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康熙、雍正年间，准噶尔部在其首领噶尔丹的统治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康熙、雍正曾经数次出兵，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乾隆初年，准噶尔部因争权夺利发生内乱，与准部有密切血缘关系的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乘机与准部贵族达瓦奇结成联盟，夺得了准部的统治权。但不久其内部又发生火并，阿睦尔撒纳在遭到惨重失败后率部投归清朝，并请求清廷出兵，攻打达瓦齐。乾隆获悉准部内乱情况后，决心利用这一机会，彻底平定准部，消除边患。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清廷以班第为定北将军，永常为定西将军，分兵两路，向准噶尔部所在地伊犁进攻。由于达瓦齐倒行逆施，准噶尔内部众叛亲离，清军所到之处，各部“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干余户，携酮酪，献羊酒，绎络道左，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行者”。清军几乎兵不血刃进抵伊犁，达瓦齐退守位于伊犁西北部的格登山，在遭到清军重创后，又仓惶逃往南疆乌什，被维吾尔族首领霍集斯擒获，献俘清军。乾隆首次平准战争大获全胜，阿睦尔撒纳也因功晋封为双亲王，食双俸。但阿睦尔撒纳归附清朝，仅仅是想借兵攻打其政敌达瓦齐，在达到目的以后，其野心又膨胀起来，欲自任厄鲁特四部总台吉，“****西域”。清政府察觉了阿睦尔撒纳的图谋，为防患于未然，命他于是年九月至热河避暑山庄入觐。阿睦尔撒纳也看出了清廷的用意，中途逃回塔尔巴哈台，公然发动叛乱，率兵攻打驻守伊犁的清军。面对严峻的局势，清廷再次出兵平叛，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任命兆惠为伊犁将军，进剿阿睦尔撒纳。时值准噶尔地区瘟疫流行，清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阿睦尔撒纳败走哈萨克，后又逃往沙皇俄国，不久病死，沙俄政府将尸体送归清朝。至此，迁延数十年的准噶尔叛乱活动彻底平定。
新疆北部的准噶尔部叛乱平定不久，南疆即天山南路又发生了大小和卓的叛乱。天山南路是维吾尔族聚居区，明代以来，建立了地方封建政权叶尔羌汗国，此即清代书籍所称的“回部”。他们信奉******教，其教派首领自称“和卓”。准噶尔部势力崛起之后，进兵南疆，灭叶尔羌汗国，并将其和卓俘至伊犁禁锢。清廷取得首次平准战争胜利后，将大和卓波罗尼都遣归叶尔羌，使其照旧统领回部；而留小和卓霍集占于伊犁，掌管******教教务。阿睦尔撒纳叛乱期间，霍集占曾“率众助逆”，失败后逃回叶尔羌，唆使其兄波罗尼都杀害清政府派驻南疆的使臣，发动叛乱，企图据南疆而自立，“与中国抗拒”。清政府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兵进剿。但雅尔哈善在攻打南疆门户库车城的战斗中坐失良机，使霍集占得以乘夜遁走。清廷改派刚刚平定北疆叛乱的兆惠率军前往南疆。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兆惠率兵进攻霍集占据守的叶尔羌城，由于敌众我寡，久攻不下，清军遂至城东黑水河扎营自守，他们“掘壕结寨”，“筑长围以相持”，反被所围，与数倍于己的叛军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苦战，最后在清廷援兵的配合下终于解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分兵两路，大举向叶尔羌及喀什喀尔进攻，霍集占兄弟弃城出逃，清军穷追不舍，在巴达克山界全歼叛军，霍集占兄弟也被当地首领擒杀。清廷在新疆进行的三次平叛战争，不仅基本上消灭了这一地区的叛乱势力，恢复了地方的安定，而且有利于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的统一。此后，清政府在新疆南北地区设立军府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新疆的统治，密切了西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和交往。
总之，乾隆皇帝在位时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由盛而衰的时期，从此以后，中国就开始进入了衰弱的晚清时代。
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政治家。
林则徐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同时也是康乾盛世的末期，他的前半生，和许许多多希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中国人一样，平淡无奇而又人人向往。1797年考中秀才后，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1804年考中举人；1811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出任编修；1816年后历任江西乡试副考官和云南乡试正考官；1802年后，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江苏和江西等省按察使、江宁和湖北、河南等省布政使等职；183 1年冬任东河道总督，主持修治运河和黄河，因办事认真，受到清廷嘉许；1 832年为江苏巡抚；1 837年升任湖广总督。可以说，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像林则徐这样的循吏、良吏肯定会沿着这样的道路一直走下去，最终会在皇帝的褒扬下光荣地致仕退休，但是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的一生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美等国奸商向中国大肆倾销鸦片，其中光是英国每年输入的鸦片就达四万箱左右(每箱约有一百斤到一百五十斤)，活动十分猖獗。