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死的“上山下乡”政策！波橘云诡的边境！神秘的境外袭击！两个老特务的会见！归来兮，伤残的军人。
一
在动荡不安的1976年岁末，我的命运也面临着转变。
我们的高中要解散了，因为它是1973年“教育革命”的产物，老师很多是中师生或高中生，教学水平上不去。我们这些应届生面临两种选择：到城里重新读高中，再就是休学。那时，高考制度尚未恢复，我看不到上学的希望，也就休学了，其实多数同学跟我的选择一样。
在我休学的第二天，伯父上了县城。他先去了劳动局，人家一听情况，对他说道：“你的侄子不在分配之列。他的两个哥哥已经就工，按政策他应当划为下乡知青。”
伯父想了想，答道：“那就按政策来吧。”
“那你得上‘知青办’。”劳动局的同志说。
来到了“知青办”，一名留长辫的女同志对伯父说：“根据你侄子的情况，安排他到哲山公社的知青点。哲山公社的一名知青，到你们黄旗公社的知青点。”
伯父说：“同志，何必这样呢？他们本来就都在乡下，就近安排多好呀？”
长辫说：“那不成，就是要让他们脱离父母，经风雨见世面。”
伯父说：“这样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长辫说：“就是要打破资产阶级的人情观。”
伯父疑惑：“怎么？人情还有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
长辫警觉了起来：“老同志，你这种观点可很危险啊！”
伯父不敢再辩解了。
回到了公社，伯父躺在床上直生闷气。伯母问明了情况，对他说：“当家的，听说独生子女就不用下乡了。小四虽然兄弟三个，但他是跟着咱长大的，咱不会去办个过继手续，当做独生子女吗？这样，小四就能招工了。”
伯父觉得在理，爬起来赶紧去了公社。当时，公社管户口的是革委会文书，他听了伯父的陈述，抱歉地对伯父说：“苏所长，这事我做不了主，你得找公社领导去。”
当时，管明月县委副书记的身份已经基本明了，但就差着县党代会举手的程序了。所以，他仍然在公社里待命。
伯父找到他后，他在办公室里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心不在焉地对伯父说：“你这事按说也应该照顾，但是，现在，全国上下还在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违背政策的事，是不是资产阶级法权啊？”
看到伯父不太高兴，他又说道：“当然，我党历来既讲政策又讲灵活。你这个情况还是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个人意见往往代表不了大多数，你去找找温副主任，看看他的意见。如果其他人都赞成，那我也就服从大多数了。”
伯父只好又去找黑大牙。久经官场的黑大牙听伯父说完，圆滑地说道：“苏所长，孩子的事是大事呀，你得要办好啊！可是管书记还没彻底离开，我呢，毕竟是副主任，不好明确表态呐。公社党委、革委还有其他成员，你先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吧！他们没意见，我就同意。”
这种扯皮推诿，伯父实在忍受不了。他窝着一肚子火，回到了家。而父亲听说了这事，对他说：“大哥，小四该当跟老百姓一起摸爬滚打，用汗水冲冲他那一身娇气啦！”
“知识青年下乡，对城市里的年轻人来说是有必要的。可是，小四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呀，有这个必要吗？再说，你的儿子你不清楚呀，小四是块干活的料吗？”伯父有点儿气急败坏。
伯父又进城了。回来不久，上面给了我一个招工指标，进县里的无线电厂。
