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英国士兵的处境和他们这种带有两面性质的思想感情，吉卜林是非常了解的。他的最大成就是在作品里塑造出了三个情同手足的普通士兵的典型形象，描写了他们的许多带有喜剧性的滑稽的“冒险”故事。这三个士兵就是爱尔兰籍的老兵穆尔凡尼，约克郡的矿工李洛埃，和来自伦敦的小个子奥塞里斯。吉卜林通过他们的“历险”成功地表达了普通士兵的苦闷、欢乐、希望和悲哀，写出了士兵们粗野而乐观幽默的性格、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他们克服困难的机智本领和坚毅气概。在《三个火枪手》里，吉卜林描写这三个淘气的士兵如何设下圈套，捉弄了狂妄自大的视察大员。在《犯疯病的大兵奥塞里斯》里，吉卜林描写了士兵的苦闷：奥塞里斯突然陷入极端的烦恼痛苦之中，想开小差回家去过普通人的生活。而在《在格林诺山上》，约克郡来的李洛埃在伏击印度起义士兵时回忆起了他昔日爱过的姑娘。吉卜林在印度当记者时期经常和士兵交朋友，他对士兵有着特殊的了解和尊重。他在小说里常常写出他们的恶作剧和粗暴残忍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他同时还揭示了士兵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中纯真善良的一面，写出他们的憧憬，为他们呼吁人的待遇和享受幸福的权利。在李洛埃的生活中，曾有个姑娘点燃了他心中高尚的爱情之火，促使他立志向上，做个善良正直的好人。虽说姑娘已经死去，但李洛埃身上善良之心未泯。他和同伴被派去伏击一个印度起义士兵，当枪声响起，起义士兵应声倒地时，李洛埃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士兵是不是也有个姑娘在家里?”然而，李洛埃却受人驱使，不得不和这个同样有着自己的憧憬和希望的印度士兵相对峙和残杀。读者读到这里，不禁为这些受人驱使的普通士兵惋惜。他在投入军队之日起，就已失去了自己的尊严，成了一个“汤米”，“一个该死的，只值八安那的，偷鸡摸狗的汤米，只有一个号码，没有了规规矩矩的姓名”。吉卜林通过三个情同手足的士兵的故事，创造出了普通英国士兵的形象，使读者第一次了解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不再是一个“号码”，而成了活生生的人。吉卜林在这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因此，英国评论家安德鲁·兰在1891年曾写文章赞扬吉卜林写士兵形象的成功：“在吉卜林先生发现的新的人物中，最受欢迎的无疑是他所创造的驻印度的英国士兵。……在吉卜林先生以前，没有任何人想到过要把这一切告诉我们。”
吉卜林粗犷雄浑的风格和他那简洁幽默的笔调，在描写士兵的小说里是表现得最为出色的。当然，在小说里吉卜林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他维护殖民统治的立场，对残暴的镇压行动有毫不掩饰的露骨描写，流露出对强悍者的欣赏态度。这正是妨碍他更深入地描写印度人民的反抗的原因。
吉卜林生活的年代，是英帝国从兴盛走向衰落的时期，到吉卜林创作的晚期，帝国的没落已成定局，吉卜林怀着政治上的失落感，开始热衷于到英国的历史中去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祖宅》是吉卜林晚期的名篇，它通过一对美国夫妇在英国乡村的一所老宅里找到自己的“根”，从而得到内心的安宁和满足的故事，表达了吉卜林精神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他对英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理想化。吉卜林晚期的另一些作品描写的是精神创伤和死亡的题材。《战壕里的圣母》描写了一个阴郁的爱情和死亡的故事。它是通过一个精神陷入崩溃的士兵的口讲述出来的。在《别墅疑云》里，失足坠窗而死的妹妹得不到姐姐们的谅解，认为她是蓄意自杀，因此在她们住过的屋子里出现了两股若隐若现的乖戾之气：一股是姐姐的怒气，一股是妹妹的怨气，它们使得后来住在这幢屋子里的人感到窒闷不安。在这两篇小说里，吉卜林认为只有人与人之间达到相互谅解，才能医治创伤，达到心灵的平静。那个受到刺激的士兵只有在讲出了他的经历，得到了共济会医生的理解，才恢复了理智和平静，而那层笼罩在三姐妹住过的别墅里的阴云，只有在妹妹致死的原因真相大白，得到姐姐的谅解后，才完全消散，使以后住进这所别墅的人感到心情舒畅，皆大欢喜。吉卜林晚期的作品更多地侧重于微妙的心理分析和气氛的渲染，然而他前期擅长的简洁手法，在这里更发展成为高度完美而紧密的艺术结构形式。
