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先生是1997年3月12日去世的。
1997年3月13日下午，当洪雅林场的同事陈国治在电话里告诉我刘绍棠先生不幸仙逝的噩耗时，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那些年，文艺界不时传出刘绍棠先生病危的消息，可每一次他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了，况且几天前我还和绍棠先生通过电话，他说他身体没多大问题，要我去北京时到他家坐坐，要我转达对李亚非同志的问候，怎么相隔几天就离开我们了呢？后来我半信半疑地挂电话到绍棠先生家里询问，他的二女儿刘松宁哽咽着给予肯定的回答。邮电局送来的3月13日《四川日报》上，也白纸黑字地刊登了刘绍棠先生病逝的消息。我这才确信他真的离开了我们，我这辈子是再也见不到刘绍棠先生了。
我和刘绍棠先生是1993年11月初认识的。那时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一个笔会，会议期间，有人把我不太成熟的文学作品和个人情况介绍给他，我给他通了个电话，他跟我约定了见面的时间，于是与他素昧平生的我，得到了拜访刘绍棠先生的机会。那时的绍棠先生，已经中风偏瘫五年多了。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是一位很不起眼的小字辈。十六岁因家贫辍学务农后，作家梦成为我最美好的人生梦想。当我在《1981年全国获奖短篇小说集》里面读到刘绍棠的短篇小说《峨眉》时，少年的我，被作品中优美的语言、曲折的情节、清新的泥土气息和男女主人公追求美好爱情的高尚情操深深地打动。有人告诉我，说作者刘绍棠是位五十年代就出名的“神童作家”，专用手中的笔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不久我又拜读到他的《蒲柳人家》《小荷才露尖尖角》《豆棚瓜架雨如丝》等作品，惊叹之余，油然生出一股浓浓的敬意。当听到县里的文学爱好者们大谈特谈他们乃至他们的父辈如何从中学时代就崇拜刘绍棠先生时，绍棠先生在我心中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来到北京前门大街北京作家宿舍楼704室门前，面对即将见到的乡土文学大师，面对“胡耀邦亲手栽培的大才”，我心里像揣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有些紧张。我不顾门上那张“老弱病残，四类俱全，伏枥卧槽，非比当年，整理文籍，刻不容缓，人命关天，请勿打扰”的谢客条，断然叩开他的家门。书房的轮椅上，立刻传来刘绍棠先生洪亮的声音：“是罗大佺同志吗？请进，快请进！”正在写稿的他见我进去，立刻放下了手中的笔。
刘绍棠先生亲切地和我握手，细细地打量着我这位来自山村的农村娃，关切地询问我的年龄、学历、家庭状况、工作情况、创作经历以及那次笔会的概况，朴实得像田野上的父老乡亲。绍棠先生说四川是个好地方，历朝历代都人才辈出，四川的马识途和他很熟悉。他还说农村青年搞文学创作不容易，要我扎根乡土，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搞出点名堂来，并说以后和我建立通信联系，给予我写作上的支持。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带去的《瓦屋山》报呈送给他时，他当场阅读了部分文章，称赞这张报纸办得不错。我趁机请他为《瓦屋山》报题词，他爽快地应承下来。和刘绍棠先生合影留念后，见时间不早，我准备告辞离去。他喊住已经转身的我，拿出案头上他著的《我的创作生涯》一书，签上“罗大佺同志存念刘绍棠1993年11月北京”，吩咐他的孙孙刘丝丝把他的印章拿来，郑重盖上后递给我。吩咐他的儿子刘松萝先生将我送出家门，送上电梯，嘱咐我回四川时一路小心。
刘绍棠先生是同新中国一道成长起来的作家中的佼佼者之一。中学时代就以敏捷的文思创作出一系列震动文坛的作品，受到文艺界的称赞和当时的团**********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厚爱和关照。在被错划为“****”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二十二年间，在胡耀邦同志的支持下，仍然笔耕不辍，创作出了长篇小说《地火》《青草》《狼烟》和中篇小说《芳草满天涯》。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后，更是以饱满的激情创作了《京门脸子》等六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多次荣获全国大奖，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等多国文字介绍到国外。他的名字和业绩多次载入各国《世界名人录》。1991年7月1日刘绍棠先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表彰为“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专家，终生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刘绍棠先生虽然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世界文化名人，却从不拿架子，以师长般的情怀，大力扶持文学青年。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经他培养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有五十多人，加入北京作家协会的有一百多人。
