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高度商业主义时代里谈论新闻传播的历史责任尤其必要。
著名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以他的锐敏叫我们直面这惨烈的现实：
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
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包括最“纯粹的”报纸，向渐渐地被电视问题所控制的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
布尔迪厄一语刺中了新闻文化的当下处境。“社会新闻，这向来是追求轰动效应的传媒最钟爱的东西；血和性，惨剧和罪行总能畅销。”这样的结局使许多更有价值的信息不得进入传播域，一切按照社会新闻的模式来处理和表现。“这样一来，便排斥了公众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社会新闻造成的后果就是政治的空白，就是非政治化，将社会生活转化为轶闻趣事和流言飞语，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并吸引到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去。”一句话，神圣严肃的新闻的娱讯化，由informa—tion(信息)和entertainment(娱乐)合成的新概念Infortai—ment大畅其道。
这是危险的信号，它所反映的趋势正在弱化新闻文化的正当功能与应有力量。
另一种危机出现在那种视新闻传播为简单搜索事实的观念及其行为里。它打着客观主义的旗号，将新闻传播退化为资料汇集，使之原始生命力中的一些热情、灵性、内在生命力一损再损，几乎无存。美国新闻学者戴维斯·默里特早就指出：如果记者认为他们的工作仅在于提供信息——以一种超然的方式报道新闻——他们将无益于公共生活及自身事业。《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这份名播千秋的研究报告则指出：报业应当定位自己为从事专业标准的公共服务机构。新闻专业主义者认为它的目标应该在于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做成社会的“论坛”，由人的生存出发去思去想去传播。看来，纯粹的记事既不现实也不能让人满意，它不符合新闻作为一种人类设计方式的文化特性——人类之所以允许新闻业存在并付出如此之心血确保新闻业的健康发展，正由于它肩负着极端重要的职责，它是人类的说话途径。透过它，人们可以更好地抉择并行动。
新闻传播，就其历史的使命而言的确是繁难而艰巨的。这当然是指抛开一些暂时行为例如商业化趋势中的“金钱”、“女人”、“丑闻”后的具有长时段历史观意义上的使命。请想一想普罗米修斯的使命吧：他从诸神那里偷来了天火，把它送给人类，使我们从此有了光明、智慧，养成了富足的自我机动繁殖力。他反抗的是封闭与自私的东西，因而，他的敌人们竟然用永恒的惩罚来对待他，借以阻止以后的任何觊觎光明与智慧的“野心家”，阻止那些敢于把独立和知识带给人类的英雄们的特立独行。当然，普罗米修斯最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战胜了封建的暴君宙斯的惩罚，他的神圣使命使他不得稍事问歇、停顿。这正显示了新闻的灵魂。中国新闻学者周孝庵说：“一国新闻事业之何若?民智启闭，于是觇焉；民权消长，于是察焉；政治良窳，于以系焉。”韦恒章更是予以发挥：“盖新闻事业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意在发扬天地之正气，树立社会之大本，以为化育民众之洪范，燮理文化之大乘。发之文墨为报纸，不啻社会之耳目；传之声音为广播，俨然民众之喉舌；布之形色乃影片，宛若时代之明镜。声色文章俱能反映人类社会与时代之真相，是非同此分明，善恶借以显迹。新闻事业立于时代潮流之前，击恶扬善，拨乱反正，以促进国家暨全人类之进步。”不但回应了曹丕、谭嗣同的先见，而且，也触及了厚重的人文气息，输入了一种浩大的淋漓之气。另外如何敬仁先生在《报人精神的认识》一文中，也早有相似的论述：“这么广阔的世界，这么多艰的世道，都有待报人去开始(原字作‘始’，疑应为‘辟’——引者注)，去探索，他不但要像镜子一般向群众显示进一个真实的现状，而且要像火炬一般，为群众照出那是走向真理与获得幸福的大道，那是指向毁灭和罪恶的歧途，他需要不介怀一切的恢宏气度，容纳各种主张见解，思想学说，甚至被斥为邪妄疯狂的言行，追溯其本源，透视其本质，了解其过程，体验其滋味，给予科学的分析，客观的报导，终于，继一切冒险与战斗之后，能够为真理作见证。”在这绝非孤单的写照中，我们所能知与见的便绝非简单的报告，而是观察现实，透析历史。