《丛林之书》和《丛林之书续篇》是吉卜林最引人入胜的作品。它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富于幻想的神奇丛林王国，使他们结识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可爱的动物形象。我们选了其中四篇：《莫格里的兄弟们》《老虎！老虎！》《国王的象叉》和《白海豹》。我们选的另一篇《在丛林里》，虽说发表在《许多发明》这部小说集里，实际上是《丛林之书》中狼孩莫格里故事的结束篇，因此也一并收入。
在《莫格里的兄弟们》里，故事主人公是在森林中被母狼喂养大的印度樵夫的儿子莫格里。他长成了一个勇武而又聪慧的少年。他的朋友有慈祥的狼妈妈、忠诚的狼兄弟以及足智多谋的黑豹巴希拉、憨厚的老熊巴卢、善良的老狼阿克拉、孔武有力的蟒蛇卡阿，他们在莫格里周围形成了一个温暖的集体，教给莫格里丛林动物必须遵守的“丛林法律”，教给他生活的智慧和谋生的本领。莫格里也运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帮助这些养育过他的动物。他从附近的村子里取来了“红花”——火，制服了狼群的叛乱者和煽动叛乱的老虎谢尔汗。在《老虎！老虎！》里，莫格里离开狼群，回到人类社会，被一位失去儿子的村妇收养。但老虎谢尔汗跟踪而来，要加害于他，莫格里机智地利用村里的牛群设下埋伏，谢尔汗陷入牛群包围，被牛蹄践踏而死。但是莫格里自己也被村里祭司说成是巫师、魔鬼，村民向他扔石子，把他赶了出去。在《国王的象叉》里，莫格里又回到森林的同伴们中间。蟒蛇带他去探访森林深处一座古代城市的废墟，他们发现了一处由一条白眼镜蛇看守的地下洞窟，里面装满了历代帝王的珍宝。莫格里出于好奇，带出一根嵌有宝石的象叉。这根价值连城的象叉在森林里出现后，引起人们的争夺和互相残杀。莫格里目睹了这根象叉引起的屠杀后，毅然把象叉送回了地下洞窟。最后，在《在丛林里》，莫格里终于离开兽群，回到人群中间，成了一名看林人。他运用自己在丛林中学到的本领，帮助林务官吉斯博恩视察森林，和破坏森林的现象作斗争。在另一篇小说《白海豹》里，吉卜林离开了莫格里的故事，描写一头与众不同的白海豹。为了帮助同类免遭人类的残杀，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一处人迹不到的平静的海湾，并且带领同伴迁居到那片乐土上。
吉卜林这些有趣的动物故事，不仅把儿童引进了一个新奇的想象中的天地，而且通过莫格里和动物们的冒险活动，教会他们生活的哲理：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形成一个温暖的集体。同时，每一个人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不屈不挠地克服困难，和邪恶势力作斗争。
吉卜林为了阐述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秩序，在《丛林之书》里创造了一套动物们必须遵守的“丛林法律”，这套“丛林法律”常常被人和吉卜林的维护英国统治的保守立场联系到一起，归结为“弱肉强食”的原则；被认为是吉卜林用来宣传恃强凌弱的思想，为帝国主义掠夺政策进行辩护的理论。
如果对《丛林之书》的内容作一些具体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推论是没有足够根据的。让我们看看吉卜林在故事里对“丛林法律”所作的一些规定：首先，林莽法律要求动物有“无声无息的脚步，明察秋毫的锐利目光，识别风向的耳朵和尖锐的白牙”，以便维持自己的生存，不但可以避开危险，还能进行厮杀和捕猎食物。此外，“丛林法律”不只规定了动物必须维持自己的生存，还规定动物保护母兽和小兽的生存，为繁衍后代作出贡献。《在莫格里的兄弟们》里，每个月圆之夜都要举行狼群大会，让狼群成员认识新生的狼崽，并规定他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杀死一头狼崽”，否则“只要抓到凶手，就立即把他处死”。狼群正是用这条法律制止了恃强凌弱的行为。除此之外，“丛林法律”还有一些有利于动物生存的特殊规定，比如，在《丛林之书》里，写到了禁止动物吃人的法律，因为这回招来人的报复，“森林里每一个子民都得遭殃”。为了避免干旱威胁丛林里动物的生命，“丛林法律”规定，只要河水下降到露出河中央的大石头时，丛林里这个唯一的水源就成了禁猎区。不管是凶猛的老虎，还是狡猾的豺狼，都不得在饮水的地方捕杀麋鹿和山羊。这说明，“丛林法律”的核心是要求动物们遵守一定的秩序，以达到全体兽类能够生存和繁衍后代的目的。在《老虎！老虎！》里老虎谢尔汗正是因为违背了“不许吃人”的“丛林法律”，成了“害群之马”，因此莫格里消灭他的行动得到了兽类同伴的支持和赞同。
