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著作三十余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
陈平原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色古香的小楼里，陈平原先生娓娓而谈，略带潮州乡音。在二十四岁以前，陈平原的足迹未出潮汕地区。“潮州因为远离中原，文化传统上不太讲‘士农工商’，不会把经商放在最后。潮汕人有商业精神。人多地少，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人闯南洋，外出打拼，做生意。”陈平原说，“也因为人多地少，读书是一个重要的出路。近年潮汕有两个名人：一个是做生意的李嘉诚，一个是做学问的饶宗颐。一方面不排除经商，另一方面又推崇读书。”
陈平原的父亲陈北是读书人，在汕头农校当语文老师，母亲陈礼坚也是语文老师。汕头农校在一座大山脚下，周围都是农村，陈平原的小学、初中教育都在农村学校完成。父亲藏书颇丰，既爱中国传统文学，又受新文学的影响。陈平原清楚地记得，父亲书桌上，放一座白瓷的鲁迅塑像。
少年陈平原已开始读父亲的藏书。“我家的藏书有两种，一种是翻译的苏俄文学，我父亲没有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趣。一种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这是我在农村插队时，主要的精神食粮。所以，我的知识结构及阅读趣味，包括某些方面的缺陷，是早年经历造成的。除了读新文学作品，就是读传统中国文学，包括文学史、批评史等，这决定了我以后走的这条路。”
当陈平原进入初中一年级，“**********”开始了。他回忆：“一方面是我的不幸，没有很好地完成学业。另一方面，父母受批斗，导致我不可能在学校里很活跃。这是因祸得福，‘**********’一开始，我就站在边缘了。我曾经想，如果我是工农子弟，当初或许也会参加红卫兵，批斗老师的大会上，说不定也会很凶狠，或者说‘富有战斗精神’。”
大字报贴出来了，陈平原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1948年到过台湾。“潮汕人都有出外闯荡世界的传统。父亲高中三年级辍学，说要当文学家，朋友介绍他到台湾的《中华日报》当校对，业余写诗。他在那里确实发表了好多诗文。199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还专门带父亲的诗集去找《中华日报》。当然，因为他不是重要人物，《中华日报》报社职员1948年的大合影里没有他。父亲1948年初到了台湾，一年以后回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这一经历，使得他50年代以后不断受怀疑，因为，没办法证明他不是国民党派来的潜伏特务。这也让我很早就明白，人的命运，有时候不是自己能掌握的。谁能预先想到，小小的海峡成了不可逾越的天堑？”
周围的干部子弟穿着旧军装上街，而陈平原既没有这个本钱，也没有这个愿望。“**********”期间，父母受批判，陈平原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两个弟弟和奶奶，必须承担起家庭的重任，面对各种生活困难，因而没有介入一系列大的政治运动。“****”中唯一积极参加的活动是，大串联时，陈平原带着两个弟弟从潮州步行到了汕头。这是第一次出远门，出门时兄弟仨扛着旗子，走了两里路，把旗子一扔，就自由了。路途太远，走不下去，兄弟仨雇了一辆自行车载着他们。走到汕头，住了几天，看大字报，听说广州有流行病。“我估计也是政府吓唬大家的，要我们赶快回家，不要再往上走了。”兄弟仨上街看到烤白薯，买了烤白薯吃，陈平原就说：回家吧！“因为烤白薯挺香的，人家是吃莼菜鲈鱼想起家乡，我们是吃烤白薯想起应该回家。”
三年的初中阶段，陈平原除了短暂的复课闹革命，没有多少时间安静读书。1969年，陈平原初中毕业，因为父母的问题，学校不允许他再继续念书。许多人上山下乡，陈平原却选择了回老家。“潮汕人有一个特点，年轻时外出闯荡，挣了钱，回老家买田地，盖房子。这个祖屋只要能盖得起来，一般是不动的，将来子孙不管哪一代人落难了，可以回来。原先我父亲在外面工作，我奶奶也都出来了，房子就空在那边。我们逢年过节有时候会回家，跟父老乡亲叙叙旧。到‘**********’，父母说：如果落难，回我们老家，父老乡亲会帮助我们的。”1969年秋，陈平原带着两个弟弟及奶奶，回到离潮州城十多公里的小山村，真的得到父老乡亲的照顾。虽然陈平原才初中毕业，但父老乡亲相信他一定胜任教书。于是，十六岁的陈平原一面当民办教师，一面在家自修。1970年9月，被囚禁两年多的父亲终于可以回家了；又过了两年，父亲回汕头农校教书，工资全额发放，家庭经济好转。于是，陈平原毅然放弃教书，跑去潮安磷溪中学（原潮安四中）读高中。当时很多人觉得意外，因为在农村里当老师是一个好职业，不用下田干活。他们都认为陈平原太傻了。高中毕业后，陈平原当了半年农民，再继续当民办教师。从1969年秋到1977年底，陈平原在农村整整待了八年，幸亏家里有藏书，加上他又没有别的不良嗜好，才不至于荒废学业。“比起正常上大学的人来说，我没及时得到名师指导，走了很多弯路，有很大的遗憾。我和现在哈佛大学教书的王德威同龄，我问他1978年春天在做什么，马上知道差距。我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他已经去美国念博士了。那年我二十四岁，在今天，这已经是硕士毕业的年龄。这个状态，导致我知识结构上有比较大的缺陷，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自学的能力。因为很长时间里不是靠老师带出来的，全凭兴趣读书，不受现代学科设置的限制。把读书和生活混合在一起，这倒是跟传统中国读书人的趣味比较接近。”
