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历史、地理比较枯燥乏味，不大容易取得孩子们的好感。而这本书恰恰是要让孩子们熟悉瑞典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这个任务是不轻松的。作者从教育学观点出发，认为要使孩子了解、熟悉瑞典，从而热爱它，首先要使孩子们产生兴趣，而使他们产生兴趣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用讲故事的办法来传授实际知识，这样能使丰富而宝贵的知识不知不觉灌输入孩子们的头脑。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不但使少年儿童们易于接受，而且可以使他们记得很牢。因此她在《骑鹅历险记》中穿插了大量童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有的是为了向读者叙述历史事实，有的是为了讲述地形地貌，有的是为了介绍动植物的生活和生长规律，有的则是为了赞扬扶助弱者的优良品德，歌颂善良战胜邪恶，纯真的爱战胜自私、冷酷和残暴。总之，在拉格洛芙的笔下，瑞典的地理、历史、文化、植物、动物无不变成了脍炙人口的故事传说。如书中第34章《乌普兰的故事》，说的是两个小学生因为学不懂有关乌普兰省的地理教材而哭泣起来，一位老奶奶就向他们讲起自己母亲给她讲过的一个关于乌普兰地形构造以及它怎样从全国最贫瘠的省份一跃而为全国最富饶、最重要的省的故事；在叙述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历史时，她讲了一段美丽而动人的仙女和渔夫的传说；在介绍瑞典唯一的少数民族拉普族人的风俗习惯时，作者也是采用一个拉普族男孩向一个瑞典族女孩讲故事的形式来叙述。阅读这部作品如同在听一位老奶奶娓娓动听地讲述生动的故事、神奇的童话和美丽的传说一般。这种艺术上独具匠心的手法引人入胜，使作品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形象而生动的比喻是《骑鹅历险记》创作中的另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作者根据儿童的心理，把瑞典的平原山川、城市岛屿和江河湖泊都比喻成孩子们熟悉的东西，一方面引起他们阅读的兴趣，另一方面使他们读后能牢记心头。当男孩子尼尔斯变成拇指儿大的小人儿坐在鹅背上第一次从高空向下俯视时，他看到底下有一块五彩缤纷的大方格子布，不知道是一块什么样的大方格子布。大雁们告诉他那是耕地和牧场，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下面的那块大方格子布是家乡的大平原，那绿色的方格子是去年播种的黑麦田，褐色的方格子是老苜蓿地，那灰黄色的方格子则是庄稼收割后残留着茬根的田地等等。拉格洛芙把瑞典南部一块种着不同庄稼又有房屋和花园的斯康耐大平原比喻成一块色彩斑斓的大方格子布是十分形象而又逼真的，这样的大平原从高空往下看的确像一块大方格子布，而方格子布又是孩子们所常见的布料。在描写瑞典南部第二大岛厄兰岛时，拉格洛芙把它比喻为翅膀被暴风雨撕得粉碎而坠入大海中的大蝴蝶，这个比喻也是妙趣横生的。厄兰岛是位于波罗的海的一座南北狭长的大岛，而其南端又比北端宽阔得多，岛的形状恰似一只断了翅膀的蝴蝶躯体。全书像这类生动逼真的比喻还有很多，使作品呈现出绚烂夺目的浪漫色彩。
作者还十分注意使前呼后应的情节同独立成章的故事相结合。全书在以尼尔斯从人变成拇指大的小人儿，又从小人儿重变成人为主线的故事中间穿插了许多独立成篇的故事、童话和传说，使得各章既自成一体，又互相连贯。拉格洛芙十分擅长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创作。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泰·贝林的故事》(1891)也是运用这一手法，作品发表后引起瑞典国内评论界的非议，评论家们认为它结构松散，不紧凑。拉格洛芙对此不以为然，她1891年在作品刚出版时写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创作能力同我的幻想一样的了不起，否则我怎么能够使每一个章节成为一个整体，又使全书成为一部十分连贯的作品？我深信有人将仿效这种手法。”
见谢什婷·埃克曼的《马尔姆悉那街的奇迹——论塞尔玛·拉格洛芙》，《妇女文学史》第234页，瑞典作家出版社，隆德，1981年。
为了使少年儿童能够看懂、记得住，真正掌握知识，她基本上是用平铺直叙和素笔白描的写法，文字也很朴实，对景物除了必要的几句交代和叙述之外，一般不作重笔浓彩、长篇大论的描写。
四