可是，正当我收拾行装，准备进城时，父亲气冲冲地找到了伯父，并跟伯父吵了起来，吵得很凶：
“大哥，小四的事是咋回事？”
“你就别管了。”听话音伯父有些心虚。
“不管？不管行吗？”父亲声音依然很高。“大哥，你咋能去找祁大同呢！你是咋跟这个造反派勾搭上的？”
“老三，你怎么说话！什么勾搭不勾搭？人家是县革委副主任，不是反动派！”
“这样的人，你就不能跟他交往！”父亲吼道。“俺听了这事，气就不打一处来。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这样的人就要倒霉了，你还跟他往来。你们是咋交往上的，啊？你别觉得俺傻。上次他们包围管书记，是不是你偷偷给的信？”
“你在胡说！”伯父也怒了。
“俺胡说？他这么一个玩意儿，没有交易，是不会给你办事的。”
父亲又说道：“临下台了，祁大同这是在拉拢势力！”
“任你怎么说去吧。反正小四的事已经这样了。”伯父满不在乎。
“大哥，你等着，俺是不会让你们的交易成功的！”
“你敢！”伯父从来就没有这样震怒过。
“那就走着瞧吧！”
父亲气呼呼地走了。
我进了县无线电厂还没一个星期，县武装部就来了一个干事，说是我被特别应征了--到云南边防部队去。那是父亲的部下虎子的部队。
看来，从来不求人的父亲，也求人了。
二
在那个干事引领下，我购买了一张胶东到昆明的火车票，独自上路了。
经过两天三夜的奔波，我来到了云南省军区接兵站。在那儿，还有十三名跟我一样的特招兵，但他们都是部队里的高干子女。在昆明稍作休息，我们就乘坐卡车来到了地处边境重镇的思茅军分区，在一座弹药库大院里展开了新兵训练。
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完成了新兵的常规训练课目，主要包括队列、射击和投弹，后来，从军区来了四名教官，专门传授“边境警备常识”，我们先到地区公安局参观了对敌斗争实物展，在那里见识了形形色色的敌特装备，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匕首手枪和爆炸棉，讲解员说，那一小捆爆炸棉足以摧毁一座大楼。
在“边境警备常识”中，还有一个课目就是识别真假货币。因为思茅军分区担负守备任务的中缅、中老边境流通着多种货币，其中包括内陆早已淘汰的近代银元，而在上述货币中，老银元的辨别难度是最大的。我们学习的主要方法是如何“一眼开门”和如何听音。教官告诉我们，边境形势复杂，敌特、毒贩和非法马帮，经常使用假币，学会真假货币辨别，是发现敌特和打击不法分子的基本功。
在新兵训练临结束的一天晚上，我奉命来到了军分区招待所一个独立的小院，在一个年轻的军人引领下，我穿过了一片静谧的竹林，走进了一个铺着木地板的套房。奇怪的是里面没有灯火，一团漆黑。
正当我胡乱猜疑着，屋里响起了一阵洪亮的声音：“小子，训练成绩不错嘛。”
这又是谁呢？为什么这样呢？我心里一连串的问号。
“哈哈哈。”对方畅快地笑了起来。“既然你老子不让我见你，那咱爷俩就‘黑对黑’吧。这不算是见面吧？”
我明白了，这就是父亲常说的虎子。他是军区的副参谋长。
“说，你是想留在机关，还是到边防连队？”他直言快语。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我双腿并拢，高声喊道。其实，这个回答是违心的。那时，流行这种冠冕堂皇的违心话。
“好！好！”他连喊了两声。然后又说：“到了边境上，你要好好约束自己。都说边境上很艰苦，可那里靠近资本主义，花花绿绿的东西太多，你小子可别给我栽了！”
我被分到了中缅边境的八连，驻扎在海拔2100多米的勐马寨。这里群山连绵，峡谷密布，河流纵横，到处是茫茫的森林和蒙蒙的迷雾。附近的山头上，坐落着稀零零的山寨，他们有的居住着傣族，有的居住着拉祜族，有的居住着佤族，还有的居住着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民族。