用萧乾先生的说法，便是“人生采访”，在蛰伏于事件里的一些人生意味中，在万千灵魂的独异唱叹中，充分领会着色相的感赋：承他的厚爱，不到三个月我便把《文艺》预先编出来，被派到鲁西采访水灾去了。城是为大水围起，人们是成千成万地冻死饿死。我住的客栈里却有官老爷大叫条子，随着，又是猜拳又是清唱。第一次我明了人与人之间是横着怎样深的一条鸿沟。在岭东，我发现这个古国在种种现代花样(标语，口号，“委员会”，“十年计划”)下，是蕴藏着怎样根深蒂固的腐朽卑污。到了滇湎路，我才明白出了国际观瞻所在的大城，中国人原还不如牛马。在那道“现代长城”上，我看到几十万张难忘的尴尬的脸：白发的高龄老翁，瘦弱的儿童，都是“硬”征来的。 “硬”是说：没有工钱，也不管食住。
几百里外徒步走来，有的搭起席棚，有的露天而宿。一边筑路，一边行乞。至于医药设备，更不用提了。上峰只要限期完成，民命与官无干。然而整个抗战局面便是那么支持下来的。历史可说是最离奇不过的一个讽刺。
在这高度的体验里，自有一番灵与肉的冲突，自有哀叹与号啕，却有时并不能分辨短期的是与非。中国名记者彭子冈说得十分简洁而透彻：生活是浑浊的，这正是健全的头脑所要考虑的。同样是一份经典的注释。
秉承此种神圣使命者实在多之又多，这是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光荣与力量所在，也是当代新闻事业值得特别关注的事实。西方新闻学始祖卡尔·比切说：新闻是心灵交通的工具。在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的后期观念里，人们见到的多是崇高的理念与追求：
·在一件事情的真相被彻底弄清之前，决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直至问题真正被弄清。
·在我们这个日益繁荣的大城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这份报纸不仅售价低廉，而且内容丰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篇幅浩大；不仅篇幅浩大，而且充分发扬民主，真正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为有钱有势者谋利益……它将揭露一切诡计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将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每期报纸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和责任：讲些勇敢真实的话，摒弃平庸陈腐之言；讲些使社会上有见识的、有教养的、有独立见解的人们敬重的话，无虑党见派性和流行偏见。
·什么是报纸的特色?就是斗争，揭露罪恶，为社会谋福利，发表独家新闻……
普利策主张新闻应当体现出一种揭示真理、献身正义、富于责任感、勇敢无畏、保证平衡与公正、忠实于社会、在一个“纷乱”的世界上行为得体的精神，它应当使表述事实的工作冷静、客观，在言论方面，则去除偏见，着眼于公众利益，用“良好社会慎重有礼的语言”发表意见，努力在国家和公共事务中发挥导航作用。
“报纸是真理的商店”的观念遍披传播者心头，连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纽约出版周(Printing week)的午宴上也认定：“在我们这一时代，人心的战场上，真与伪正在肉搏厮杀。我相信你们从事这一事业的各个分子，都会把大部分的力量，用来迎接这一次的挑战。”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也指出：报纸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它让我们得知群众所发生的事。虽然起初，新闻只是意见传播的单纯女仆，现在却成了世界的支配者。报纸所创造的，是一般所能吸引的生活知识，与之正好相反的是专家的知识，这种知识只有行家懂得，因为它所用的术语，对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报纸的报道，往往避免含混、浮泛和肤浅的说辞，为的是要对事实作一种鲜明的、包含建设性和意味深长的展现。它接受一切在精神领域内发生的事，包括最奥秘的事情，以及最优美的个人创作品。它似乎借着搜集事实而进行重新创造的工作，它使时代意识到某些本属少数人专利而未发挥作用之事……
