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来说，我的3个孩子都是极其出色的孩子，他们是我最大的骄傲。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无所谓。随着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努力尝试做他们的好朋友，而不光是关怀备至的父亲。我没有把我的几个孩子的照片装在皮夹子里，带在身上满处跑。不，他们永远都装在我的心里。
我跟马丁娜分手以后，孩子们于2002年5月移居美国，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痛苦的体验。这段时间我常常忍不住哭起来。，我跟他们分开了几个月，我没能跟他们一起经历，他们在美国是怎样报名入学的，我无法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去。尽管我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尽管我不断地给他们发传真、寄各种卡片，都不能够代替真正地跟他们一起生活。后来我对自己说，“行啦，发生这样的事全都怪你自己。为了你和你的孩子，你要保持最好的状态。再说你夏天休假时就可以重新见到他们了。”婚姻危机
2002年初，我和马丁娜面临着一项重要的抉择。这一年的2月份，我们在佛罗里达的房子已经装修完工。然后，我们就可以移居美国了。因为要布置房子，马丁娜在这个时期经常在美国。对于我来说情况已经很清楚，我只想再踢一年的球。可是马丁娜难以接受这个想法。“你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她对我说，“再说你已经踢了这么多年的球了。”她无论如何都想让我挂靴，放弃我的足球生涯。
“不，”我说，“我的身体和竞技状况都还处在顶峰，我的动力十足，我还不想现在就停下来。”
我的决定很明确。可是马丁娜不能够理解这一点。在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上，她头一次不支持我，头一次想背道而驰，自行其事。要是在以前，这种事情根本无法想象。不管我去哪里，去佛罗伦萨也好，返回门兴格拉德巴赫或者慕尼黑也好，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总是如出一辙，而且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足共同经历过来的。现在突然我们每个人都想强行实施闩已的意志。我们都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之间慢慢地、悄悄地出现了裂痕。又恋爱了
我认识克劳迪娅已经有一年了。有时候我们——她跟她的丈夫托马斯·施特伦茨，我跟马丁娜——在慕尼黑一起做点儿什么。我们多多少少还是好朋友。当托马斯终止在拜仁俱乐部踢球以后，他们搬到了科隆，但是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有时候互相打打电话。
在2002年的春季，有一次克劳迪娅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去一趟慕尼黑，”她说，“我们要不要碰碰头，大家聚一聚？”克劳迪亚是模特，她要到慕尼黑来拍照片。
“当然啦，”我说，“不过马丁娜和我们的孩子正在美国度假，那么只好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做点儿什么了。”
星期天我开车到机场去接克劳迪娅。对于克劳迪亚来说，我差不多是她的一个好朋友。然而随着我们在慕尼黑的这一次相见，这种关系一下子发生了变化。其实在我们以前偶尔通电话的过程中，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我们相互之间产生了好感；而现在，我的这种感觉得到了证实。当我们四目相对时，我们突然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着对方。同时胸腔中扑腾扑腾地响，好像有蝴蝶在扇动着翅膀。我们立刻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友谊。
在那一段时间，克劳迪娅跟托马斯的关系已经很不正常。我跟马丁娜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马丁娜在迈阿密有了一个男朋友。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密切到什么程度了，我也不清楚，这种关系对于她来说到底有多重要。也许他们的关系也是导致她为什么想尽快去佛罗里达的-一个原因。
克劳迪娅在阿拉贝拉喜来登大酒店预定了一个房间。她邀请我跟她一起吃饭。但是我们并不想去任何一家饭店，而是只想在她酒店的房间里单独吃。
“我知道一家特别棒的店，那里有全城最好吃的寿司，”她说。
我们买来食物，然后来到她的房间。
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着克萨维尔·奈多的一首歌“你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我和克劳迪娅也必须要问一问自己。我们心潮澎湃，深深地感到自己已经被对方吸引过去，谁都离不开谁了；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把这种感受说出来。我们坐在床上，一边说，一边笑，一边吃着寿司。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回去。我第一次吻了克劳迪娅——一个深情的、异常美妙的吻。