在我们连队哨卡的脚下，有一条清澈的溪水，当地人叫南佧江，江水的正面就是缅甸，东南方就是名声在外的“金三角”地区。
在这偏远的边境地带，基层政权尚不健全，我们边防连对外是国家军队，对内又要承担着警察的职责，边民的大大小小纠纷都要找我们，因此，戍边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我们的连长吴达义，是1960年的老兵，曾参加过出境缅甸追剿国民党残部的战役，我们的营长还是他征来的兵，他之所以在职务问题上“原地踏步走”，据说是裤裆里的东西不太老实。
见到了吴连长，跟传说中的差距太大了。他黑黑的，瘦瘦的，顶多一米六的个子，脖子左右两边是凸显的青筋，喉结特大，一双赭石色的眼睛闪晃着飘忽不定的光。
他见到我很冷，据说他见到特招兵都很冷。我不知为什么。
他烟瘾很大，滋啦滋啦地咂着一种用棕色烟叶卷的香烟，是缅甸货，有时说话香烟还叼在嘴角上。我们是在连部门前的石头台阶上见的面，当我被通讯员领到了他的跟前，他蹲在台阶上，也不起来，扭头瞅着我，嘴里吐着烟，半天才问道：“都安顿好了？”
我点点头。
“还是个高中生？”他又问道。
我再点点头。那时，在边防连队里，高中生就是大知识分子了。
“老头子干什么的？”他的腔调有点儿怪。
我寻思了半天，才明白了他的意思，答道：“我爸爸是一般公社干部，我跟着伯父长大，也是一般干部。”
“那你是怎么特招来的？”
“靠我父亲的一个老战友。”
“妈了个巴子的，也是咱工农大众呀！”一激动，他的湖北特产就出来了。“走，跟老子溜达溜达去。”
转眼之间，他亲近多了。
天色已晚，营区四周雾气弥漫，山风轻拂，我们两个就像飘在天上。
他背着手，弓着腰，一晃一晃地走着，说道：“知道老子为什么痛恨那些特招兵吗？妈了个巴子的，老百姓的孩子拼死拼活地干，才能熬成个干部，他们呢？调皮捣蛋的，一道命令下来，不是干事，就是排长。”
到了南佧江的边上，他双手掐腰，豪迈地说道：“这可是个好地方呀！不仅仅是祖国的大门，还是世界的大看台哪。”
他眺望着滔滔的江水，又指了指对岸一处忽隐忽现的灯火，问我：“看到那火光了吗？那可是党中央机关呀！”
他自得地一笑：“那是邦桑坝子，缅共中央所在地。别看咱是个小连长，缅共的司令、旅长见了咱都得给个面。”
他从地下摸起了一块石头，朝着缅共的左侧方向扔去，随口说道：“这个山头，就是大毒枭沙坤的防地，老子主要就是防他的。”
我们沿着南佧江继续往西南走去，他遥望着一座不时闪烁着火把的高山，站住了：“那就是传说中的‘金三角’！过去，那里驻扎着上万名国民党军队，跟咱们打了十几年。可现在呢？台湾迫于国际压力，正在抛弃他们，掸邦、佤邦、缅甸政府军以及缅共，也时不时地敲打他们，他们几乎成了没娘的孩子，可怜啊！”
他又自嘲地说道：“妈了个巴子的，真是怪了，这些中国兵油子跟老子斗了这么些年，他们走下坡路了，老子反而同情他们了。”
吴连长的话，使我意识到了边境斗争的复杂性。
吴连长对国民党老兵的心态，在执行7号位边界巡逻任务时更加暴露无遗。
我们的防区以昂郎山主峰的193号界碑为中心点，左右各分为十个号位，定期沿边界巡逻，其中7号位是针对“金三角”地区的。巡逻7号位，通常一个排的兵力，那天，我们排长探亲去了，由我们班长岩巴带队，临行前，吴连长赶来了，显然他不太放心。
巡逻7号位的路线，是马帮踏出的一条小道，周围全是草丛和树林，岩巴带着尖刀组走在前头，吴连长和我们跟在后头，相距二三百米。岩巴他们正在大摇大摆地走着，吴连长突然喊了一声：“准备战斗！”
大家齐声卧倒，拉动着枪栓。
岩巴趴在地下四处张望，没有发现异情，就成跃进的战斗姿势窜到了吴连长跟前：“连长，什么情况？”