1977年，拨乱反正，政府决定恢复高考制度。陈平原的命运从此改变，他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登在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多少年后，陈平原不无感慨：大浪淘沙，各种偶然因素，留下了我们这些人，能走到今天，不容易。
1978年2月，陈平原搭上村里的拖拉机，再转长途汽车，往广州念书。回望家园，陈平原说，潮汕人经常自嘲是“省尾国角”——广东省的尾巴，中国的边角。“那时候潮汕没铁路，我上大学之前没坐过火车，也没看过飞机。明清两代，潮汕人搭乘红头船闯南洋，以前出国没有办护照之说，愿意到哪个地方，搭船就走了。对潮汕人而言，从明清一直到民国，海运比较便利。可是，进入铁路为主干的现代社会以后，潮汕在整个交通布局里就变得不重要了。”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陈平原见到了前辈学者容庚、商承祚、王季思、黄海章、楼栖等，沐浴了大家风范。陈平原喜欢苏曼殊，访问过黄海章先生好多次，黄先生听力不行，塞着耳机，两人不断地笔谈，谈苏曼殊，谈佛教，谈诗歌。
1982年1月，陈平原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专业为中国现代文学，导师是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位教授。吴宏聪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与王瑶是联大的前后级师兄弟。在研究生期间，陈平原撰写了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他到北大读书的重要因缘之一。1984年秋，陈平原北上求学，成为王瑶最早，也是北大中文系最早的博士研究生。此后的学术生涯，陈平原与北大中文系紧紧地联在一起，2008年9月起任系主任。
回首前尘，陈平原引用日本人福泽谕吉的话“一生而历二世”：一辈子经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这既是一种尴尬，也是一种幸运。
李怀宇：你真正接受文学正规的学术训练是从中山大学中文系开始？
陈平原：对。以前也读书，不过是自己读。这跟进大学接受专业训练，还是很不一样。对于大学生来说，名师当然很重要，但校园风气以及同学间的交往，同样让人怀念。1979年春，中大中文系学生创办了文学杂志《红豆》，不仅同学风华正茂，办杂志也是与整个社会对话，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们这一代，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往上走，不容易。进大学以后，跟随着整个时代思潮，不断被调整自己的立场与趣味。原来好些幼稚、糊涂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清洗出去。那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对于像我这样后知后觉的人来说，首先得把以前受的不好的教育影响清除出去。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比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要困难得多。一张画，已经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线条，修改起来非常困难，必须先把一些错误的线条擦掉，要花很大的精力，而且，这种自我否定很痛苦。
李怀宇：对你个人来讲，如何清除前一个时代的教育呢？
陈平原：“**********”中，我插队下乡八年。在农村里，文学是唯一可以自学且向上发展的事业。你的数学再好，物理再好，在那种环境下，根本走不下去。在劳动、教书之余，我练习写小说，写诗歌，写戏剧，写相声。没有名师指导，也没有朋友交流，全靠自己摸索，加上内心不够强大，必定受当时报刊的影响。你孤零零在山村里，自己读书写作，不想发表则已，一旦想要发表，就受时代风气及流行文体影响。进了大学以后，我发现自己没有好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写作的思路、趣味、文体以及表达方式，都是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所以，要好长时间把它清除出去。大概到我读大学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才觉得好像有点自己的体会了。前面两三年，一直在战斗，与其说跟外在的错误思潮搏斗，不如说跟自己内心深处残留的趣味、知识、思考方式搏斗。有的人路子走得很顺，不必经过这个过程；但经过这个过程的人也有好处，会养成一种自我反省的习惯。凡事不会太得意，也不会太自满，会不断地反省自己，有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冲动，内心深处常常翻江倒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
