，所以他家才有朝珠、挂珠200余串；有颗大宝珠甚至超过了皇上的御用之物。这主要是因为和王申常常把各地进贡来的方物，好的留给自己，次一点的才送进宫中；再则和珅也经常利用进宫的机会，把他看上眼的物件，顺手拿回家中，天长日久，和珅家的珍珠宝物甚至比起宫内来还要好，还要多。例如，曾任两广总督的封疆大使孙士毅从越南归来，带回一个稀世珍宝，即用一颗大如雀卵的玉雕琢而成的鼻烟壶。他准备献给乾隆皇帝。一日，他正在皇宫门外等着上朝，正好与和王申相遇。和珅见孙手持一物，便问道：“公所持何物”，孙答说：“此乃一鼻烟壶耳。”和珅顺手拿过来一看，不觉一阵惊奇，赞不绝口道：“以此相惠可乎？”孙士毅一时感到很为难，“大窘日：‘昨已奏闻矣，少选即当呈进，奈何？’坤微哂日：‘相戏耳，公何小如是’。阅数日，复相遇直庐，和语文靖：‘昨亦得一珠壶，不知视公所进奉者若何？’持示文靖，即日物也。文靖方谓上赐，徐察之并无其事，召知坤出入禁廷，遇所喜之物，径携之以出，不复关白也，其权势之恣模如此。”但是乾隆帝对此事历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有责怪过他，这就更加促使和珅肆无忌惮地侵吞官私财物，甚至宫廷中的珠宝了。
此外，和珅利用手中的用人大权，在中央与地方的许多部门都安插了私人。他把他的老师吴省兰、李璜、李光云分别安排了侍郎、太仆寺卿等职，并兼任学政，掌握了科举轮选的大权。他弟弟和琳出任四川总督，他弟弟的亲家、原任两江总督苏凌阿，是一个贪庸无耻、只知捞“棺材本”的角色，和珅却引荐他为内阁大学士。此时的苏凌阿已老朽得两眼昏花，举步维艰，需人搀扶，被人讥笑为“活傀儡”。和珅害怕御史对他的不法行为提出弹劾，就选一些老而无能的大臣充任御史，这些人对他感恩戴德，还哪会和他为难呢？这些人为了报答和珅的栽培，也就拼命地搜刮民财和各种宝物奇珍，向和珅献贡，这样，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贪污网就在全国形成了。
8．强盗手腕，变本加厉
清初，清朝廷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政权，实行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特别是在康熙、雍正二朝时期，曾先后治理黄河、运河，开垦荒田，实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和“地丁合一”等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统治阶级也加紧了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加剧了土地兼并，到乾隆中后期，土地已经高度集中了。
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通过圈占、强买和高利贷等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吞占了大片土地，许多地方都形成了“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例如，仅以清最高统治者皇帝为首的皇室所控制的“官田”、“皇庄”就已达八千余万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7以上；和珅本人、家仅出租地就有1266顷。
就连他的两个亲信家人刘全和马八十三（马瑞麟）也占田600顷以上；至于一般地主兼并土地的数字也很惊人。如直隶怀柔（今北京怀柔）一个姓郝的大地主就占有“膏腴万顷”；山西平阳大商人兼大地主元氏也拥有家产“数千万两，实为最钜”。
当时湖广地区（即今湖南、湖北两省）大约有50％—60％的土地均为地主、富户所占领，广西也已是“田大半归富户，而民大半皆耕丁”广大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佃户和佣工。河南一带的农民已是“佃种他人田地者居多”，“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完交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虽获丰收，仅足偿欠”，且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鸡豚布帛，无不搜索准折，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此等风气，大概皆然。”四川、陕西以及京畿地区的广大贫苦农民也必须把收获物的一半甚至六、七成以上交给地主。在长江以南许多地方，贫苦农民甚至“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据史料记载，乾隆统治时期，当时全国不少地区，最少每亩地租五斗，最高到一石八斗。这样，广大贫苦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到头来所得不过数斗，甚至有的人今日完租，明日乞讨、借贷。
除此之外，地主豪绅们还规定佃户租种土地之前要缴纳“揽种钱”、押租钱；他们还惯用“驴打滚”的高利贷，大斗收租，小斗出贷进行非法盘剥。每当秋收季节，地主及爪牙催租逼债如狼似虎。更有甚者，还私设公堂，对欠租的农民任意打骂，甚至关入私牢。在这种残酷剥削下，许多贫苦农民丧失了再生产的能力，到处都是“富者日益其富，贫者日见其贫”。
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的工具。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的《大清律例》中就曾明文规定：“佃户拖欠租课，欺瞒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如佃户抗租不缴，即行严办。”
