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再次靠近他一步：“久福啊，你下来，今天晚上，咱俩就权当谁也没看到谁，行不？”
伯母在旁边插上了一句话：“当家的，可别这样呀！”
“哎，乡里乡亲嘛。”伯父的话很动听。
赵久福显然被感动了，一下子跳下了大坝，放弃了居高临下的优势，也就在这时，伯父突然飞起一脚，赵久福应声倒下了。
还没等赵久福反应过来，伯父一只脚狠狠地踩住了他的头：“赵久福，你听着，往后少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
赵久福躺在地上，连连求饶：“苏，苏大哥，你再放俺一马吧，俺今后保证听你的。”
“滚！”随着伯父一声断喝，赵久福连滚带爬地跑了。
而伯母却立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她一肚子狐疑，问伯父：“当家的，怎么不把他逮到公社里去？”
“唉，一个老光棍，怪可怜的。”伯父答道。
黑沉沉的雨夜，黑沉沉的思路。
静默了老半天，伯母才对伯父说：“当家的，你说，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伯父回答得非常深奥，一直让伯母琢磨着：“只要不是坏人就行，管他看懂看不懂的。”
七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大陆的天灾人祸，给台湾的“光复计划”创造了机会。胶东半岛南连黄海，北通渤海，又是守护北京的门户，因此，这里成了台湾关注的战略要地。那时节，我们的头顶上经常传来“嗡嗡”的飞机声，抬头望去，超低空飞行的往往是带着青天白日标志的台湾飞机，有时，还能看到带着头盔的飞行员，我们振臂呼喊，他们就向你挥挥手，好像故意气你。
每逢台湾的飞机来了，父亲就会轮着匣子枪，在院子里跳着叫骂：“妈的！有本事下来！”
当敌机飞远了，他还骂不绝口：“真他妈的无能！养这些空军吃干饭的！”
碰上他这个样子，伯父就会说他几句：“快进屋吧，人家那是美国飞机，超低空的，不给你还手的机会。”
父亲依然亢奋无比，用匣子枪戳着帽檐说道：“空军也是我们四野的，不行！我得给刘参谋长打个电话，让他出出这口气。”
听了这话，伯父更是大笑：“你说的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吧？他比你还着急呢。你知道吗？对付超低空飞机，雷达要过关，咱那些雷达，不行。”
伯父说的，父亲当然也晓得一二，但他听了，往往不去琢磨话意，而是琢磨开了伯父。是啊，他一个学生意的，咋懂得那么多军事呢？
这天傍晚，伯父家里刚摆好了饭菜，父亲提着两瓶烧酒进来了。到了1962年下半年，生活秩序逐渐转入了正常，货币的价值也慢慢在归位，父亲喝酒的习惯随之也恢复了。
看到父亲来了，伯母要去加菜，让父亲给拦住了：“我没心思吃菜，整两口酒就行了。”
父亲倒了一大杯，伯父只要了小半杯，他虽有酒量，却不爱拼酒。
父亲闷着头，大口大口喝着，伯父眯着眼，小口小口陪着。俩人都不作声。
伯母觉得这样子太憋人了，一边给怀里的我喂饭，一边问父亲：“老三，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呀？”
父亲仍旧闷闷地喝酒。
伯母瞅着父亲，试探道：“是不是为了你大哥的事呀？是啊，当着一家人的面，咱就把话挑开吧，你大哥的一些事，我也觉得那个，可一往那个上想，就觉得不那个，你说你大哥这么个人，能那个吗？”
她这一连串“那个”，把父亲给惹笑了：“嫂子，我哪有功夫想大哥那些那个！再说，这人你琢磨起来了，谁不那个呀！你三弟虽然在人们眼里是那个，但动真格的了，也不会傻了吧唧的那个。这人呀，谁不三亲六故、连筋带肉的。”