李怀宇：到北大读博士前，钱理群为了使你的学术风格更能为北大教授们所接受，多次写信给你指导，那时你每周总有一两封北大来信，同学间纷纷传说你在北京有位女友，老师们也有所风闻，都说你急于离开广州可以理解。那时候考博士的经历也颇为传奇？
陈平原：也没有那么传奇。当时中大中文系没有招博士生，北大中文系也还没有。我是想硕士毕业后到北京工作。最初我找的是社科院文学所，因为我的老师陈则光先生认识那边的某位领导。久居京城的人，无法理解一个外地青年进入北京后，为何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外地青年进京，大概都像我一样，拿着老师的介绍信，一个个访问。我哪知道北京学界有那么多矛盾。就像你告诉我，上午采访我，下午采访谁，那个人如果刚好是我特别看不起的，那我心里就不舒服。时隔多年，我才明白这里的道道。今天广东挺辉煌，但80年代初不是这样的。京城里的文化人大都认为，广东人不就是有点钱嘛，读书那是不行的。广东学界有句口号，写文章要“跨长江过黄河”，不能只待在岭南这一块地方。当我提出要北上时，导师吴宏聪老师告诉我：你去考，考得上北大，让你走；考不上，就留下来，中大也挺好的。我当初的想法很简单，非要到外面走走不可，转一圈再回来，也行。我来北京，只认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黄子平，黄是广东人，与苏炜是老朋友。到北大找黄子平聊天，送上一份准备参加学术会议的论文，是油印的，题目是《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子平又把论文给了钱理群。老钱比我大15岁，已经毕业留校当老师，是王瑶先生的助手。钱理群看了我的文章，当天晚上就去找王先生，说把他弄到北大来吧。于是，王先生出面跟中文系说，要我来北大中文系教书。系里同意了，报到学校，学校说：从中山大学招人？你要觉得好，就把他招来念博士，博士毕业再留校。在我之前，北大中文系没招过博士生。王瑶先生说：好，那我就招。就这样，我成了北大自己培养的最早的文学博士。
李怀宇：我问过乐黛云老师，她想跟王瑶先生学现代文学，王瑶先生对她说：“你最好是学古典的，古代的人不会从棺材里爬起来，跟你说你评论他评得很不对。”
陈平原：这是开玩笑的话，做不得准。他确实讲过，某著名作家挑着自己的著作，跑来责难，为何《中国新文学史稿》对她评价不高。这也是王先生不跟当代作家打交道的缘故，认识了，容易有私心，难得公正评价。不过，作为学者，选择什么研究对象，大有深意在。王瑶先生有很好的学术敏感，我在《念王瑶先生》一文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1940年代撰写的《中古文学史论》，现在还是这个领域最好的著作之一，在学界备受肯定。西南联大好多文史学者做中古研究，是因为有“南渡情结”。1950年代初，王先生转过来做现代文学研究，不是纯粹的“遵命”，他的老师朱自清先生1929年春最早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而王瑶本人早年在清华念书时是左翼学生，特别崇拜鲁迅。因此，王先生从古典文学转过来做现代文学，对他自己来说，既是时代需要，也是兴趣所在，同时也是一种明确的学术史判断。当然，王先生晚年依旧对中古文学有兴趣，经常跟我谈陶渊明、《世说新语》等。我在《念王瑶先生》中提及，先生晚年为台湾大安书局编过一本论文自选集，题为《从古典到现代》，可惜出版时改题了。写文章时凭记忆，后来找到那通书札，初拟的书名是《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因此，三年前，我以此为题，为王先生在北大出版社刊行新书。无论视野、趣味，还是具体论述，兼及古代与现代，这是王先生治学的特点，也是其魅力所在。
李怀宇：你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到学术上“隔代遗传”的问题。在院系调整之后，很多学者在最好的年华里都经历了反右、“****”，这是非常可惜的。你在同龄人里有没有探讨过“隔代遗传”这个问题？
