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坛下面是一处十来平的空地。为了这处空地，父母没少吵架，母亲坚持种花，父亲坚持种菜。争吵到最高级时，父亲把母亲种的花拔了，母亲又不甘示弱地把父亲种的菜拔了。我们回来时，他们便让我们评理。母亲说种花好看，父亲说种菜实用。最后经过调解研究达成一致，花坛全部归母亲支配，空地的四边母亲也可以小种些花，空地完全归父亲。
盛夏初秋，院子一片繁荣。几株一米多高的月季同时绽开着百朵花，仿佛是花儿的盛会一样，它们争奇斗艳，粉红的淡黄的。满院子的香气，引来蜜蜂翕动着双翼，飞来飞去不肯走，斑斓的蝴蝶点在花上，贪婪的吸吮着，挥之不去。
花坛下是三排挺立的一色的绿葱和两排韭菜。菜地的四周又是开的正得意的花儿。每逢这时家里来了客人，刚来或临走时，都要在院子里停留片刻，对院子里的风景赞不绝口。若是夏天来了，就干脆直接在院子里乘凉。记得我的一个同学来我家时，郑重其事地对我的家人宣布：“你们家可以评为花园式家庭了。”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是的，凡是到过我家的人都说，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给楼都不换。
这座房子接纳的客人朋友无数。无论是外地的亲戚朋友来办事，晚上回不了家，还是我的以及弟妹的乡下同学不能及时回家。父母都会盛情款待，挽留在家里居住。
这座在我心目中一直漂亮的，散发着青春光泽的房子，终于在岁月的流逝中，在我不曾察觉时悄无声息地渐渐老去。
记得前几年回家时，母亲提醒我水盆不能直接排水了，洗手时用塑料盆。我很纳闷问为什么，母亲说下水道堵了，我说那就通通呗。母亲说都通了好几次了，不行了，年头多了。那多不方便啊。是的，很不方便的，脏水要倒在水桶里，然后倒在院子里的一处下水管里。很快院子的下水管也不能用了。这是我从不曾预料到的问题。印象中这个房子只给我们带来舒适与安逸，不曾给我们添过任何麻烦。
我开始留意它了，我不禁在留意中惋惜着：再华丽的装饰也掩饰不住它的渐渐老去的容颜。我发现曾经光滑的地砖已是划痕累累，尽管父亲还是一遍遍地擦拭，它还是失去了往日的光泽。那充溢着温馨与美丽的墙壁纸，也无可奈何地被流逝过的时光划开了了好几处口子。那几扇接纳阳光，阻隔风雨的窗户，因为年久，开或关都很费劲，虽然曾经刷过几次油漆，可它们在与阳光相拥的日子里，还是义无反顾地褪了颜色。厨房的墙已熏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房外的琉璃墙面，许是总也没下雨的缘故，落下的浮尘掩饰住了它往日的光彩。
以前我家的房子，我们这一片的房子都是引人注目的。可随着楼房的林立，它们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我怔怔地站在院子里。脑海里浮现着屋子里的温馨，院子里的热闹。我百思不得其解地考虑一个问题：这房子怎么会变老呢？它曾经那么挺拔潇洒。可很快我又想到了另一个更伤感的问题，它何止是要变老？周围的房子早已动迁，楼都已经盖起来。不出一两年它同样面临着拆毁。但转念一想，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一幢新楼在这里拔地而起，就仿佛是我家的房子又获得了新生。这也许是它的期盼呢！
就如我不愿相信房子也会变老，不曾察觉房子在悄悄变老一样。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住在这房子里的父母其实也在一天一天地变老了。他们曾经精力充沛地上班挣钱，他们满怀期待地供我们姐弟三人读高中，念大学，然后又操心我们成家立业。把我们一个又一个地都供出去了，房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了，他们就期盼着过节放假。
一回家，母亲就拉着我看她精心整理的照片，我们不同年龄段的，在不同地点照的相片她都分别归类了。可匆忙之中我很少仔细看过，不曾理会母亲精心劳动的成果。直到有一天，我从一篇文章中得知，老人爱摆弄照片，可其实是在怀念过去，我才幡然醒悟，我们不在家的日子里，母亲能从照片中看到我们从前的影子。母亲爱看相片，母亲也变老了吗？
我的感觉里，好像父母永远都不会变老的，他们总是不知疲倦地帮助我们干这干那，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教育我们应该这样那样，甚至他们之间也总是为不同的意见吵来吵去的。直到有一天父母低头间，我看见他们鬓角的白发，我忽然感觉他们也老了。就像我对家里房子的感情一样，即使我不愿相信，即使我不曾察觉，他们还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老的。