土地兼并的过程，不但是农民破产沦为佃户或雇工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贫苦人民破产流亡的过程，他们生活无依，流离失所，卖儿鬻女，挣扎在死亡线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统治阶级集团的奢侈腐化，穷奢极欲。最高统治者乾隆帝（弘历）就是一个挥霍无度的典型。他在全国许多地方大兴土木，修筑无数的离宫别苑、寺院庙宇，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驰名中外的圆明园以及北京其他风景区的许多瑰丽的园林宫痦、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多是在乾隆年间竣工的。他还六度“南巡”，每到一地，绅商供奉斗奇争巧，劳民耗财几无虚日。
除此之外，每当乾隆帝与其母后孝圣宪皇太后过生日，都要命令大臣和富商从北京皇宫的西华门经西直门一直到圆明园宫门前数十里的道路上，沿途用彩绸、锦缎和绢花搭起一座座牌楼，每隔一段距离还建造起一座戏台、经堂，并且强迫沿街店铺把门面修饰一新。为此，每次都要挥霍白银一百多万两以上。为了给皇帝、皇太后和皇后祝寿，从中央到地方的文武官员争相“献纳”，送礼，以取得乾隆帝的宠信。仅金佛一项就从全国各地供奉了大小上万个。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帝为其母铸造了一座“藏发塔”就耗费了黄金三千多两，此塔至今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中。
以和珅为首的各级官员，也多是生活奢侈，挥霍无度，每天锦衣玉食，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例如，和珅每天早晨都要服用珍珠，以保颜和脑聪目明，他们一家（包括妻妾、儿女……）每天吃的除鸡鸭鱼肉外，还要吃人参、燕窝、鲍鱼，穿的是皮裘、锦缎等高等衣物，其他日常用物也是清朝最好的，有的甚至是从外国进口的洋货。
一般地主、富商，奢侈腐化也普遍成风。如北京附近的怀柔地主郝氏，乾隆帝出巡“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惜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台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京师米商祝氏“富逾王侯，屋宇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此外还有宛平查氏、盛氏、密云王氏等，“其富丽亦相仿”。“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赀者，不一而足”。还有许多散居南北的盐商、票商、行商也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人们曾说，习尚浮华是万历一变，乾隆一变。
乾隆时代，贪污聚敛之风弥漫。历史上著名的贪官不少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和王申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在和王申的纵容下，文官贪赃，武官克饷，层出不穷。光是地方大吏督抚、布政使就有很多，如国泰、王宜望、福崧、伍拉纳、浦霖等人的贪污案件，每次案发抄没资产都达数十万两以上。特别是管理治黄工程的官吏，为了寻机贪污，竞丧尽天良故意掘开河堤造成水患，至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湖广、四川两省政治腐败，贪污盛行更是全国闻名。自封疆大吏以下各级官员无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如，乾隆晚年的湖广总督特成额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擢用湖广总督，在任三年之久，首为废弛，所有活埋、冒账各案，俱系伊任内之事”。接任者毕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擢为湖广总督，五十九年（1794年）被降补山东巡抚，六十年（1795年）仍授湖广总督。……在嘉庆四年（1799年）九月，有倭什布查奏，胡齐仑经手动用军需底账，毕沅提用银两及送领兵各大员银数最多。”毕沅还与湖北巡抚福宁、藩司（布政使）、陈淮（望之）等高级官员朋比为奸，因而民谣传说：“华不管，福死要，陈倒包”；“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至于他们手下的各级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变本加厉。
四川总督福康安与和珅一样都是乾隆帝宠信的重臣，也是一个贪官。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更是“借查拿邪教为名，将殷实之家肆行讹诈……，任内赃私狼藉，民怨沸腾，人人共知……私设衙役至五千名之多……凡有习教之人，无不遭其索诈，以致不能安身，遂荫异志。”从这条史料，使我们不难理解广大贫民铤而走险，起来反抗的重要原因。
乾隆六十年（1796年），爆发了由石柳邓、吴八月和石三保领导的湖南、贵州苗民起义。清政府从各省抽调大批人力、财物进行镇压。由于湖北、四川二省邻近湖南、贵州，所以这两省人民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但地方官“赋外加赋”，残酷榨取，造成了“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