陈平原：这一说法，自认为有见地，但也招来不少非议。我说的是大趋势，不针对具体学者。上世纪50年代培养的大学生，有非常出色的，我并没说他们都不行。只不过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我们进大学的时候，还没调整好学术姿态，并在历史舞台上充分表演。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这代人中的佼佼者，其才华方才得到很好的展现。至于70年代末，在思想解放大潮中，学术也在急剧转向，老一辈学者因为“没有改造好”，很容易回到三四十年代的大学传统，中年一代解放后上大学，经过诸多政治运动的洗礼，留下很深的印记，转过来不容易。我们则因为念书少，底子很薄，转弯转得快。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念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确实更多地受民国时期老学者的精神风范、学术态度乃至治学方法的影响。中年这一代，日后很多调整到位，也做得很不错。不能因为我说的“隔代遗传”，而否定他们的业绩。那样不公平，也不是我的原意。当一个时代转折的时候，刚刚站稳脚跟的人最痛苦，因为好不容易适应上一个时代，又必须跟着连续急转弯，而转的速度又不如后来者快。我开玩笑说：你看出名以后再到国外念博士的，一般很难适应，因为他/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路与底色；反而是刚大学毕业的，一张白纸，很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但是，这种痛苦挣扎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财富，一旦转型成功，会很有深度的。
我曾经说过，在整个20世纪，能平静读书的时间并不多，即使是冯友兰那一代人，中间碰到抗日战争、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甚至十年“****”，其实也受到很多的挫折。王瑶先生跟我说过：“都说耽误了10年，耽误在哪10年，是大不一样的。我耽误在创造力最旺盛的10年，等到可以重新起步，已经力不从心了，这是天大的遗憾。你们这一代，耽误在起步阶段，实迷途其未远，将来还可以补救。”可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从大学毕业到今天，也已经30年了。别的专业我不敢说，在北大中文系，我问了若干同事：我们是否全面地超越了我们的前辈？答案是“否”。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遗憾，实在不敢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在人文学方面，我们不敢说比唐代人聪明，也不敢说比宋代人更有学问，或者说比古希腊人更有智慧。自然科学有一个明显往上走的趋势，人文学不见得。做文学研究，你今天跟李白对话，过了50年，还有学人也在跟李白对话，不见得50年后就一定比你强。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比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品味与心情。我指的是一个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古人的体贴，还有想象力、艺术感觉、表达方式等。所有这些，不全是时间问题，也不全是学问问题。生活在太平年代的学人，写得多，但不见得好。就像我们今天，很容易“著作等身”的，但不敢说比那些只写了一两本书的前辈强。
李怀宇：我看典型的例子就是宗白华先生，学问很好，著作很少。
陈平原：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刊行过四卷本的《宗白华全集》，扣除翻译作品和小诗，真正的论著并不多。可读过宗先生书的，都承认他学术境界很高，内心很强大，对文学艺术的品味，以及对人生的洞察，都是独一无二的。书不多，但绝对传得下去。
李怀宇：你在文章中回忆到当年和钱理群、黄子平三个人在北大的小屋里面聊天，后来聊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来。我常想，文化有时候是有所谓的气场，像古代的《兰亭集序》。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喝咖啡、喝茶、抽烟，看似很散漫的思想碰撞，往往聊出学问。我看有些人的回忆录，比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韦伯周围的那些人形成一个“韦伯圈”；英国思想史家伯林，他们几个朋友年轻的时候在牛津大学定期开讨论会，少年气盛，目无余子，好像他们就是整个哲学世界的中心。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气氛很重要？