所以我执意不让他们在那座渐渐老去的房子里居住了。我让他们到楼房里居住，因为我还是不想让他们变老。我愿意他们为我们干这干那，因为他们还不老，能为我们帮忙能给他们带来成就感；我愿意听他们唠叨我们这不对，那不对，因为他们还不老，能指出我们的不足说明他们的思维还很敏捷。我也愿意听他们吵架，因为他们还年轻，因为只有年轻人爱吵架，因为不同的见解而争论说明他们思路清晰。
房子可以慢慢老去，但父母永远都不会变老的。岁月可以远去，父母永远在身边。
那缕被岁月吻过的青丝
午休，学生们去食堂吃饭。我在教室闲坐，静静地看着后面的板报。不知何时几名女生来到身后。她们嘁喳地小声嘀咕，我没有理会。但察觉到有人偶尔触碰我的后背。我回过头来，她们如水般的眼睛凝视着我，轻轻地告诉我有白头发了。
我早已接受了镜中的自己鬓间偶染白丝，我捋了一下头发，淡然地说， “没关系，长着吧”她们扑闪着葡萄般的眼睛，“老师，长白发是累的，还是我们气的？”
“不是，”我摇摇头，“我不会生你们的气，也没感觉过累？”我定睛看了看黑板上的粉笔字，故作轻松地微笑着说；“是粉笔面落多了染的呗？”
“老师骗人呢！”她们咯咯笑起来，“把白头发拔去吧”她们央求着。
我还真是不习惯别人碰自己的头发，“不用了！”“老师，我拔头发不疼的，我常给我妈妈拔掉白头发！”我不再拒绝。继续看着板报。
我只是感觉自己被轻轻地碰了几下，她们递给我三根白头发，还真是不疼呢？技术挺高！我赞许道。
秋日暖阳透过窗户，照在后背上暖呼呼的，我们就在阳光下研究起这三根白发：一根全白了，如银丝般；一根黑白各半；最后一根最有意思，根部黑色，然后渐黄，末端是白色的。
最后有名女生提出要收留我的白发，我递给了她，她居然宝贝般小心翼翼夹在了书里。
我清晰记得那天板报的内容：“尊敬的老师，您付出的辛苦铭记在我们的眼里，你挥洒的心血流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唯有以刻苦求学回报师恩！”
我还记住了那名女生的一句话，“我常给我妈妈拔白头发！”
如果不是心灵的亲近，我们不会让他人触碰自己的发丝，我们也同样不会触碰他人的头发。
我感谢那缕被岁月吻过的头发让我感受了师生真情。
回到办公室，记忆的藤蔓延伸到了十年前，那时我不到三十。突然有一天学生讶异地喊道，“老师，你有白头发了！”我很是生气，眉头锁紧用表情否认。为了证明最近没有说谎，他马上取来镜子，让我看得一清二楚。当确实看到几丝白发时，我一下子就落泪了。甚至哭出声来。我很是悲伤，上班才几年就长白头发了。
学生惊慌起来，急忙取来面巾纸。女生们边给我擦眼泪，边说“老师，就有三根，别的地方真没有白头发了！”有的学生把发现白头发的男生推到一边，暗暗责怪他多嘴。
我擦干眼泪，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孩子们如释重负，围着我说“老师您很年轻的，头发很漂亮，很黑的！”
自那以后，直到他们毕业，不再有人提醒我长了白头发。偶尔有同学控制不住指着我的头发要说什么，马上就会被制眼神或手势制止。我知道他们不想让我伤心。
可是每当我在教室聚精会神判作业或备课时，我都感觉到背后有人，而且偶尔碰我一下。我其实看见了她们悄悄地拿着小剪刀来到我身后。我故作不知，心里却洋溢着感动，因为我的心灵感受到了她拿着精致的剪刀从我的发际划过。她们不想让我知道，可我怎能不察觉，我又怎能拂去她们的好意？
有人愿意悄悄地为你剪去白发，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时光流转浸染青丝，沉淀的永远是真情。如今我已坦然面对穿过黑发的白丝。
那白发是提早被岁月吻过的青丝。而那剪去白发的纯情，却温暖了我的整个心灵。
生命中的牵手之美
我遇见一位女子牵着一个白白净净的女孩的手，只是那个女孩走路不稳，另一只手边走边挥舞着，偶尔嘴角流出口水。她的母亲没走几步，就静静地蹲下来，为女儿擦拭。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只有怜爱的神情，就是纯粹母亲疼爱孩子的神情。我后来得知，那个孩子是脑瘫。但无论她怎么样，她都是母亲的女儿，她的母亲与之牵手，无怨，无悔，全然不会在意世人的眼光。
依稀记得那个黄昏午后，一位三十几岁男子与父亲相对而行，双手拉着父亲的手，倒退着一小步一小步地走，那位父亲满脸漾着幸福，在儿子的牵手下，亦步亦趋。他是不是想起了当年儿子蹒跚学步时，他也是这样拉着他的手。那个正值壮年的男子本应与娇妻花前月下，或与朋友把酒相欢。而他与父亲牵手，无怨，无悔，全然放弃自己的嗜好。