与刘绍棠先生相识后，他常常指导我读书和创作，嘱咐我要能够潜心读书，甘于寂寞，并向我推荐了一些好书。后来我的作品在《人民日报》《四川文学》等报纸杂志发表，并荣获《中国林业报》《四川林业报》，乐山市人民政府峨眉山文艺创作奖后，刘绍棠先生没有一句夸奖的话语，只是鼓励我要不断努力前行。
洪雅县副县长李亚非，她和她父亲都是刘绍棠先生的崇拜者。当李亚非准备把近年来发表在各级报刊的散文编辑成册时，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刘绍棠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为她作序。邮局不慎将绍棠先生邮寄的序言信件遗失，他又毫不迟疑地重写一遍寄来。
对《瓦屋山》报的成长，刘绍棠先生更是给予了诸多的关心。在初次看过《瓦屋山》报后，刘绍棠先生寄来了“洪雅文化，森林美景，乡土特色，地方风味，扎根本县，进村入户，誉满巴蜀，名传京都”的题词。1995年12月他再次应邀为《瓦屋山》报创刊三周年题写了“《瓦屋山》报创刊三周年来，已经根深叶茂，祝愿今后办出特色，办出风格，办出档次，植根天府，跨出盆地。苕花虽然小，敢比牡丹开，在全国县级报刊中，‘这边风景独好’”。他常说，一个地处边远山区的国有林场能办出这样一张地方小报，很不简单，这说明洪雅林场党委很有眼光。希望洪雅林场党委能加强报社的力量，把报纸办得更有特色、更有档次，为提高洪雅林场自身的知名度，扶持文学新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起到积极作用，并要我将他的意思转达给洪雅林场党委书记、场长马朝洪同志。他还寄来《青草》《狼烟》《我的创作生涯》等作品，赠给《瓦屋山》报社。
和刘绍棠先生认识的三年多里，虽然远隔千山万水，见面次数不多，但我们从没间断过联系，我依然是他家的常客。每当他听说是“四川小罗”的电话时，总是亲自来接。有时是想向他讨教一些问题，有时是想向他倾诉一下心中的烦闷。每次不管什么原因，什么话题，他都不厌其烦，给予解答和鼓励。1994年1月《瓦屋山》报发表他的题词时，不慎将配发的他的照片放斜了。报纸出来后，我怀着内疚的心情写了一封短短的致歉信附在报上寄给了他。不过十来天，收到他的回复：“罗大佺同志，新春大吉！《瓦屋山》报10期收到，我很喜欢，向编辑部同志们问好，握手！刘绍棠1994年农历正月初六”。这还只是一件小事。1957年的“反右”运动向他发起讨伐时，一位记者歪曲事实，在当年8月27的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诬陷刘绍棠扬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下乡还带一竹篮子馒头”，专门谈论“姑娘在河边养私生子”，“每月只交一角钱党费”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报道，给当年的刘绍棠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后来那位记者给刘绍棠写信承认错误，刘绍棠原谅了他。当“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郑恩波撰写《大运河之子刘绍棠》义愤地点了这位记者的姓名时，刘绍棠看了稿子后对郑恩波说“至于那位记者，就不要点他的名了，他已经给我写信承认错误了。人不怕做错事，改了就好嘛！”
我和刘绍棠先生的最后一面是在1996年9月10日。
那时我借调到《中国林业报》社工作已近三个月，尽管赴京前就准备去看望他，可近在咫尺，却因事情太多未能如愿。那天也不巧，找他的人很多。我刚坐下，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杲向真就来为她儿子求字，刘绍棠先生热情地给我介绍：“这是我的老大姐。”接着，郑恩波来找他研究事情。辽宁的小读者窦新平来看望刘伯伯……窄窄的书房顿时水泄不通。当他们办完事离去后，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钟头，刘绍棠先生疲惫得额头沁出细细汗珠，他仍微笑着接待我。看着他浮肿的身体，我要他多注意休息。他说他前阵得了场大病，肚里装了好几公斤水，住了两个多月院。这阵子虽然出院了，仍不能喝咸吃硬的，甚至馒头和菜都不能咽，只能喝面汤，吃软一点的饭。医生要他别太累了，至少休息一年时间，可他实在放不下手中的笔，身体好点的时候，还是要多写作品。现在不能写就整理文稿编书，今年专门给孩子们出了一本书，叫《刘绍棠中学时代小说选》。接着他签名送了一本给我。说这本书收入了他初中、高中时代发表的小说，以后还要编一本大学时代小说选，届时再送我一本……可惜我还没有拜读到他的《刘绍棠大学时代小说选》，病魔就夺走了他那对一个作家来说还很年轻的生命。
六十一岁，对一位作家来说，正值青春年华。何况刘绍棠先生刚在两个多月前的全国第五次作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还有许多事情等待他去做……绍棠先生的去世，令文艺界叹息了许久，悲痛了许久。
刘绍棠先生去世后，我给他家发了唁电，写了篇纪念他的文章发表在《瓦屋山》报上。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风范和高尚的人格，永久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2012年3月12日于雅安
原题《想起当年刘绍棠……》，载《雅语》2012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