陈平原：对学者来说，师长很重要，同道也很重要。同道之间，无拘无束地“坐而论道”，是很理想的状态。现在也有学术交流，但大都是论文发表会。学术会议过于正式，公开演讲过于正式，博士论文答辩也过于正式，是工作已经完成之后的“呈现”，有成就感，但不够酣畅淋漓。我在北大中文系推动“博雅清谈”，每过一段时间，老师们聚在一起，就某一大家关心的主题，随便聊天。我们已经逐渐失去了在非正式状态下“聊学问”的动力和趣味。1980年代中国学界盛行“侃大山”，后来被认为是汗漫无所归依，没有真正进入“学术状态”。做学问，不能满足于“思想火花”，可那种神聊，还是让人神往。最近20年，我们的好处是日渐专业化，我们的缺憾则是过于专业化，很难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中轻松但又认真地讨论问题。不断地碰撞、对话、质疑、补充，互相挑剔但又携手而行，无论朋友还是论敌，都缺乏这种状态。现在，我们更倾向于把“活”都做完了，再登台表演，全都言之有据，可以马上拿出去发表。没办法回到那种紧张思考、精力充沛、无所顾忌、互相挑战的状态。而且，这种过分专业化的聚会，导致我们只跟专家对话，只跟自己的学生对话，或者只跟学界同行对话，而不太习惯于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跟非本专业人士对话。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都很忙。我批评现在的学术评估，对于人文学的伤害最大。因为，大学里的人文学者没有心思散步了，不再沉思，全都一路小跑，忙着做课题。这样的状态，对哲学、文学、艺术这样思想性的学问不合适，对社会科学比较合适。这些年，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比人文学好，就因为它比较适应这个状态。他们需要申请经费，做各种大型项目，聘很多助手。而人文学者完全可以孤军奋战，就一个人，在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特立独行，与天地对话，与千古文人为伍，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超越具体时代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沉思”，近乎诗歌，也近乎哲学，但也是很好的学问。如今，这种伏尔泰式的散步与沉思，基本上绝迹，这对人文学发展非常不利。
李怀宇：陈之藩先生的《剑河倒影》，写他当年在剑桥大学的见闻，后来金耀基先生也去剑桥了，写了《剑桥语丝》，大概也有这种味道。现在中国的大学里，学者都非常忙，是不是与真正的大学精神相去甚远？
陈平原：在那种“沉思”的状态下，写作不写作无所谓，发表不发表也无所谓。可大学数量化管理以后，不发表就死亡。不只强调发表，还追求发表的量。专业不同，受此规定伤害的程度不一样，人文学受的伤害最深，因为人文学最不适合于量化管理。比如，为什么要申请科研经费呢？对我来说，要那么多钱干嘛？课题费的使用是有严格限制的，最好是买设备，再就是开会或者出差。从事社会调查需要经费，自然科学家做大型实验，更是需要很多钱。人文学不是这样的。可现在各大学衡量学者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你有多少个课题，申请到了多少钱。将工科的评价标准移植到社会科学，再从社会科学转移到人文学，这就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假如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人文学”的“工程化”。其结果是：按图施工，有成效，能检验，但缺乏奇思妙想，创新性严重不足。我甚至断言，再过几十年回头看，第一流的人文学著作，都不是政府支持的“重大项目”。
李怀宇：百年来中国知识人的变迁，从梁启超到胡适到当代，人文学者从非常主流的中心地位，现在变得有点边缘化了。这种趋势跟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关系吗？
陈平原：当今中国，整个社会日趋实际，大家更愿意学一门“谋生的手艺”。这对文学、哲学等“大而无当”的学问很不利。我曾说过，文学是一个门槛很低但堂奥很深的学问。哲学也一样。“****”中甚至提倡工农兵学哲学，老大妈说，不就是一分为二嘛。相对于那些社会需求很强劲或者门槛很高很神秘的专业，人文学主要面对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是“无用”之“大用”。在整个学问体系里面，传统中国读书人从“帝王师”转变为“知识分子”，再转变为某一个专业的“专家”时，这种边缘化的趋势已经形成。但是，在******时代，因为特殊的政治氛围，比如批判俞平伯等的《红楼梦》研究，由《******》引出“利用小说进行****是一大发明”，还有“****”后期的《水浒传》评论，全都是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表面上很热闹，连武将许世友都被要求阅读《红楼梦》，而且要读五遍。可这跟人文学的命运没关系，是政治家在借文学作品说话。不管怎么说，现在不会有人为一部小说发起全国性政治运动，那种热闹，其实是扭曲了文学的价值。今天中国，文学及文学研究不处在社会的中心位置，我觉得很正常；如果整个社会都来关注文学问题或者哲学问题，那才是不正常的。但是，不处在中心位置，不等于人文学不重要。就其对人的精神世界而言，人文学犹如“生命的底色”。至于特定时期，大家注重经济效益而忽略人文学，那是整个社会转型决定的。过了这一段，会逐渐调整的。
李怀宇：当代人文学者，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像梁启超、胡适这样的人？
