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并没有自己出面，而是找到了财政部长熊希龄。他的意思是让熊希龄直接跟六国银行商谈借款一事。
袁世凯虽然没有直接出面，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在给内阁，尤 其是内阁中处处与袁世凯作对的那些同盟会员们一个下马威。一旦借款成 功，这些人将会颜面无存。
对于这一点，同盟会员们自然很清楚。于是，在熊希龄与六国银行商谈 的时候，他们便打着维护国家主权的旗号，四处煽动对袁世凯和熊希龄的不 满情绪。而熊希龄这一边，由于他还是当时一个大党共和党的部长，因此共 和党的成员就把怒火烧到了内阁总理唐绍仪身上。在这些共和党成员看来， 正是由于唐绍仪办事不力，勉为其难的熊希龄才背了黑锅，进而遭到舆论的 谴责。
于是，一时之间，几派人吵得不可开交。几方都开足了马力，利用各种 舆论媒介恶意攻击对手，北京街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游行示威者。
局势再度混乱起来。这个时候，其实内心最难受的还是唐绍仪。他觉 得，自己好歹也是袁世凯的心腹，怎么袁世凯却不顾旧情直接让自己难堪 呢？这个实干家不明白，其实袁世凯针对的并不是他这个内阁总理，而是内 阁制这种制度本身。袁世凯想让人难堪，也是要让那些同盟会的部长们难 堪！
不过，这一切都是旁人的眼光了。对于性格强硬的唐绍仪来说，袁世凯确实冒犯了自己。于是，他在一怒之下向袁世凯提出了辞职。
对于唐绍仪的辞职，袁世凯自然不会接受。他的目的本来就不是让唐绍仪下台，毕竟，唐绍仪还是自己人呢！因此，在经过袁世凯的一番解释和好言相劝后，唐绍仪才收回了自己的辞职信。尽管如此，在袁世凯和唐绍仪这对曾经十分亲密的战友之间，经过这件事情，已经有了不那么和谐的因素。这就为唐绍仪最终的离职埋下了伏笔。
架空的“责任内阁”
唐绍仪没有离职，但是向六国银行借钱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确实也是，这时的中国人自己还打成一团呢，怎么可能齐心去跟外国人谈判，何况是借钱！
钱借不回来，北洋政府的财政缺口便无法填补。这样一来，头疼的还是北洋政府本身。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北洋政府的财政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支撑军队的开销了。要知道，当时全中国的军队数量达到了95万之多。仅仅在南京的军队也有将近十万人，这么多人可是每天都要用钱的。
无可奈何之下，北洋政府只好规定，军队在哪里，哪里的政府就要负责其军费。这一举措，虽然暂时缓解了北洋政府的财政危机，但是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因为地方政府把这些费用通过各种税收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身上。
尽管采取了这个办法，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没有得到很大的好转。为了进一步开源节流，北洋政府的参谋总长黄兴自动解除了南京留守一职，并且把自己管辖的一支10万人的军队，三分之一编成三个师，由江苏省的地方财政负责军费；三分之一撤回各省；其余三分之一则就地遣散。
黄兴此举，无疑是想减少中央财政的负担。然而，他却没有顾及到其他同盟会成员的感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10万人的军队之中，大多数人都是革命党人。黄兴的做法，等于是削弱了革命党人的力量。
当然，作为德高望重的同盟会员，黄兴一直以来都受到革命党人的拥戴。即便他裁掉了自己的军队，依然没有同盟会员怪罪于他。同盟会员们怪罪的，则是唐绍仪。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唐绍仪没有能力主持好内政，才使得革命党人削弱了力量。
一时之间，对唐绍仪的谴责又甚嚣尘上，弄得唐绍仪几乎没有一点国务总理的尊严，反而整天都灰头土脸的。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唐绍仪又和袁世凯发生了矛盾，更是让唐绍仪伤透了心。最终，觉得孤立无援的他，选择了离开。
唐绍仪为什么又和袁世凯发生矛盾的呢？其实，事情就出在直隶总督人选上。
大家知道，唐绍仪在组建内阁时，南北双方曾就陆军总长的人选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相互妥协的约定：由北洋军将领段祺瑞出任陆军总长，为“公平”起见，南方的王芝祥则出任直隶总督一职。
对于这样的结局，革命党人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们原本的意思，就是想要在中央政府所在的北京占据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而王芝祥当上直隶总督便可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在双方商定之后，唐绍仪就立即回到北京，以省议会的名义电令直隶政府，让他们准备迎接新的总督王芝祥。可是，还没等王芝祥从南京出发，直隶就出事了！
原来，直隶的警察厅长杨以德等人在得知会有革命党人来当总督之后，便以直隶五路军人的名义向北洋政府发出抗议，反对王芝祥来直隶上任。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唐绍仪为什么会跟袁世凯起矛盾了吧。作为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唐绍仪对他在北方的势力分布自然一清二楚。这个小小的直隶警察厅长，也是袁世凯的手下。而且，假如没有袁世凯的授命，杨以德等人是不敢直接抗命北洋政府的。换句话说，在唐绍仪看来，背后指使杨以德等人违抗自己命令的就是袁世凯。