鸦片走私对中国危害巨大，它不仅毒害国人身体，使白银大量外流，而且还极大地削弱了清朝国防军队的战斗力，因为当时清军官兵吸食鸦片早已蔚然成风，所以，引起了清朝道光皇帝的关注。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主张对鸦片“弛禁”和“严禁”两派，林则徐是严禁派的主要代表。他在湖广总督任内，于长沙、武昌等地设立禁烟局，收缴烟土、烟具，并配制戒烟药丸以助吸食者戒烟，收到了良好效果。林则徐还就鸦片的危害上奏朝廷道：“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阅后深有触动，便在1838年冬，召他入京，前后召见他19次，就禁烟问题切磋讨论，深得共识，随后亲自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即刻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宣布禁烟决心：“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协助下，先是抓获61名罪大恶极的烟贩子，然后，他又采取对外商分别对待以孤立的办法，勒令英、美等鸦片贩子缴出鸦片。他指出，外国烟贩如果胆敢对抗，只要号召民间壮丁就足以制其命而有余。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专程从澳门赶来广州，策划并指使大烟贩子颠地逃跑，但是广大爱国群众迅速将洋馆包围住，将之截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林则徐坚定不移的态度挫败了义律破坏禁烟的阴谋，迫使他表示“情愿呈缴鸦片”，共计两百多万斤，这样便有力地打击了横行全球的所谓的“日不落帝国”，使他们在我国面前低下了头。
林则徐收缴到大量鸦片后，就在虎门镇口村(今东莞市太平镇)，靠海滩高地修造了两个长宽各十五丈的化烟池，决定用石灰和盐卤将鸦片浸化后冲入大海的方法来销毁鸦片。1839年6月3日，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虎门海滩上彩旗飘扬，远近村民，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这盛况空前的壮举。只见林则徐一声令下，士兵们引水入池，顷刻间，石灰遇水，池中沸腾不止，温度骤然升高，很快就将满满一池鸦片销毁殆尽。就这样一连二十三天，才将两百多万斤鸦片彻底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林则徐在禁烟的同时，还努力了解外情，派人搜集和翻译外文书报，编成了《四洲志》一书。并且按照“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要求，修建了防御工事，加强军队操练；又根据“民心可用”的原则，招募了大量的渔民，编成水勇助战，号召人人杀敌；并根据敌我形势，制定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等战略战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领导广东军民，在鸦片战争前夕和战争爆发之初，前后七次击退了英国侵略者的武装挑衅。
不甘心失败的英国人，于1 840年6月，悍然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英军知道广东防御严密，便转而北上，于7月攻陷了浙江定海。8月，英舰开抵大沽口。清廷在震惊的情况下，投降派大肆攻击林则徐。道光帝于9月将林则徐交部议处，另派投降派琦善接替林则徐。10月，又将他革职。但林则徐不顾逆境危险依然上奏，驳斥投降派的谬论，请求亲赴浙江前线“随营效力”，收复定海。他还建议以广东关税收入来建造船炮，做到“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以便做好反侵略的长期准备，但道光帝拒绝了这一富有远见卓识的建议。
1841年2月，清廷命林则徐赴浙江镇海军营协办事务。到浙之后，他积极协助两江总督裕谦等人筹办浙东海防。但到六月底，道光帝又下令将他充军伊犁。途中黄河决口于开封，清廷又任命他在河南帮助办理河工。1842年3月河工告竣，林则徐仍前去伊犁。在路途中，他写出了许多诸如“荀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充满忧国之情的著名诗句。他还委托老友魏源，积极编撰《海国图志》，并把自己的研究资料《四洲志》交给魏源。到伊犁后，他曾受伊犁将军之托，勘办伊犁开垦事宜，共开辟各路屯田三万七千余顷。
1846年4月，林则徐被重新起用为陕西巡抚；次年四月调任云贵总督。
1849年秋，林则徐因病辞官回籍。到福州后，他曾率当地士绅驱逐了占据城内神光、积翠二寺的英人，并向人指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后来果不其然。
1850年10月，清廷再次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命他前往广西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但行至广州潮州时不幸病故，时年六十五岁，死后清廷赠与谥号“文忠”。
林则徐一生致力于禁烟和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族英雄，也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国维新运动的先驱。
开风乞之先的龚匀殄
龚自珍(1792—1841年)，一名易简，字伯定；又名巩祚，字瑗人，号定盒，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龚自珍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曾任内阁中书和军机处行走，父亲曾任徽州知府、苏松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他的外祖父是著名学者段玉裁。龚自珍自幼随外祖父研习经学、金石学、训诂学、文字学等。
