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获得了德甲联赛冠军，并且在欧洲冠军杯赛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当终于可以休假了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我知道，一个人跟成功挂上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有一支非常棒的队伍，有一批具有很强的胜利者气质的球员，还有最好的教练。尽管如此我感觉到，我在慕尼黑已经实现了所有的目标，今后我在这里不会再有更多的收获，也不可能再有所提高，所以我不想再延长我跟拜4--慕尼黑俱乐部的合同。我在训练时受了伤。在一次试图射门的时候，我把脚踢到了队友安托尼奥·迪·萨靠边站了一一尔沃德的足靴下面，被他踩了一脚。我疼得不得了，以至于我赛季出师不当时都想：最好立即让人把你的脚截去。利，2001年我的伤疼得已经无法忍受。可是，没有人能够弄明白我到底那里不舒服。有时候他们认为我的脚发炎了。“你必须忍耐，”队医米勒·沃尔法特说。“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你的脚会慢慢地自己好起来的，不过这需要时间。”
好吧，这一点我没有问题。如果要拖儿个月的话，那么我就必须等几个月。等就等吧，我无所谓。他们给我的脚打上了石膏，这副石膏是可以取下来。然后我去了佛罗里达。在那里我游泳，沿着海滩跑步。当我返回慕尼黑的时候，炎症并没有好转。于是他们又重新给我打了一副固定死的石膏。我感到恐怖极了。挂着这样一副石膏，我几乎都无法上厕所了。我拄着一副拐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然后坐到马桶上一一这一切需要好几个钟头。所以后来当我脚上的石膏终于被取下来的时候，甭提我有多高兴了。闹剧
因为炎症我有4个月没有参加战斗。当然，我的队友们在没有我的情况下也能够对付德甲联赛。于是关于我的一场大讨论又马上开始了。有些报纸提出：“没有埃芬博格，比赛是不是会进行得更好？”或者问：“他们到底还需要不需要埃芬博格？”
当我重新回到队里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在不来梅的第一场比赛果然输了，比分是0比1。这使讨论变得更加白热化。一场真正的闹剧开始了。
我早就知道，在球队里有时候是没有什么情理可言的，人们往往缺乏一种感激之情。每个球员都只看重自己本人，而且人们很健忘，昨天的成就今天就可以不算数了，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所以根本不会因为这些事生气。
让我感到窝火的是我们俱乐部副主席鲁梅尼格的所作所为。鲁梅尼格在我们球员中间有一个绰号叫作杀手一情人，人人都知道他爱背后议论人，他对你有什么看法很少坦率地当面告诉你本人，而是私下里告诉其他的人。这一点跟赫内斯的作风完全不一样，赫内斯跟球员交往时一向很坦率，很真诚。鲁梅尼格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球队必须要年轻化，跟埃芬I尊格的合同将不会再延长。”
他的这番话马上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报纸纷纷以大标题报道了这件事，这无形中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就好像我死皮赖脸地非要延长合同，而他们拒绝了我的要求。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可是那些看到这些大标题和报道的读者根本不可能知道事实真相。我确实还想好好地再为拜仁慕尼黑俱乐部踢几场球，然后体体面面地离开，可是我压根儿也没有赖在这里不走的意思，我本来也不想在这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他们不想跟我延长合同似乎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塞巴斯蒂安·戴斯勒向拜仁慕尼黑俱乐部施加了压力。据说他对董事会说：“只有那个埃芬博格走了，我才来。”
一位了解内幕的人告诉我说：显然，戴斯勒害怕我在这里他只能坐在替补队员的席位上。失业救济金事件
我在春季跟《花花公子》杂志的两名记者会过一次面。为了询问采访的事他们已经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后来我终于同意了，说：“好吧，那么你们就到翁特哈森的“利默霍夫”来吧，这是我们球队下榻的旅馆。我在这里接受你们的采访。”
我们一起坐了两个多钟头。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访谈。《花花公子》的人做事很规矩。正如我们事先谈妥的那样，他们事后把采访稿件也寄给了我一份，以征求我的意见。于是我蹲在家里开始审阅稿件。这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件恼火的事：有的地方要删去，有的地方需要补充，还有的地方必须得完全重写。我确实得认真地修改这类访谈稿，因为记者们总想狠狠地给人一记耳光，以产生轰动的效应，他们不希望他们的访谈变成软绵绵的索然寡味的故事。有时候我改得心里直冒火。经过他们处理后，只要是埃芬博格说的话，句句都变得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很不真实。有一些内容被我给删掉了，还有一些段落我觉得还可以，就保留了下来。然后我用传真机把修改过的稿件传递过去，并且表示准许他们发表。
2002年4月16日《花花公子》刊登了这篇访谈录。当时我根本没有真正领会到，这件事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且我早已把这次采访给忘了。第一天和第二天报界一致保持沉默。到了第三天，突然在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特号大字标题：“埃芬要求取消失业救济金。”