这一次，唐绍仪的看法一点没有错。袁世凯的确是在借王芝祥上任这件事与内阁抬杠，或者说是争权夺利。
当袁世凯“得知”杨以德等人竟敢违抗中央命令的时候，他显得十分生气，甚至当面责骂了杨以德等人，说他们这种行为属于“军人干政”。但是，转过头来，他又跟内阁的那帮子人商量起来，说既然直隶地方上的人不满意王芝祥，那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一个人来直隶当总督。可是，当袁世凯被问到究竟应该由谁来任此职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任命了自己的爱将冯国璋。
假如冯国璋上任直隶，那么王芝祥又该怎么安排呢？总不能让革命党人一点“好处”都捞不着吧？袁世凯自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便将王芝祥改任为南方军队的宣抚使，这样一个好听好看却不中用的闲职。
事情到了这一步，唐绍仪已经看出了袁世凯的用意：跟四处限制自己权力的内阁对着干，夺取更多的话事权。这时的唐绍仪也来了一股子倔劲。他心想，咱们都是体制内的人，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于是，当袁世凯发布了任命状之后，按照程序找到唐绍仪副署签字时，唐绍仪拒绝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王芝祥是内阁选出来的直隶总督，是自己亲自定下来的，应该得到这个职位。
袁世凯见唐绍仪开始发飙了，起初还好言相劝，说这不是自己的意思，而是直隶那帮人不配合。假如硬来的话，万一弄得军人造反，事情就不好收拾了。
对于袁世凯的诸多借口，唐绍仪简直熟悉到了极点。他依旧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示不愿意副署签字。
就这样，两个人杠上了。唐绍仪对袁世凯说，你可以任命冯国璋，可是我坚决不签字。而袁世凯也恼了，说你唐绍仪可以发布任命书，但我也不盖总统大印，看你怎么办！
不过，在这场对局之中，最后“获胜”的自然是袁世凯。毕竟，他曾经是唐绍仪的领导，无论手腕还是实力，都要强过唐绍仪很多。
见唐绍仪跟自己彻底撕破了脸，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直接去找王芝 祥，把没有经过唐绍仪副署的委任状交给他，让王芝祥去南京上任宣抚使。
在这件事情上，一直以来都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用强力逼迫王芝祥前去就任，好为冯国璋出任直隶总督扫清障碍；另一种说法则是袁世凯给了王芝祥很大一笔经费，王芝祥拿了钱之后也不敢做声，只好乖乖地去南京上任了。
不管事情的真相究竟怎样，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最终王芝祥去了南京，而直隶总督一职落在了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手中。这一来，在与南方革命党人的夺权斗争中，袁世凯赢了一次！
王芝祥去南京上任，事实上让唐绍仪领导的内阁失去了权威性。本来，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任何官员的上任就职都必须得到总统的任命加上总理的副署签字，实际上是一个双重的任命机制。这样做，自然也是为了防范总统或者总理滥用职权，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私利。
可是王芝祥事件的出现，表明革命党人当初费尽苦心设计的这套权力制衡制度，实质上已经失效了。看来，在当时的中国现实面前，重要的并不是什么制度，而是实力。
这件事情之后，唐绍仪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当这个总理的必要了，一个毫无威信可言、无法正常行使宪法赋予权力的总理，当或者不当又有多大关系呢？于是，这一次唐绍仪连辞职信都没有写，直接回到了天津，关上门“养病”了。
见唐绍仪不辞而别，袁世凯也清楚，自己做得实在是有些不地道。好歹，唐绍仪也曾经跟自己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再说，当初让他出任内阁总理，其实袁世凯也有着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制衡革命党人。上任之后，人家一直在干实事，虽然成绩不佳，但还是付出了努力。总不能好处自己捞光，黑锅就全扔给唐绍仪背吧？
于是，袁世凯便让段祺瑞和梁士诒赶至天津唐府，在安慰唐绍仪的同时，竭力劝他回京继续当总理。然而，这次唐绍仪是铁了心了，他不愿意再过这种夹缝中的日子。的确，被人打肿了脸还得硬挺着，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情。看到昔日的好友，他只是让他们给袁世凯转交了辞职信。
从段祺瑞和梁士诒带回来的信中，袁世凯看得出来，唐绍仪已经寒心了。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好同意了唐绍仪的辞职。不过，袁世凯依旧为他保留了政府高级政治顾问一职，也算是对唐绍仪任职期间辛苦工作的一个“安慰奖”吧！
很多人会说，在唐绍仪这件事情上，袁世凯失去了他以往的江湖义气。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现实中，有些时候很难仅仅从道德上来评价一个人及其行为，尤其在涉及政治上的大是大非这种问题的时候，更是如此。袁世凯确实有些对不住唐绍仪，但是他内心深处却对唐绍仪十分怀念，这种情感最好地体现于袁世凯在唐绍仪的辞职信上写的一段话：
“该总理于共和宣布以前，南京奔驰，为民国效劳甚至。及就任总理，经营擘画，错节盘根，困苦艰难，非可言喻。
