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列国的孑L予
孔子(公元前55 1一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建者。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所以他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孔子极为聪明好学，20岁时，学识就已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孔子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能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他青年时代做过管理仓库和牧场之类的小官，虽然官职低微，但事无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但是，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孔子极力反对“陪臣执国政”的现实，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制度是恢复传统的周礼。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跟随到了齐国。齐景公非常赏识和厚待孔子，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他，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二十七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孔子51岁时，被任命为中都宰。这一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因此提早进行了防范，从而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的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土地。由于孔子在职期间政绩显著，一年后便升任司空，后又升任大司寇，不久即摄相事，兼管外交事务。孔子执政后，立即将扰乱政事的佞臣少正卯杀掉，以严肃法纪，因此孔子执政仅三个月，就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实力大增。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为削弱三桓采取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家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但这一行动受到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孟孙氏亦暗中支持。堕三都的行动因而半途而废，最终未能成功，但对加强公室依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临近的齐国倍感威胁，为了排挤孔子，他们送给鲁国120匹良马和80名女乐。鲁国国君沉溺于此，竟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到了祭祀之日，甚至忘了分祭肉这一重要的祭祀礼节。孔子因此大失所望，便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孔子先后去了卫、宋、陈、楚等数十个国家。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但不久即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他便对孔子起了疑心，于是孔子离开卫国，前往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被人误以为是恶贯满盈的阳虎而被围困了5天，后来好不容易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当地发生暴乱，因而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不得已又返回了卫国。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再次离开卫国前往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后来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前往蔡国。楚国国君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就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满，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边境荒凉之地不给放行。不久，孔子一行所带的粮食吃完了，甚至还绝粮了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来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但由于孔子的仁政思想与当时楚国追求的霸道格格不入，因而依旧未能得到重用。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公元前484年，经过大约14年的劳苦奔波之后，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终于重返鲁国。晚年的孔子在鲁国受到较高规格的礼遇，但仍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他便将余生的精力放在文化、教育事业，对《诗》、《书》、《礼》、《易》、《春秋》等几部古籍进行删订。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病逝于家中，终年73岁。
孔子的思想博大深厚，其中，“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仁”就是“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要求人们对一切非礼的视、听、言、动都必须加以克制。可见，孔子所倡导的“仁”是以调整阶级关系为出发点的。他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由此而形成的伦理政治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除此之外，他还宣扬“以德治国”、“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思想。总之，两千多年来，孔子所倡导的和谐、友爱、克己、为仁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孔子现已被国际学术界尊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在世界各地也兴起了学习孔子思想的热潮，孔子学院也因此在许多国家建立起来，可见孔子及其思想的影响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稷下讲学的孟子
孟子(公元前372一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山东邹城人。父名激，母仉氏。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三岁时父亲逝世，自小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孟母非常重视孟子的教育，管束甚严，史书中记有孟母三迁教子、断机喻学的故事，而且至今仍在广泛流传。孟子非常崇拜孔子，从小立志学儒习礼，15岁左右，他入学读书，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之门人，认为自己上承孔子、子思之学，并自认是孔子的私淑弟子。学成以后，居邹为士，收徒讲学。门生中著名者就有18人，公孙丑、万章等都是他的高足。
当时正值诸侯混战大国争霸时期，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孟子决定像孔子那样，怀着实行“仁政”治国的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他先后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等许多国家。周显王四十年(公元前329年)，孟子44岁时，他率领弟子，到达了齐国。在此期间他曾在齐国著名的稷下学宫讲学。稷下学宫是古代齐国设立的一处专供各地学者著书论辩、传道、授业的场所和机构，是我国最早的由政府创办的高等学府，也是我国最早的多学科的社会科学院。大约创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至齐王建时衰弱，历时一百四十余年，繁盛时达“数百千人”。当时各国著名的游说之士都曾先后或长期在此著书讲学，互相切磋驳难。孟子在稷下讲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据说每天跟在他后面的人有百人之多，“后车数十乘”，掀起了一阵学习儒家学说的潮流。
但是，齐国国君只是为了博得重视贤才的名声，对他的仁政思想丝毫不感兴趣，孟子因此离开齐国，到了宋国。但宋国的情况和齐国一样，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这时恰好他以前熟识的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的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教化。“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又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主张恢复传统周制。滕文公非常推崇他的学说，也积极推行。但是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力量太过弱小，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便在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53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然后，梁王又问如何对付秦楚的军队。孟子认为只要推行仁政，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打败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更坏，说他不像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孟子再游齐国，虽然受到很高的礼遇。但他所讲的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依然不受重用，不得已他又离开了齐国。此后他又去了宋、鲁等国，情况依然如此。到公元前308年，孟子已年高65岁，其政治抱负仍然没有实现，只好停止自己20多年的游说生涯，像孔子晚年那样，退居邹国，从事教学与著述，直至公元前289年去世。
孟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孟子》一书中。“施仁政，行王道”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他“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在哲学上，孟子是一个性善论和唯心主义者，继承孔子的天命论，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两种类型，要求人们按“天命”行事，并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一唯心史观。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 ，“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并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孟子还十分注意人格修养，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同时，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孟子维护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正宗大儒。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高，孔子被尊为“圣人”，孟子也被称为“亚圣”，并一直为人们所纪念。
提倡法绐的韩非
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战国晚期韩国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世称“韩非子”。
韩非出身于贵族世家，是韩王歇的儿子。他自幼口吃，不善言谈，但善于著述，常常以笔代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韩非少年时与李斯同受业于荀子，深受荀子思想的影响。他虽然师奉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并“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这在战国末期的新形势下，可以说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从而也成了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生于战国七雄纷争之世，在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最弱小的国家，他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寄希望于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孤独悲观，大失所望。于是他寄情于写作之中，先后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这些著作后来流传到了秦国，据说秦始皇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对韩非推崇备至，仰慕已极。
公元前234年，秦国兼并韩国很急迫，韩王于是派韩非出使秦国，希望能够缓解秦国的进攻。秦始皇见到韩非后，非常高兴，和他谈论了许多大事，就法家思想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并没有重用韩非。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始皇听信了这些话，就把韩非交给法官审讯。李斯就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但根本没有机会。秦始皇后来感到懊悔，想赦免他，但韩非已经自杀了。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这种先进历史观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即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他强调制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此外，韩非还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而在法的方面，韩非则特别强调“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他的文章构思也相当精巧，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还善于用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