看样子这些人不生出点儿不愉快的事端来向我开火，他们就不开心。他们还采访了一些人，问这些人对我要求取消失业者津贴有什么看法。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回答有多么激烈。其实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也没有要求过，取消那些真正努力寻找工作的失业者的失业金。在我接受采访的时候，刚好我的哥哥弗兰克自己也失业了。所以我能够设身处地地为那些已经失业、但是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仍然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工作的人着想。在采访中我只说过，我看不惯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我们在有些电视访谈节目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坐在那里大言不惭地说：“我靠领取失业金过活，日子过得也不错。另外我再打一些黑工，这样很多东西我都能够买得起。对于正经八百的工作我根本没有任何兴趣！”
我不希望媒体散布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不久就要到外国去踢球了，因而热衷于制造这最后一次大对立，即：足球百万富翁埃芬跟400万失业者的对立。我仍然要说：应该取消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的失业救济金。政府必须要减少给这些人的钱，以使他们尽快地恢复对工作的兴趣，今后能够自食其力。
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在当时来讲丝毫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因为现在我听说，政府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那么我可以说，我给政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可是就在两个月以前，我正是为了这个方案受到了媒体的大肆攻击，这真让人哭笑不得。今天许多政治家正在试图把这种想法付诸于实施，或者至少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我完全预料不到，每天有多少麻烦源源不断地向我滚来。早上我开车送埃蒂纳去搭乘校车，然后同以往一样去取我的报纸。当我看到报纸上的大标题时，我想，啊，了不起。一天的早晨本来不应该这样开始。
当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纷纷跳出来对这篇报道作出了反应。到处是一片闹闹哄哄的，还有没完没了的民意调查。所有的人都走出他们的安乐窝对着你大发脾气。任何人，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把埃芬教训一顿。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谁还没有这样做，谁都要试一试！
拜仁俱乐部反应也很强烈。奥特马尔·希斯菲尔德把我叫到他的教练房里。
“斯特凡，”他说，“我们作出了一个决定。下面的一两场比赛你最好不要参加了，这是为了安定人心。现在正是冠军赛的最后阶段，我们必须得全神贯注地搞好比赛。要是去的话球迷们很可能会攻击你。等过几天一切又都平静下来，然后我们继续看看情况再作决定。”
教练在说这番话时没有使用“停赛”这个字眼，但是我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
“这是您的意见吗？”我问希斯菲尔德。“或者这是我们的老板们想出来的？”
希斯菲尔德含糊其辞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不过我清楚，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决定。停赛的理由很可笑：因为我对球迷的嘘声无动于衷。
何止是我无动于衷，为拜仁俱乐部踢球的每一个球员对于这些嘘声和喝倒彩都早已习以为常不当回事了，因为拜仁俱乐部现在没有一个地方受到体面地接待和一浪接一浪的喝彩。我倒是认为，拜仁俱乐部觉得这场失业金风波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俱乐部里有一些人早就想把我赶走了。他们认为：没有埃芬博格，球队在赛季初期踢得很好，可是他参赛后反而踢得时好时坏了；没有他我们更容易获胜，而且肯定会重新遥遥领先。
这真是让我靠边站的最好时机。《花花公子》记者的采访录为他们把我赶出球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我带着一丝微笑接受了他们的决定。不接受我又该怎么样呢？对于我来说，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慕尼黑这一章从此便结束了。
几天以后我在机场遇见了贝肯鲍尔。我们彼此友好地问候。他马上就谈到了《花花公子》杂志上的那篇采访稿。
“哼，这篇采访……”他说。“其实你那些话说得很对。只要把文章全部读一遍，就会发现，你没说任何错话。只是你不应该说这些。你又不是不知道，报纸会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
“等一下！这我就不懂了。你刚才说，我其实说得很对，可是我义不该说这些？这是什么逻辑？如果我发表的一种看法足正确的，那我肯定也可以把它说出来。”
“是的，当然，”贝肯鲍尔支支吾吾地说。“不过你是知道的，只要你说什么，你的每一句话马上就会被别人拿去仔细琢磨，认真掂_且。你了解这个游戏规则。”
不仅是贝肯鲍尔私下跟我这样说，我其实是对的，他也持同样的看法；而且其他的人，比如希斯非尔德以及几个队友，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脑袋上也会挨上一棒子。