本书虽然是她的代表作，是瑞典儿童所喜爱阅读和瑞典家喻户晓的作品，并且也是流传广泛的世界名著之一，然而毋庸讳言，这部作品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似乎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当然这些不足是瑕不掩瑜的，并不能因此而低估了这部作品的成就。
《骑鹅历险记》发表后，瑞典国内十分赞赏。文学评论家克拉拉·约翰逊
克拉拉·约翰逊(Johanson Klara，1875—1948)，瑞典作家、文学评论家。在《斯德哥尔摩日报》上撰文称：“在拉格洛芙温柔的手中，学校里的一切科目——地理、历史、植物学、动物学——统统魔术般地变成了萨迦故事，正如斯诺伊
斯诺伊尔斯基，卡(Snoilsky Carl，1841—1903)，瑞典诗人，瑞典学院院士。的诗句中所歌唱的，在课程中干枯的荒漠里开出鲜花，出现歌声和泉水潺潺声，而且可以确信她教的课程会牢牢地扎进青少年们的记忆中。”北欧动物保护协会理事会就作品中对各种动物如此倍加爱护而发电报给拉格洛芙表示感谢。但是在一片褒扬声中却不乏贬词，有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批评。约翰·萨克桑
萨克桑·约翰(Saxon Johan，1859—1935)，瑞典出版商。认为，《骑鹅历险记》“根本不能算是一本儿童读物，杂乱无章和牵强附会的画面使孩子们无法理解其内容……尼尔斯·豪格尔森以什么道德品性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们呢？那就是做好事是为了报答”。他对作品开头两首诗
旧版本一开头有《基督晨歌》和《瑞典地图》两首诗，我们所译的1986年版本删去了这两首诗。
极为反感，批评说“这位女作家在戏刚开场的时候就要给牧师们一个亲吻，给士兵们一个亲吻”。一位名叫卡·维·卡斯特曼的中学校长在《我们的国家》报上批评说，让学生去啃有那么多故事传说和那样风格的大部头著作是不合适的，并且说：“难道学校现在不应该想方设法去阻止男女学生们阅读这类需费尽脑汁才能清楚地理解书中内容的读物吗？”有的人对作品的语言提出了批评，如青年读物作家卡尔·加斯兰德认为它“在语言运用上是失慎的，会引导瑞典孩子们去用令人难以捉摸的语言说话和写作”。这些旧教育制度的卫道士们和形而上学者们的批评言之无物，既不中肯也不得要领。他们咻咻叫喊所看不惯的无非是作者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下，敢于向他们那套陈旧蛮横的教育制度提出一些挑战而已，说不上是什么缺陷。若说是缺陷的话，恐怕是这种挑战还远不够明朗和坚定有力。那么这部作品主要不足之处何在呢？在我看来似乎有以下几点：
这部作品同当时瑞典的社会实际是相脱离的。作品中只看到瑞典的景物风光、山川河流，却见不到人和人民的生活，也见不到各地的民俗风情，更不用说社会矛盾和冲突了。因此在掩卷遐想时，总有一种缺少了点什么的怅然之感，用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就好像是喝了一碗忘了放盐的肉汤一样，虽然甘美肥腴，然而却总嫌味道不够。那么当时瑞典的社会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从拉格洛芙1858年出生到1940年去世的82年中，瑞典国内正经历着经济萧条，农村破产，工人失业，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大批工人、农民被迫远涉重洋到北美去谋生，况且瑞典还面临着强邻的觊觎，作者本人一生中经历了德国于1914年和1939年两度发动的世界大战，而这些社会现实和矛盾在书中却一点都见不到。书里写到人和社会生活的那仅有的一点点篇幅里，展示的却是一幅幅玫瑰色的画面。瑞典社会在她的笔下充满了温馨友爱，没有阶级区别，更谈不上阶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譬如主人公家里那样贫穷，然而日子却过得很幸福，唯一叫人发愁的只是主人公太淘气。书里写到工人住宅时也是庭院围绕，屋宇整洁，充满诗情画意。在她笔下，国王和动物园里的普通工人可以像老朋友一样促膝谈心，企业主个个通情达理，乐于助人。当然书里有时也无法避开一些悲哀的事情，但是作者从唯美观点出发，把一切美化，哪怕在描写贫困农民的苦难时也涂上一层美丽的色彩。比如说放鹅姑娘奥萨的遭遇，她家原有父母和兄弟姐妹8人，家境虽然贫穷却能相互帮助体贴，寒酸的小屋里总是洋溢着笑声和欢悦，后来4个兄弟姐妹和母亲不幸染上流行在全国的肺结核并且相继死去，父亲悲伤得离家出走，放鹅姑娘和弟弟徒步行走几千里，乞讨打工，寻找父亲，途中弟弟又被乱石砸死。对这样一个本来能使人涕泪交流的辛酸故事，作者采用了传说和童话的手法来描写，使它变成了一个美丽而富有神奇色彩的传奇故事，悲哀和不幸都被轻轻地一笔带过，被她有意淡化了。拉格洛芙不想也不愿意用她的笔去反映严酷的社会实际，她曾经表示让她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是困难的，她认为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就像她在本书第22章《卡尔和灰皮子故事》中所称道的那样：这个世界应该是一片不遭到任何侵犯的平安林，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可以听凭自己的意愿繁衍成长。她在191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普初加里的皇帝》中对她理想中的世界作了进一步叙述，那里“没有饥饿，没有贫困，没有粗野的人戏弄不幸的人……那里河水清澈，政通人和……”
