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秋
好多年，我一直没有见过你，一次去北京开会，会议名单上有你的名字，而你没到会，但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我会见到你。几年后，在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你——从前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模样。那天，我在餐厅一边吃饭，一边和朋友闲聊，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轻轻的，但很浑厚。回过头，我看见了你，我一眼就知道那是你了——因为轮椅。
T.S，我不知道你第一次面对神经外科医生的心情。我经历过很多次神经外科检查，从小就习惯了身边围满医生，看他们翻弄病历夹，听他们低声讨论我的病情。我没有恐慌惧怕，我一开始就没有害怕，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脊髓病对我意味着什么。医生用红色的小橡皮槌轻轻敲我的胳膊，敲我的腿，把棉棒头扯得毛茸茸的，用它仔细地在我的胸前划来划去，然后再用大头针在我的胸前扎来扎去，医生不停地问，这儿知道吗？这儿呢？我总是不耐烦，却又不得不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我的身体从系第二颗纽扣以下的地方就没有知觉了，永远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想象。有时我猜，想象也许比现实更美丽，假如真是这样，我宁愿在想象中生活。
T.S，你患病时19岁，我想那比我童年时患病要痛苦得多。19岁已有丰富的思想，面对的现实更加残酷，学会适应残疾后的生活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我患病时还不懂得痛苦，更不懂得什么是残疾，只以为如同患了百日咳、猩红热。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得过这样的病，住进医院，打针吃药，出院时又是活蹦乱跳的了。直到几年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妈妈背我走出了北京中苏友谊医院的大门，那一次我偷偷地哭了，我知道我的病再也治不好了，一路上我不停地用冻红的手背擦着泪水，我不敢抽泣，我怕妈妈听见我哭，我知道她比我更难过……一片灰蒙蒙的天空，那是我21岁的天空，我做了最后一次脊椎手术，在病房里平躺了一个月之后，人们用担架抬着我出了医院的大门，空中飘着凌乱的雪花，眼前一片灰暗的迷茫，我觉得自己正像深深的海沟沉落……那个冬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整整20年后，我会与这么多作家一起开会。我只记得那是我最艰难的一个冬天，我心灰意冷地躺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能够坐起来，忍着手术后的创痛，重新开始料理自己的生活。开始学习德语，日子枯燥又单调，心灵却渐渐像蓝色的湖一般宁静了。
不久前，我又一次见到了你。你看起来有点虚弱，穿着厚厚的毛衣，你仍旧露出诚挚纯朴的笑容，我能深切地感到你的坚毅。我靠在会议桌边，听你说的一切。你告诉我你的双肾功能都不好，几天就要做一次透析。你卷起毛衣的袖子，让我看你扎满粗大针眼儿的胳膊，几根血管因为反复使用已经被扎坏了，错乱地盘虬着，有的地方还突起青色的硬结。我难过极了，T.S，你一定很疼，你……哦，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呢？我问你是否有换肾的可能，我说我们那座城市有医院做这种手术，效果很好。可你轻轻摇摇头，你说你换肾已经很难了……我很感动，就在这样的病痛中你依然顽强执著地写作。在你面前，我忍不住诅咒造物主，而你诉说这一切却是那样平静，仿佛病痛已是很久远的事。
你忽然说到安乐死，你说安乐死有必要。
哦，T.S，我不知道那会你是否看到了我眼里的泪水。你知道这也是我无数次想过的事。经历了几十年病痛的炼狱，我常常设想逃离它，我设想过很多种我走后又不让亲人和朋友伤心难过的办法，我甚至将某些细节都设想好了。我觉得最好是得一种病，比如肺感染，高烧不止，所有的抗菌素都无效了。要不就患心脏病，突然离去……
你告诉你的爱人，如果你得了脑血栓千万别抢救了。我说我也多少次对我的爱人这样说过。T.S，我觉得对我来说，活着需要有比面对死亡更大的勇气。我早已不惧怕死亡，或许我从来就没惧怕过。死亡给我童年留下的是一个快乐的记忆：那一年幼儿园开饭了，我们吃年糕，阿姨说年糕很黏，吃年糕不能说话，更不能笑，不然就会生病。我问阿姨，生病会死吗？会的，阿姨说。我们于是就很安静很严肃地吃年糕。笑一笑真会死吗？我偷输地笑了一下，我发现我没有死，我快乐地笑起来，我还是没有死！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给同桌的孩子们，他们笑了，后来全班的孩子都笑了，有的男孩子还故意哈哈大笑，我们都为自己没死而欢呼。后来我常想，假如我那时死了就好了，快乐地笑着……
死亡只是一种生命终结的状态。在我眼里死亡是一片绿色地带，也是生命新生的地带，那里下雨，纯净的雨滴滋润着青青芳草……当我再也无法抵抗病魔，我会从容地踏上曾给我美好生命的小路。生命消亡是万古的规律，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只是我不愿看见人们在纷纷的春雨中走向墓地……
心灵智语
身体的残缺并不能磨灭人坚强的意志。耳聋的贝多芬，身残的帕格尼尼，哪一个不是用生命奏响了振奋后世的悲歌！何况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