能从每天印出来的五花八门报道之中找出字字珠玑、精简隽永、充满洞见的文章，对现代人是一种极大的满足。这些珍贵的心血结晶，是心智训练的结果，在报上发表出来，并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现代人的意识。当我们清楚了解新闻记者日常报道的深刻意义时，我们对他们会愈加尊敬。日常发生的事情，不应局限于那些直接目击者知道而已，因为新闻记者的任务便是把事情披露给众人知道。刹那间的言论却具有长久的效果。这样的言语，在与生活最紧密的接触上，是一种成就，它通过修正那些在群众中人们所持有的观念，而多少决定了事情发展的趋向。经常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报纸上的文字无法对读者构成深远而普及的影响——事实上，报纸的言论是变化无常，而且短暂的——今日却能通过读者主动的参与，而成为真正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卡尔·雅斯贝尔斯期望中的新闻业应是自由精神、独立批判意识的守持者，用他的话来说，应当是～种“交流”性质而非单纯的“训练”意识。在前者(“交流”、“交往”)中，借诸完美的教育内容及理想的方式，人们可以自然地进入到“思”的正途，最终导向事物的本源。并且，人们可以养成浓郁的爱心，使生命提升至真正存在的境界。在后者(“训练”、“控制”)中，收获的却是一种盲从、迷信、敬畏。“训练是一种心灵隔离的活动，教育则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而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我与你)的对话和敞亮。”“控制是针对自然与人而言的，其方法是主客体在完全疏离的情况下，将我(主体)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遗憾的是，一些教条的训示却以表面之论掩杀交流的本体。这当然是不人道的与反人类的，它并非良善与大公的用心。“控制并非爱，控制固守着人与人心灵无交流隔绝状态的距离，使人感觉到控制者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在使用狡计，并以被控制者个性泯灭为代价。爱则是对人不自由的束缚的解脱。”
这交流的旗帜自然绝不是无主张的宣达事实，因为由“事情”到“事件”问本有一定的热情奔走与把关。我们人类期待的是大公无私的赤诚之爱，为人类之解放，为了社会生活之清淳，为了生存境遇之澄明。说到底，我们在其中得着的永远是赤烈之心对不平现状的抗争，对污浊心态的抨击与鞭挞，它砥砺的是一种爱人类、爱生活、爱公心的刚健弘毅及实事求是精神，以代替偏私的人心，把一些沉闷萎疲的人心激荡起来，划一根火柴，把人心照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定：新闻正是要透过这些对实存境遇有暴露意义的消息，来报答苍茫的历史所问。它要替人们发现、预见，并展望健全状态；它要时时为社会造心，为生民立命；它的姿态正是普罗米修斯的姿态。“我们教一个孩子说话，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他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否则他就是个哑巴。”它的努力也贡献给了我们一个世界、一种秩序，并迫使我们去思考、去焦虑、去关切；它能通过呐喊去除私见，张扬公益胸怀；它不受现象蒙蔽，不驯服于教条规约，因为在它迎遇的对象里，极少有重复的事态；它又是一把冲天之火，要烧毁一切陈腐与无生命力的肌体，从而扩大并巩固人的权力；它是我们人类迷途中可能的一味清醒剂，揭载真实，照亮心灵，伴我们反抗贫困、凝滞，反抗威胁生命的残暴与反人道的行径，领我们踏上被各种矛盾所分裂的大陆，以自己的心灵去蹭存在之体。
“新闻工作就有这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它能担承起历史的重负。正如前文所述，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发出邀请，就仰赖着它的种种努力。
新闻工作之所以有这么傲人的资本，关键在于它是一种公共价值的体现者，一种公共空间。新闻传播的发展是民主社会的产物，新闻是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服务的，它反对权威，反对绝对真理，主张平等交流，并认定自由讨论而不是指定权威才是走向理想社会境地的最好方法。这是它的本在，也是它永远要拼全力保护的东西。在这里，新闻传播的秉性更应像是古典文化传说中的獬，这种人们想象中的独角兽，目光如炬，疾恶如仇，对一切恶势力绝不妥协，必扑杀而后快，往往拼出了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