一直到星期三——克劳迪娅的拍照持续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们每天都在慕尼黑见面。
星期三晚上，当我又开车送克劳迪娅去机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有了麻烦——我爱上了克劳迪娅。要想重新从这场热恋中解脱出来——如果我确实愿意试一试的话——对于我来说将不是那么容易一件事。我的脑子完全乱了套，但同时我又感到无比的幸福。互相爱恋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跟皇家马德里队在慕尼黑有一场欧洲冠军杯赛的争夺战。“要是你能够来观看比赛的话，我会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对克劳迪娅说，“如果你愿意的来话，我给你留着票。”
克劳迪娅真的来了。她当时正在西班牙的马略尔卡岛拍照片，她直接从那里飞到了慕尼黑。由于有她在场，我当然受到了特别大的鼓舞，但同时我也感到有一点儿紧张，以至于我罚第一个点球时射门未中。过了几分钟之后，我终于射门成功，把比分扳成了l比1。最后我们以2比1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遗憾的是，由于总进球数不够，我们不能再继续参加比赛了。克劳迪娅在体育场观看比赛时，正好坐在一名记者附近。每个人都对她来观看拜仁队的比赛感到惊讶，但是没有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胡乱解释这件事。克劳迪娅当时穿着一件套头毛衣，因为她不敢看我罚点球中没中，她把毛衣拉上去挡住了自己的脸。即便是这样，也没有人对此说三道四。
“太棒了，原来您也是拜仁队的球迷，”一个记者这样对她说，克劳迪娅会心地笑了。
这之后，只要我们能够安排得开，我和克劳迪娅总要互相见见面，但是我们主要还是经常互相打打电话。我每天至少给她打3次电话，没有一天不是这样。一条短信造成的后果
2002年4月6日，我们在主场迎战不来梅队。当天晚上比赛一结束，我便飞到了杜塞尔多夫跟克劳迪娅会面。这期间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交往绝对不单纯是那种干柴烈火般的男女关系，而是我们相互之间的感情也已经发展到极点。克劳迪娅到飞机场来接我，因为我不愿意乘出租车，我怕被人认出来。我们在一家酒店登记了一个房间，我们想好好谈谈，共同考虑一下我们的处境。那是一个极其美好的夜晚，即便是在后来，我们也没有过像那个晚上彼此说过那么多的话。
我原先不知道克劳迪娅有收集各种各样心形物件的癖好，那天晚上我送给她一条皮项圈，上面的坠儿刚好是一颗心。她高兴极了，眼睛里都流出了眼泪。我给自己也买了一条完全一样的皮项圈，只不过上面吊着的是一个十字。我们把这两条皮项圈看成是我们两个人的吉祥物，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一直戴着它们。
第二天早晨我必须一大早就得赶回慕尼黑，因为10点钟我们球队还要进行训练。那个晚上我几乎没有怎么睡觉，不过我觉得没关系。当我在杜塞尔多夫机场等候飞往慕尼黑的班机时，我用手机给克劳迪娅发了一条短信。“这个夜晚真是太棒了，非常美好。现在我一直在看着印有你的头像的手提袋，这样我至少觉得有你在我身边陪伴我。斯特凡。”
在飞往杜塞尔多夫之前，我买了几本杂志，我把杂志放进手提袋里，在这个袋子上印着克劳迪娅的照片。克劳迪娅的主要工作是当模特，另外，她也为慕尼黑机场做广告。
上午的训练结束时大概已经快12点了。我同往常一样又打开手机，我看到上面有一条克劳迪娅发来的短信：“请立刻给我回电话，事情全都败露了。”
这条消息对于我来说一个意想不到的精神打击。我立即把车先开到最近的一个加油站，给自己买了一小瓶“懦夫”洒。我把酒喝进肚里，让自己静下心来，然后我拨通了克劳迪娅的电话，并且终于得知发生了什么事。
克劳迪娅在一大早回到家里的时候，身上居然没有带着任何烟味，这让托马斯·施特伦茨产生了怀疑，因为克劳迪娅在临行前曾经对他说：她想跟一个女友去参加庆祝会。实际上在我到达之前，克劳迪娅跟她的女朋友只短短地碰了一下头儿，，当克劳迪娅下楼到厨房里去照看她的孩子的时候，托马斯检查了她的手机，发现了我发给她的短信。
托马斯·施特伦茨顿时全都弄明白了，他怒不可遏，像疯子一样地把克劳迪娅大骂了一顿，并且把厨房里的瓶子和玻璃杯拼命地往地上摔。然后他开车去加油站，给自己买了几罐柠檬伏特加酒，回来后当着克劳迪娅的面一下子喝光——这是发生在中午12点钟的事。当然，他也把我臭骂了一顿，骂我是一个卑鄙头顶的混蛋，骂她为什么她偏偏跟我勾搭上了。
克劳迪娅试图使他安静下来，这主要是为了不让两个孩子听到，可是她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当我跟她通活的时候，她仍然六神无主、泣不成声地哭着。
“我不会把你一个人撇下不管，”我在电话里刘‘她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一定要帮你。”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她的孩子，别把他们也牵扯到这件事情当中；另外，不能让舆论界听到任何有关我们两个人关系的风声。当时我正随同拜仁队进行欧洲冠军杯的四分之一决赛，3天之后我们必须完成跟皇家马德里队的客场比赛，这是欧洲冠军杯赛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就在这时我接受了《花花公子》记者的一次采访，这样一次令人难以置信、但对于我来却很平常的采}方，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我的福星。这样一来报界就有了他们的话题，因而不会再束探查我的私生活。