人祸已亟，天灾随之。在湖北，长江、汉水的河防因长年失修，结果连年发生水灾。据《楚北江汉宣防备览》记载，长江、汉水自“乾隆、嘉庆年间，连年溃堤，岁比不登，民困斯极”！仅就长江来说，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荆州地区“江水泛涨，冲溃堤城”，大水从“两路入城，水深丈余，两月方退，官舍仓库俱没，军民淹毙无算。”同一时期，湖北公安、石首等地，也都连年遭到洪水的侵袭，收成减半，又继之以瘟疫，结果人口“大半逃亡”。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襄阳地区也发生了大水灾。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残酷剥削，使广大人民丧失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这也就更加重了灾荒的影响。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到湖北、四川、陕西交界的深山老林中寻找出路。四川省的情况和湖北大体相仿。乾隆末年，由于接连几年发生旱灾，土地龟裂，颗粒无收，贫苦农民拖儿带女往南巴老林中去寻找生计。
与此同时，清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了严禁“私盐”、“私铸”和大量裁减水手的措施，这样就更加扩大了流民的队伍。
四川省东部和中部本来就是我国井盐产区，这一带盐井密布，大小盐厂星罗棋布。盐厂分官、私两种。官厂规模很大，常有工人千人乃至上万人之多。私人开设的盐厂虽规模比不上官厂，但数量颇多，所以“产量数倍于官”。清朝廷也和历代统治王朝一样采取食盐专卖，从中捞取大量收入。乾隆末年由于盐价昂贵，百姓用盐量锐减，造成了盐厂倒闭，盐工失业。许多盐工无法生活，只好私自背运食盐到陕南一带山区贩卖。因“盐引”为盐商把持，不许一般私人贩运，他们为了对抗“巡丁捕拿”以及盐商的欺压和勒索，便“结伙成群而行”。他们往往从四川出发，“背用木架，盐用竹蔑包安架上，以背负之。撑手有丁字木棒，小憩用木棒撑架，遭雨水辄不能行。至定远不过六日程，盐背必半月，所负重常二百四十斤，包高出肩背，上重下轻，石畸树角，偶一失足，坠陡坡深间，则人毙包烂。此等自食其力之夫，极勤且苦，所获仅足糊口。”当时贩运私盐的人很多，在“井旺时，日以万计”。清朝廷不断下令严禁私自贩盐，再加上商人的多方逼迫敲诈，他们忍无可忍，便不断起来反抗。
所谓“私铸”也同样是无业游民，因生活无着，就偷偷地开矿冶铜，“以铸小钱”谋生。清朝廷屡次下令严加禁止，断绝了这批人的生路，因此他们也不时聚众起事。
在湖北、四川一带，一些破产的农民、流浪者因找不到适当工作，集中在长江、嘉陵江两岸充当水手。他们虽终岁劳作，却不得温饱，过着非人的生活，失业的危险又不时向他们袭来，常常连身上仅有的衣服都变卖一光，成了“精膊溜”。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水手们也不断起来反抗。
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群山起伏，犬牙交错，形势非常险要。由陕西西南部到湖北西北部的蜿蜒群山统称之为“南山老林”；而陕西、四川和湖北交界地区的千峦万壑，则统称之为“巴山老林”。这一带历来就是贫苦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根据地。明代中叶，天顺、成化年间，刘通、石龙、李原等人领导的农民暴动就曾以此为根据地，活跃在广大荆襄地区。后来蓝廷瑞起事、杨文政起事。以及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也都曾活跃在这些山区。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不断有许多贫苦破产的农民迁徙到这里，进行垦荒种地。到清代乾隆年间，又有南方各省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纷纷“襁负而至，佃山结屋，垦土开荒”。仅据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等六县统计，自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年）以后，四川、湖北两省“穷民就食前来”的就有几十万人，而河南、安徽等省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估计当时流落到这里的流民不下数百万人。但因这里山多地少，土质瘠贫，气候恶劣，灌溉困难，因此“纵有丰年，亦仅平熟，必兼别业乃免冻馁”。
流民种类很多，其中可分为棚民、客民和新民等几种。棚民是新到山区的流民，他们多住茅屋；在此生活较久，有一定产业的人则称为“客民”或“新民”，他们多住土屋。南巴老林中的地主、土豪和恶棍经常勾结地方官吏、差役狼狈为奸，鱼肉百姓。以一县来说，“钱粮不逾千两，而民间有数万之累”。他们在一起为非作歹，“无风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今日檄令查某寨，明日差令查某事……山民受其凌虐，无可告诉，无为申理。”地主豪绅们经常借“鼠牙雀角”之事，陷害流民。“差役手奉一票，视为奇货可居……一讼所用动至屡百……，一票必破数家。”他们还往往趁山中农民路途遥远，山路险峻不愿自己到县城上缴“钱粮”的机会，自称“截粮官”，欺骗山区农民。据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记载：“山民应完钱粮，多是几分几厘，而距州县往往数百里，至县城又不能即上库，……则此几分几厘，非一二金不楚。山民不能自完，则差役、地棍于开征时，将山内花户代为完纳，名日‘截粮官’，利征收之早毕，不复稽查，照票一入伊辈之手，故为换延”。当时山民的生活十分困苦，他们“昼炊支礁石，夜宿在空桑，……春深挑野菜，续命糁米汤，……籽种不能够，又债几时粮，辛苦开老林，荒垦仍无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