民国草创，正赖长才，岂容听其退休，失慈臂助。
特以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得不谅其苦衷……免国务总理本官，任为高级政治顾问。
仍望趁此宽闲，勉自调护，以养疴之余暇，备政治之谘询，将来倚重正 多，当有以副国民之望。”
看得出来，袁世凯对唐绍仪任职内阁总理评价相当地高！他甚至希望， 将来有机会还要借助唐绍仪的帮助，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
不过，这一切对于现实来说，都只能是一种想象了。唐绍仪不可能再与 袁世凯合作，他已经对当时中国的所谓民主政治不抱任何希望了！
总理轮流坐，明天到谁家
唐绍仪的绝望，其实是一种必然的结局。可以说，几乎从一开始，中华 民国的民主政治就缺乏先天必需的营养，因而显得十分孱弱，乃至不堪一击！
为什么这样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对西方近现代的民主政治有一 个基本的了解。在西方人那里，要想建立其真正的近代民主制度，必须有以 下几个条件的配合。
首先，制度层面上，各种权力制衡机制得以建立，形成民主协商的政治 问题解决机制；其次，官员的民主意识很强，摆脱了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一 切都能够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再次，老百姓的民主参与意识极强，社会形成 了能够真正监督政府的舆论媒介。
．从这几个条件来看，当时的中国除了舆论媒介还比较发达、新闻言论还 比较自由之外，其他的几个条件，尤其是官员的民主意识和老百姓的民主参 与意识，简直可以说等于零。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要想建设一个民主共和国，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有 人曾打比方说，这就如同想要在松散的沙滩上建设一座摩天大楼一样困难！
因而，出现总统和内阁之间的矛盾，以至于大到无法协商的地步，就十分正常了，这一切的原因都在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他们虽然一心想着建设民主政治，但是却对这套制度缺乏真正的了解，一味地奉行“拿来主义”，以为在别人那里可以帮助实现国富民强的东西，一定会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现在看来，除了那份救国救民的热情之外，当时的政治精英们，尤其是那些书呆子气很重的立宪派的做法，难免有些过于幼稚了！
要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国家，各种政治上的恶习依旧在禁锢着政治精英们的思维，使得他们即便主观上想要按照民主程序来治理国家，也会无意识地自我否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当时的中国还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状态，很多问题都急需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案，就更使得那些讲究民主协商程序的做法是脱离实际的。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要的就是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慢悠悠地坐着协商。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当时的中国，更靠得住的似乎就是强有力的领导者。因为他们比那些只能坐着协商的政治家更具实干精神，也更能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不过，这样一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将会是一项长远而深刻的革命了。因为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便顾不得那些符合正式法律的民主程序，民主的意识也就更加难以形成了。
不过，这些都只是我们现在的看法。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既然已经走上了民主共和的道路，便应该把这条路走下去、走好。这一点，就连袁世凯也不例外。可是，一个内阁制的民主共和国，如果连内阁总理都洗手不干了，那还谈什么民主政治呢？因此，唐绍仪辞职以后，北洋政府最重要的事情便是选出一位新的内阁总理。
起初，经过再三思索，袁世凯准备任命宋教仁为总理，可是宋教仁却不予配合。此时的他正在忙着将同盟会改造成一个现代政党，好为他心目中未来的政党政治做准备。因此，对于袁世凯抛来的绣球，他不愿意接。据说，当时袁世凯曾派人给宋教仁送去50万元，宋教仁也只是回了一封感谢信，把钱如数退回。
实际上，不仅仅是宋教仁一人，当时的整个同盟会几乎都在忙着改组。在同盟会员们看来，中国必将出现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因而即便以后还会有内阁，那也是由在国会选举中占据了多数席位的政党来组成内阁。
换句话说，同盟会的政治精英们同样厌倦了由很多政治势力共同组成的内阁。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内阁毫无民主可言。谁在内阁中的力量大，谁就可以主政，这还有什么民主呢？因此，同盟会进行改组，就是为了能在将来的国会选举中成为最大党，进而组成由自己的政党执政的内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