我回到家后泡在浴缸里。我喜欢用这种方式一边使自己金身得到放松，一边思考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是托马斯·施特伦茨打来的电话。他张口就骂：“你这个猪猡下流胚，你居然敢偷我老婆，”他大声嚷嚷着，“要是你再敢给她打电话，到时候有你好瞧的。”
我任凭他发泄，任凭他大喊大叫。他的这种反应丝毫没有让我感到惊讶。我甚至能够理解他。当他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我乘机试图向他解释当时的情况；但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他又继续漫骂起来。最后他开始用新闻界来威胁我。“你们就等着瞧吧，看你们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我只需要打个电话，你们干的好事明天统统都会登在报纸。”
“托马斯，”我对他说。“这要牵扯到5个孩子，请你想想他们。但是我不想给你做任何规定。如果你认为，你非得跑去找报社不可，那你就尽管放心地去吧！反正有那么一天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其实他也不是清白无辜的，他也做过亏心事。他跟另外一个女人也有男女关系问题，所以我敢断定，他不会跑去找报社。
过了三四分钟以后，我们结束了通话。这之后我们没有再联系过。另外，即便克劳迪娅不跟我走到一起，她早晚也会离开托马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这件事暴露之后，我和克劳迪娅互相说：“我们现在这几天先不要见面了，这样每个人都可以腾出脑子来，把前因后果仔细地考虑一遍。”本来我们也打算互相不打电话，但是刚过了两三天，克劳迪娅就坚持不住了。“斯特凡，”她说，“我们必须面对面地站着，并且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然后我们做出抉择：是一刀iN断，还是继续下去！”
4月底我们在慕尼黑机场的凯宾斯基饭店见了面。在路上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保持这种关系。我确信这一点，尽管我必须要克服所有的困难，但是我要闯过去——跟克劳迪娅一起闯。她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克制，因为她认为，这件事对于我的压力太大了。由于《花花公子》的采访，再加上我被停赛，有好几天之久我又成为了报纸关注的焦点。这段时问对于我来说很难熬。
我们在克劳迪娅租用的酒店房间里平心静气地交谈。她躺在床上，我坐在沙发椅上，离她有3米远。我们想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听好了，”我对她说，“我们不是一般的人。不管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只要是传出去的话，必定会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我们必须要考虑清楚后果。要么我们坚定不移地说‘是’——要么我们¨圣定不移地说‘不’。如果说‘不’，然后我们就永远不要再见面。”
我们不需要长久地讨论下去，一个目光就足以能够让对方知道彼此的感受。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拥抱在一起，吻着对方。
“克劳迪娅，”我刈‘她说，“你现在所面临的一切，是你几乎从来还没有经历过的。那将会非常艰难。所有的人都会攻击我们，不过我会永远站在你这一边。”
我们已经不再是18岁的年轻人了，我们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对我们自己负责，而且也要对受到我们决定牵连的5个孩子负责。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对此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们要重新找回生活中的乐趣，每当我们早晨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都能满怀喜悦地引来新的一天。起飞
5月11日，星期六，马丁娜和我们的孩子将飞往佛罗里达，搬入我们在那里的新家。我把他们送到机场。马丁娜知道我们的婚姻状况怎么样了。我已经告诉她，我有一个女朋友；但足我没有向她说出女朋友的名字。我不知道，她是否能够认真对待我说的活。也许她认为我只是在装腔作势，是想捉弄她一下，因为我知道她在迈阿密有一个男朋友。
我明白，现在我要搬出我们这座房子了。慕尼黑刈‘于我来说即将成为过去。我不知道，我将在那里继续发展，情况又会怎么样。我给一家搬家公司打了电话，委托他们取走并且贮藏好我的家具。然后我躺进浴缸里，跟泪顺着我的面颊不停地流下来。一方面我伤心不止，因为我的孩子走了，我们将永远不会再重返这里并且生活在同～个屋檐下；另一方面，我高兴地期待着与克劳迪娅的重逢。我们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我们只通过几次电话。托马斯·施特伦茨没有跑去找过任何一家报社，这并不是为了讨好克劳迪娅或者足讨好我，而是他还心存希望，他盼着克劳迪娅有一天会重新同到他的身边。
克劳迪娅和我约好下午在科隆见面。她把他的儿子托米送到了自己的母亲那里。她的女儿卢齐娅住在她的婆婆家。一路上车开得非常缓慢，来往的车辆太多了，而且还在没完没了增加。我的黑色的法拉利车只能够行驶120。半路上我给克劳迪娅打了电话，她在哭，而且显得心慌意乱，六神无主。她的姐夫劝说过她，让她别再跟那个狂妄自大而且又浅薄的埃芬博格来往，他还告诉她，应该设法挽救她自己的婚姻。
“你究竟还想不想见我？”我问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