见杨永范译的《阿尔奈先生的钱》第336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由于《骑鹅历险记》主要是以少年儿童为对象，因此我们对作者从理想主义出发美化现实不便过于苛求，但是这毕竟使全书逊色不少。不妨作个比较。如果把这部《骑鹅历险记》和她同时代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美国作家，他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发表于1876年。
的《汤姆·索亚历险记》相比，两者的主人公都是十几岁的男孩子，都爱调皮捣蛋。《骑鹅历险记》通过尼尔斯的旅行和其间穿插的大量童话、传说和故事，着重向读者展示了瑞典的地理、地貌、文化、历史、动植物的生活和生长规律，而很少触及当时瑞典社会情况。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通过对天真活泼、追求自由的汤姆的刻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讽刺了死板、贫乏的小市民生活，摧残儿童身心的教育制度和可笑的宗教生活。经过比较鉴别不难看出，《汤姆·索亚历险记》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甚至在语言运用方面，都具有更大的深度和广度，两部作品似乎并不处在同一层面上。虽然这种比较过于生硬简单，然而《汤姆·索亚历险记》一书的影响和受人喜爱的程度远远超过了《骑鹅历险记》，这毕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作者笃信基督教的“爱一切人”的教义并且把它奉为自己的人生观，这在作品中有十分明显的反映，如狐狸斯密尔一直对大雁和尼尔斯紧追不舍，企图吃掉他们，后来狐狸终于被关进动物园，可是当尼尔斯获悉有人要来买狐狸，让他们到一个遥远的岛上去自由奔跑时，尼尔斯却赶紧把这一好消息通报给狐狸；又如老鹰是食鸟的强盗，但是当大雁阿卡发现雏鹰高尔果没有母鹰喂养而濒临饿死时，她费尽心血为他捕鱼，教他飞翔，高尔果长大后像其他老鹰一样捕食鸟类，阿卡虽然气愤得把他逐出雁群，但是当听到高尔果成为笼中之囚时，阿卡又要去拯救他。善良而有爱心，能够理解一切人，爱一切人甚至恶人，这是拉格洛芙要在《骑鹅历险记》中宣扬的观点。此外，她还把改变贫困面貌、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聪明能干和有才智的人身上。她通过那位给小学生讲乌普兰省由穷变富的故事的老奶奶之口讲出了
这一观点，那位才奶奶在故事末尾说道：“世间的事情再公道不过啦，聪明能干可以使乞丐变成王侯，这个道理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可以看出，拉格洛芙在作品中宣扬的这些思想反映了她那深受基督教教义影响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
以上这些不足和局限是由拉格洛芙的出身及成长环境决定的。她出生于庄园家庭，家中不但拥有房屋、土地和森林，还拥有为庄园劳动的佃农。对在这样一个富裕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人说来，她不熟悉工人、农民，她的作品反映不出劳动大众的疾苦是自然的。
篇幅过于冗长是《骑鹅历险记》的一个明显缺陷。40余万字的洋洋巨著使孩子们阅读起来未免太费劲。为了集地理、历史和文化于一书，有些章节似乎显得有些牵强附会，由于过多叙述地形地貌，有些章节显得比较平淡单调，也还有一些重复。
《骑鹅历险记》尽管存在这种不足、那种局限，而且自作品1907年问世至今，80多年来瑞典发生了很大变化，譬如她所描述的昔日阿尔恩岛上林立的锯木厂已经不复存在，荒漠上长出了郁郁葱葱的树木，猖獗一时的肺结核得到了控制，昔日往北美的移民早已停止，与此相反的是大量外国人向瑞典迁移。尽管如此，《骑鹅历险记》一书仍旧不愧是一部集知识性、趣味性和欣赏性于一身的、介绍近代瑞典的优秀读物，不失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