陈平原：这很难说。我到清华演讲，学生提问，你怎么看我们的大学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校园，三流的教授。我说，这是全世界流传的笑话，不能当真。而且，这么说，对好老师太不恭敬了。离得很近的人，往往很难判断其水平及影响。看一百年前的人，我们比较有把握；判断同代人，有时候是盲目的。再说，一个学者有多大的贡献，有时候是时代造成的，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努力。今天不断追问大师在哪里，我觉得不公平，也没有意义。说不公平的意思是：大师是有时代性的，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不同，知识类型不同，大师的“风采”当然也就有很大差异。确实，晚清及五四那代人了不起，因为他们从传统中走出来，又是直接面对西学的冲击，综合创新能力很强，奠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及学术的格局。但是我们不能说，以后的人全都不行，一代不如一代。再过100年后，也许会说最近这20年的中国，人才很多，也是学术上的“黄金时代”。你别说，有这个可能性，因为社会大转折，是出思想、出学问、出人才的时候。也许，这个时代第一流成果不出在人文学，而在社会科学，因其解决了很多意义重大的现实问题。所以，谈人才，必须考虑时代需求以及知识类型，不能笼而统之。比如，现在做学问，不能再像梁启超那样古今中外都弄，文史哲之外，还兼及财政、金融、法律等。今天你要是像梁启超那样写文章，人家会说你抄袭，因为他很多文章带有编译性质。他是那个时代的“大家”，以一个人来面对整个西方学界，跟我们今天分工严密的状态很不同。胡适也一样，当时就有专家嘲笑他哲学不行，佛学不行，文学也不行，什么都不是“第一”，可他合起来却是“天下无敌”。每个时代都有“专家”与“通人”之争，谈是不是“大师”，先看时代，再说境界，最后是知识类型。与其追问当今中国有没有大师，不如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师”。
李怀宇：今天有些人不停地提到“钱学森之问”，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陈平原：为了落实“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在各重点大学里设立基金，专门培养“天才少年”。最初叫“珠峰计划”，太夸张了，现在改了名，但计划已经在实施。这个思路，有点“举国办体育”的味道，希望赶紧催生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与其把大量经费投在“天才少年”身上，不如改进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让学生普遍受益，为他们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大学应该做的，是创造好的学术氛围，让学生们自由发展；而不是认定谁是“未来之星”，然后刻意培养。说到底，后者的思路还是太急功近利了。
李怀宇：我发现你的专业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时期或者某一种现象，这跟早年的教育是很有关系的？
陈平原：是的，这与早年所受教育有关，下乡时全靠自学，不是按部就班，因此兴趣广泛，读书跳跃。还有一个原因，应该承认是北大的好处。在北大，允许自由开设选修课。你知道，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但我开“明清散文”专题课，讲“千古文人侠客梦”，还有“中国大学教育”、“中国现代学术”等。教育史本不属于中文系的课程，可我照样开，没问题。除了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北大中文系一学期开五十门选修课，那是因为我们老师比较多，不像国外大学一个萝卜一个坑，长期教固定的课程。我们的课程比较灵活，可以跟自己的研究相结合。在北大讲选修课，其实压力很大，除了学生足够聪明，比较挑剔，还有就是，跟随你的研究生往往从大学三、四年级就选你的课。你总得花样翻新，不能让学生老听同样的课。为了这些学生日后能尽快走到学界前沿，我开设专题课，更多考虑学术发展方向，而不一定是自己擅长的领域。念硕士博士时，如果满足于追随已经形成的潮流，选择很热门的话题，那么等你毕业，走上学界，争取到某种发言权的时候，这个潮流已经过去了。必须能远眺，预感学术发展趋势，并朝这个方向努力。而这方面，我比学生有经验，可以帮助引引路，这也是我在北大开课比较杂的缘故。我讲的十多门专题课，都有相关成果问世，但有的日后成书，有的半途而废，有的仍在路上。战线太长，同时关注好几个题目，导致“伤其十指”，而不是“断其一指”，这是我的遗憾。只是考虑到学生的不同趣味，我才坚持这么做。
李怀宇：海外中国文学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跟中国的交流比较多。比如早期的夏志清先生，后来的李欧梵、王德威，海外的马悦然、顾彬，这些人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的文学研究冲击大吗？