暮秋街头，我看见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把他的一只手，甚至是半个胳膊都牵在双手间，她搀着他在街上缓慢地行走。我定睛看了他们的手，干如烈日下的岩石，褐色如年久的树皮。可这这丝毫不影响真情的暖流渗入心田。那日秋风过处，树叶簌簌飘落，但那日阳光分外温暖。
执子之手，行走岁月。历数四季轮回，共赏春萌夏之，秋落冬静。曾以为“子”只是爱人，原来这个爱人不只是生活中的伴侣。可以是爱你的人，你爱的人。如果一生中，有“子” 相伴，执子之手，夫复何求？亲情融融，夫复何求？相伴天涯，夫复何求？
井管无语，父爱无言
在辽西农村，老百姓吃水大多取之于俗称洋井里的水。这种井因地而宜，一般在农户自家院子里。十几米的井管下到地底，地面以上的井管及井头有一米左右，用井把上下抬压，水就会从地下抽上来，汩汩流出。
井管基本都是铁质的。然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居然有一户人家用珍贵的白钢管做井管，这件事当时轰动一时。这根白钢井管，现在依然埋在叫王屯的一户农家院里。
王屯是绥中县的一个村子，绥中县与山海关毗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视察绥中县，并亲笔题字：“关外第一县”。绥中县也是我国航天英雄杨利伟的故乡。
其实，这根白钢井管，也与一位足以让绥中人倍感自豪的人物有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在原子弹研究基地工作并因公牺牲，他的骨灰至今仍然保存在县烈士纪念馆里。
但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至今他的家人仍然不愿让世人知晓。写本篇文章时，我与他的妹妹联系过，她仍然不希望此事被宣传，她平静地说这件事过去这么多年了，国家对他们已经很照顾了，那是我哥哥的工作，没有什么可写的。我征求她的同意，写此文，但不写姓名，这也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只能用他代替的原因。
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辽西农村，他的父母和千万的农民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地劳作着，然而收获甚微，过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艰苦生活。他学习刻苦，而且成绩一直很优秀，最后终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工大。家人以为他毕业了，可以松口气了，父亲执意让他回到离家乡近的地方工作，这样彼此都可以相互照应，他又何曾不想回到家人的身边，弥补这些年来对家里的亏欠。
但组织经过反复考核审查，认定他各个方面都很优秀，决定选拔他去机密偏远的地方工作。虽然念着家里年迈的父母和娇妻幼儿，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临行前回家探望，父母东家借西家挪地总是凑齐了一桌还算丰盛的饭菜。一家人团团围坐，却没有人肯动筷子。家人都在，唯独不见老父亲。等了片刻，他透过窗户看见父亲挑着一担水步履蹒跚地从院外走进来。泪水涮地涌满了他的双眼，他迅速地穿上鞋，迎了出去。爷俩一句话都没说，他默默地把扁担挪到自己的肩上，父亲起初坚持不给，但最后还是顺从了他。他知道父亲一直想打口井，可是家里能做的就是供他读书，再也没有丝毫的能力打井。他知道自己的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
还是他先开口了，他拿过酒瓶给已是白发苍苍的父亲斟满了酒，也给自己倒上，他顿了一下，“这回我上班，虽然不能照顾家里，但是井一定是打的，我上班后，把工资寄回来，爹，一定要打井，你不能大老远地这么挑水了。”
家人并不知道他到底去哪里做什么工作只知他的工作很重要，重要到几乎不能回家，重要到几乎不能和家人有更多的联系。
其实他就在我国最机密的原子弹研究基地工作。这一去就是好几年，这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回过一次家，连信也几乎没有通过几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