吉卜林描写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律”，是有他的用意的。他是要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即在人类社会里，和动物世界一样，人和人的个人利益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因而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荣，人人都要遵守一定的社会秩序。“丛林法律”实际上是吉卜林贡献出来的一条治世良方。但是，吉卜林的这套理论带有浓厚的说教性质，游离于动物形象之外，反而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丛林之书》里最吸引读者的，不是关于“丛林法律”的说教，而是动物之间温暖的友谊和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以及他们和凶残的老虎谢尔汗等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坚决精神。《丛林之书》里莫格里、卡阿、巴希拉等动人的形象和他们身上的美好的品质曾经鼓舞和感染了许许多多年轻读者。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对这部童话曾给予高度的赞扬。他在身陷法西斯监狱的时候，从狱中写信给他的妻子，建议他们的小儿子德里奥读一读这部作品。葛兰西告诉妻子说：“这些故事中荡漾着一种奋发的精神和意志力……我以为这是需要让德里奥和任何一个孩子领会的，如果我们希望这些孩子赋有坚强的性格和昂扬奋发的活力的话。”葛兰西的话十分中肯地指出了《丛林之书》思想价值所在。我们评价它时也应该首先肯定它在这方面的成就。
吉卜林作为艺术家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许多印度生活的短篇小说，有的是纪实性的，它们如实地反映了殖民地生活里粗俗、残暴、悲惨、甚至是骇人听闻的事件，有时，它们又充满诗意、富于象征和寓意，尤其他的后期小说，更注意表现混乱世界中对和谐与平衡的追求。他善于用诙谐风趣的手法表现生活中的幽默，他的三个士兵进行了许多喜剧性的冒险。然而有时，在他的小说里也出现了严肃的沉思和深沉的悲剧情调，引起读者的思索。
吉卜林的作品以简练著称，充满阳刚之气。在他的小说里找不到大段的冗长描写，他善于用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他的故事有时几乎全部是对话，甚至全部是戏剧性独白。吉卜林的对话非常富有表达力，往往寥寥数语就使人物性格特征、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流露无遗。当他笔下那三个著名的普通士兵开始说话时，读者不用看小说里标明说话者是谁，就能从那独特的方言和表达方式辨认出说话的是哪一个。
吉卜林的故事常常是由一个经常出现的讲故事人叙述，这位叙述者常常就是作者本人。他并不是事件的参与者，然而他是一个富于同情的旁观者，往往在他讲述自己目击的事件时，用自己的想法加以补充，使得人物的行动具有更为醒目和突出的含义。同时，叙述者的经常出现，使吉卜林的故事，例如三个士兵的冒险，有了一定的连续性，形成一个整体。
吉卜林的长期记者生涯使他具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同时又要求他的描写精确无误。他在回忆录里提到，当他写新闻报道的时候，俱乐部的朋友们全是他的批评家，“他们要求的是准确性和趣味性，但是首先是准确性。”吉卜林终身保持了“准确”的习惯，对他要写的事物，他通常要进行大量的考察，直到他清楚地了解写作对象的一切细节为止。吉卜林从不回避生活里粗野残暴的现象，不怕别人骂他粗鄙和狂妄。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怀着真挚的深情，他往往是用心灵来感受他们的欢乐和悲伤的。
因此，T.S.艾略特对吉卜林的这段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遣词用句的巨大才能，惊人的好奇心和用他的心灵及全部感官进行观察的力量，表演家的假面具，除此之外，还有能够传递来自外界信息的预见力的奇妙禀赋……这些就使吉卜林成为一个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完全不可能轻视的作家。”
T.S.艾略特编：《吉卜林诗歌精选》，伦敦，费伯与费伯有限公司，1957年版，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