陈平原：应该说，一改革开放，我们就开始面对海外中国学家。只是早期出国留学的人少，他们的作品翻译进来的也不多，所以影响不是特别大。而且，那时我们正忙于应付各种现实问题，比如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等，很多是当代中国特有的问题，所以，国内的学者谈起来更加得心应手。90年代中期以后，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到哈佛、耶鲁、哥大等念书，自然受海外中国学家的影响。还有，“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成为热潮，再加上各种国际会议上的对话与交流，彼此间的隔阂越来越小。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立场以及研究方法，毕竟跟国内学者有差异，这就引起大学生、研究生的强烈关注。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文学受整个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很深，大的理论立场、学术框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不说是舶来的，也是深受影响。而海外中国学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走得快。不管是德里达、萨义德、布迪厄，还是哈贝马斯，他们的理论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后，第一波将其引用到中国研究中，基本上都是海外中国学家。因为，他们要跟他们国家的主流学界对话。这十几年，海外中国学家对于中国学者的影响很大。这种对话与影响，有好也有坏。明显的一点是，美国的中国学家是用看待“外国文学”的眼光，来阅读、评判、阐释中国文学。这与我们身处其中的体会，会有不小的差异。各自都有“洞见”与“不见”，除了学术训练，观察点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也有感情投入，但更多的是隔岸观火。这与我们的“剪不断理还乱”大相径庭。在这个意义上，在如何解释中国，以及中国往哪儿走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学者与海外中国学家，还会有密切的合作，但也不排除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甚至激烈冲突。
李怀宇：我就举个最典型的例子，你怎么评价夏志清先生的研究？
陈平原：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那个时代是了不起的著作。你可以说里面有意识形态偏见，有冷战的阴影等，但同时代的学者，有谁不受政治潮流的制约？总的来说，他的艺术鉴赏力很好，高度评价此前我们不太注意的作家如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那是很好的贡献。这方面谈的人多，2010年10月，台北联经出版王德威主编的祝寿文集《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可以参考。其实，他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也很不错，可惜关注的人少。我曾计划在北大出版社重刊此书的中译本，夏先生对先前大陆出版的译本不满意，只好作罢。夏先生是一个自视很高，而且有自己独立判断，敢于直率地表达自家见解的学者，很了不起。当然，就像批评者说的，他有政治偏见，可我们也有偏见，哪个有才华的学者是不偏不倚的？
李怀宇：文学评论就应该像夏志清先生那样非常自信，甚至是自负地说出来谁是最好的。
陈平原：夏先生对自己的聪明有充分的自信，自信到鼓励大家不断表扬他。见面的时候，他会问：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聪明？我们都说：对，你确实很聪明。
李怀宇：我问过夏志清先生：“20年后的王德威会不会成为夏志清？”夏先生马上说：“他早已是夏志清了。”
陈平原：王德威挺好的。在海峡两岸，还有欧美、日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像他这样，孜孜不倦地面对整个“中文小说”发言，而且有非常好的判断力。一般来说，大陆学者关注大陆的小说，台湾学者研究台湾的小说，偶尔也会涉及到对方，但都是有主有从，极少像王德威这样，不管是内地的，香港的，台湾的，新马的，所有用中文撰写的小说，都放在“华文写作”的平台上来讨论。他也是英文系出身，受过良好的西方文论方面的训练，回过头来研究中国小说，十分难得的是，一点都“不隔”。他在台湾的影响更大，不只学问，还有述学文体，好多年轻人模仿。另外，他人很随和，乐于帮助作家，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作家都跟他关系很好。不只个人研究，还组织活动，努力将中国作家推向西方世界。在这一点上，他的作用超过夏先生。
(摄影:郭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