龚自珍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19岁时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接连失败，直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27岁时才中举人。在这几年里他曾任武英殿校录，同时跟随父亲调任，南北奔走。这一时期，广泛的南北交游使他亲眼目睹了许多现象和社会下层情况。从1820~g起任内阁中书，历时十五年。在这前后，他跟从“公羊学”家刘逢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这是进一步“更法”、“改图”的理论根据。此外，他还向江铁君等人学习佛学，信奉天台宗。道光九年(1829年)，时年38岁的龚自珍在经过五次会试后，终于考中进士。但是由于他写的字不合程式，三次殿试皆不中的，故始终未能入翰林。当时宰辅必自翰林出，地方大员亦大半出自翰林，因而龚自珍一直只能做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等闲散小官。他曾作《干禄新书》以讽喻此事。道光十九年(1839年)，时年48岁的龚自珍不愿在宦海沉浮下去，决定返回原籍，辞官归隐。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前往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学，刚抵馆舍，即突得暴病身亡。著作有《定盒文集》、《己亥杂诗》等。
龚自珍生活在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他任京官多年，喜结交名流学者，深知清朝政府的腐败情况，加上仕途不顺，对现状极为不满，因此常对社会的各种弊病痛加讥讽，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认为这时的社会表面上像是太平盛世，实际上是处于大乱将至的“衰世”，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日之将夕，悲雨骤之”的可怕景象。他在“尊史”的口号下，以春秋公羊派“三世说”的发展观，来对比统治者，肯定了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对这“衰世”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特别是在许多内政和官僚制度问题上的批判更为激烈。龚自珍认为，造成清朝封建官僚集团的庸碌无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举制度，他期望有一个社会大变动，改革不合理的官僚制度，涌现出大批新的人才。他用诗句写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希望打破封建衰世令人窒息、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以浪漫主义的热情，呼唤人才，希望改革现实。当然，龚自珍的这些想法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幻想，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为了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针对重重时弊，龚自珍提出了“更法”、“改图”的主张，他希望调整君臣关系，做到君臣之间以礼相待；希望调整贫富两极关系，阻止继续分化的趋势。为此他设计了“农宗”之法，企图在农村宗法家族制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封建等级制社会。此外，他对巩固祖国边疆亦多有建议，其中包括在1820年写的《西域置行省议》，提出了把新疆改设行省的主张，而六十余年后，清廷果然将新疆改为行省。虽然他大力提倡改革，但是他又认为“不可以骤”，害怕人民群众对旧制度冲击得太厉害，以至于从根本上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
龚白珍的哲学思想比较复杂，充满矛盾。他虽然批判了神秘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等学说，认为天象皆有一定的规律，但又相信天有意志，并肯定鬼神的存在；他强调“人”的作用，坚决否定“圣人”和天理创造、主宰世界的论调，但又错误地认为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认识。他批判先验的性善论，以为人无善恶，善恶为后天所造就的。
龚自珍晚年时，中国已经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严重威胁，他对此深为忧虑和关切。当林则徐奉命赴广东查禁鸦片时，他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除了支持用重法严禁鸦片外，还提请林则徐警惕英国侵略者的狡诈本性，要带重兵随往，并注意讲求火器，改进防务，以准备粉碎外敌挑衅。
龚自珍以“开风气”自任，对中国近代谋求变革的思想家有很深刻的影响。梁启超曾评论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盒文集，若受电然。”虽然龚自珍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对社会的未来变化方向也很朦胧，没有触及官僚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本质，但在那个社会中，他敢于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宣传改革政治的主张，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