吴连长并没有回答，目光依然盯着几个在树叶上落来落去的黑肚子马蜂。
岩巴不停地眨动着眼睛。
吴连长瞪了他一眼：“你还在丛林长大呢，这黑肚子蜂是高空的东西，为什么几个都飞下来了？”
岩巴眼睛一亮，像是明白了。他立即命令：“各战斗组散开，注意树上！”
我们刚刚形成了有序的战斗队形，就听到空中有人喊开了：“吴连长，别误会，别误会！我是国军的老饶啊。我们不是针对你们的。”
说话间，从高大的古榕树上跳下了三个人，其中一个短发，头皮上一片灰白，另两个稍微年轻一些，也在四十岁上下。他们都穿着美式夏季作战服，但没有任何标志性佩戴。那个年龄大的手里有支勃朗宁短枪，另两个人握着老掉牙的索姆冲锋枪。
看来吴连长跟他们很熟，双方相见，并没有剑拔弩张，那个可能是“老饶”的头目首先掏出一盒“骆驼牌”香烟，吴连长毫不客气地抽出一支，点上后，又伸出了一只手：“老饶头，别装傻了，把家伙都给我留下。”
老饶头向吴连长陪着笑脸说道：“吴连长，家伙都是破烂货，你们又不稀罕。算了吧。高抬贵手。再说，您看看，您看看呀！”
吴连长一瞧脚下，赶紧下令：“左跨一步！”
原来，我们越过国界一步了。
老饶头又向吴连长求情道：“您放心，我保证嘴巴严严实实的，不让外人知道一点儿信。”
尽管在边界上巡逻，非主观的越境很常见，但传出去也是事故，所以吴连长便对他们客气了几分：“妈的，你们这是在跟谁干呀？”
“沙坤！”老饶头说。“这个狗东西，趁火打劫，来抢我们的地盘，我们这些老家伙联手收拾他们。”
他又自信地拍打着手枪，对吴连长说：“跟你们干，我们是手下败将，跟坤沙干，你等好吧。这帮子乌合之众。”
“哼！”吴连长瞅了他一眼。“骄兵必败！滚吧！”
他走后，我才得知，老饶头曾是国民党军队的谍报队副队长，过去屡次跟吴连长交手，但败多胜少。现在，他已退出现役，顶多算是个国民党老兵，按政策，他还在我们统战之列。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国民党兵。
三
“文革”废了我的学业，却送给了我一手好棋。
因闲得没事，从初中起，我就练习打谱，到了高中就杀遍四乡无敌手了。
吴连长在我来之前，是连里的棋王，可跟我一过招，却屡屡败阵，愈这样，他愈不甘心，得空就缠着我下棋。
这天晚饭后，我跟他在连部的树下又摆开了战场。旁边有文书和卫生员观战。
杀得惊沙飞石、天昏地暗时，岩巴骑着车匆匆驶来了。
“连长，班朵山佤寨出了点事。”
“严重吗？”连长一边走棋，一边问道。
“一般般的。”岩巴说。
连长的棋局已处在下风，他没好气地扫了岩巴一眼：“你是阿佤人，又分工班朵山，一般般的小事也来找我？真是的！”
“连长，你可别冤枉了我。”岩巴是个沉稳而又英俊的佤族毛哆哩（小伙子），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是寨王老波桃（老爷爷）请你去的。”
一听是老波桃，吴连长啪地甩了一步棋：“他？那我就更不去了。”
看来他俩有什么过节。
“老波桃（老爷爷）说了，你不去，往后就跟你彻底断了。”岩巴的话不轻不沉，却说到了连长的痛处。
连长把棋盘就势一推，问岩巴：“妈了个巴子的，啥事？”
岩巴将屁股落在后车座上，说道：“老波桃的二姑娘要‘转房’（改嫁），看上了一个那边的汉人……”说到了这儿，他朝着境外的方向示意了一下。“老波桃按照寨子里的习惯，向那个汉人要了十块大洋，可后来发现，那十块大洋有点儿不对劲儿，我试了，差着半个音。”
“什么大不了的事。”连长说道。“退了大洋，让对方重下聘礼就是了。”
“是应该这样子的，可那个汉人死不认账。老波桃又不敢得罪他，所以才请你出山，压压那小子的气焰。”
“那小子是干什么的？”
“就是老饶头。”岩巴答道。
“他？”连长有点儿犯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