我相信，在德国有好几百万人跟我持有同一种见解。我说的那些观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只不过是说出了许多人头脑里的想法。事后我收到过许多封来信，有球迷写来的，也有失业者写来的，甚至还有企业家写来的。他们在信里告诉我说，我的话击中了要害。报纸上的大标题反对我，可是有很多人，无论是我遇到过的或者是跟我交谈过的，都完全站在我这一边。
不幸的是，这次采访引起的风波迫使我不得不离开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在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之前，停赛被解除了。教练让我上场参加在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对罗斯托克队的比赛。然而我受伤了——至少有一点儿。如果俱乐部根本不足真心实意地想让我参赛，我千吗还要把自己的脚往那儿伸呢？！
我的告别仪式跟我原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得到一块表和热情地握手，仅此而已！本来在这种场合下我需要更多的支持，可是我得到的却只有疏远和一次停赛。我很期望几位本来赞同我的观点的先生们也许能够这样对我说：“这场风波算得了什么？来吧，斯特凡，你为我们做出了很多贡献，在你在我们这里的最后几周里，我们完全站在你这边。我们是一个球队，而你是我们的队长，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渡过难关吧！”
然而无所谓：我很超脱，不会为这些小事情烦恼。拜仁慕尼黑俱乐部是一个非常棒的俱乐部，我在这里踢了4年的球，捧回了一个俱乐部球队可能得到的所有的奖杯，我为此而感到自豪。更何况我在这里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级足球运动员。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就像克萨维尔·奈多在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在慕尼黑我们都有足够的收获，不论是俱乐部，还是我个人。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这不平凡的4年。我的朋友奥特马尔
我十分感谢奥特马尔·希斯菲尔德，我对于他的感激之情胜过对其他任何一名教练。当我来到拜仁慕尼黑队的时候，我并不是一名新手，而是一名有经验的球员。尽管如此，我在他手下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表现在他对待职业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他使我成为了一名队长，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奖赏。我感受到他给与我的这种巨大的信任，我愿意用成绩给与他回报。
不管处于任何境地，希斯菲尔德永远能够保持十足的信心和自制力。有一次我们以1比5败给了沙尔克队，当时他表现得非常镇静。要是换了别的教练员，他们一定会气得拼命地踢门，或者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咆哮如雷。希斯菲尔德从来不大声斥责，从来不大发雷霆。无论是失败还是胜利，他永远能够泰安自若，不动声色。他对待球员的态度也可圈可点，完全可以成为楷模。不管是第一批上场的11名球员，还是坐在球员席上的，他都能够一视同仁。他跟我和奥利弗·卡恩交谈的次数最多。我们3个人相处得十分和谐，所以我们也对拜仁队1998年到2002年之间的成功负有主要责任。对此我坚信不疑。我丝毫也不想贬低我们整个球队的功劳。我们的队友个个出色，个个了不起。然而，假如不是希斯菲尔德经常跟卡恩和我交换意见的话，我们不可能取得这样多的成就。
如果没有其他的人在场，我们——奥特马尔和我——彼此就用“你”相称。他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场队员，而我则认为他是名副其实的最好的教练。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教练。”我把这看成是刈‘我的一种特殊的夸奖。
在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对罗斯托克的比赛之后，全体球员来到“科费尔”聚会，庆祝比赛结束。我当时仍然是队长，所以我必须得去，尽管对于我来说，在《花花公子》事件之后，我在拜仁慕尼黑的队长职务实际上已经结束。那个晚上非常令人愉快。有一段时间我跟奥特马尔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我把他拉到我跟前，第一个向他透露了我跟马丁娜分手的事。
“我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我告诉他说，然后我向他讲述了克劳迪娅的事。
他不动声色地听完了我的讲述，没有像我想象地那样说：“啊，这是一个多么离奇的故事啊！”
“嗯，我为你感到高兴，”他心平气和地说。“我祝愿你们幸福。如果有什么事，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相信，没有多少球员跟教练的关系这样好。
在这期问，我们在公开的场合也互相以“你”相称了。我们每个月至少要互相打两三次电话。我们谈话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足球，我们什么都聊，谈我的几个孩子，谈我自己和我的梦想——去美国。他告诉我他自己的一些私事，我也告诉他我的私事。如果我们遇到什么难题，我们就共同想办法帮助对方。
希斯菲尔德喜欢打高尔夫球，所以我常常对他说：“奥特马尔，在我结束足球生涯到美国以后，我希望你到佛罗里达来看我。我邀请你。你可以在那里打高尔夫球，划船，在海滩散步；我们还可以一起品尝一种优质红酒，那是梦境一般的生活。”他答应到那里去一趟，我非常希望他能够遵守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