让他这么一说，伯父顿时放松了许多。他向着伯母使了个眼色，端起酒杯说道：“好，咱光喝酒，啥也别说。”
喝着喝着，父亲狠狠地朝着桌子一拳，酒杯都震得晃开了头。
“妈的，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
听了父亲的骂声，伯父眼睛一眨，猜测道：“明白了！一定是为了这次军事行动吧？”
父亲惊诧地望着伯父：“你咋知道的？”
“我是干什么的？老周病了，主持工作的粮管所副所长。”伯父说道。“上午，来了公安部队的一个司务长，要一百多人的给养，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咱一个小镇来这么些部队干吗？”
他又补充了一句：“而且，这是一次情报战。因为来的是公安部队。”
尽管父亲极力掩饰，但他的内心却难以掩饰。他望着伯父，默不作声了。
伯父却故意垂下了头，旁若无事地自斟自饮。
果然，父亲忍不住了，骂咧咧地倾诉道：“妈的，都是些纸上谈兵，不懂的社情。”
他将脖子伸向了伯父，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道：“来了敌情通报，说是明天拂晓，有一批空降特务，要落在将军岭。来特务咱信，可落在将军岭？打死我也不信。是，那里有树林、有沟坎，但人家落在那里找谁去？离村庄太远了！”
伯母很懂事，抱着不到两岁的我出去了。
但她守候在门口。
“这不，会上吵起来了。我跟市公安局来的那个科长。”父亲说。“我断定，一万个断定，特务要投在河套的草丛里，为啥？靠近沙埠村啊，沙埠村你还不了解嘛，乌龟王八特别多，特务来了，有靠山呀！”
伯父点了点头，判定的声音也很低：“你分析得对，空投地点，往往是多选的。”
父亲自信地点点头。又说道：“幸亏皮副县长是总指挥，他搞了个中和，让大部队埋伏在将军岭，让我，带着一小队公安，去河套潜伏。”
第二天拂晓，台湾的飞机果然来了。它们先是在将军岭上空盘旋，突然一转头，飞向了靠近沙埠村的河套。但是，由于地面上迟迟没有点火引导的，飞机溜了一大圈儿，扭头就走了。
这次反空降的失败，引起了上级重视，但查来查去，也没个名堂。直到几个月后，有人才反映说，就在敌机空投的头天下午，沙埠村的村头曾出现了一张小标语，上头写着：“提高警惕，严阵以待！”
可再找那小标语，却早已不见了。
八
我们老苏家出了一个大门徒，他就是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柏拉图。这个疯疯癫癫的哲人曾告诉我，记忆是知觉的翻版，而制造“翻版”的能力一般在四五岁之间。可能我太笨了，快六岁时我才产生了“翻版”。
在我起初的记忆里，父亲的脑袋尖尖的，留着短发，发白的军装永远敞着怀，走路一晃一晃的，不像一个标准的军人；伯父留着整齐的后背头，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风紧扣死死关闭着，走起路来一步是一步的，很有风度；伯母的丑俊当时我还没有概念，但她那眉眼间永不凋零的微笑总是温暖着我；母亲的大辫子我没能见到，唯有她油光闪亮的短发和润红的面庞深深刻在我的心里；至于两个大我几岁的哥哥，印象就不太深了，只记得他们打打闹闹的，听到了父亲的脚步声，立马就像调皮的老鼠听到了猫叫，规规矩矩地缩起了身子。
我本来排行老三，应该叫“小三”，可因为父亲排行也是老三，怕混了，伯父就直接喊我“小四”，有时也喊“老四”，但现在想来，其中毛病不少，似乎跟父亲同辈了。
我对伯父和伯母的称呼也是改来改去，原来叫“大伯父”、“大伯母”，后来父亲让我喊他们“爸爸”和“妈妈”，再后来，伯父非让我改口，让我喊他们“伯父”和“伯母”。弄得我晕头转向。
我的童年可以说是最荒凉、最灰暗的。我跟农民的孩子几乎混居在一起，而那时农民的生活还很贫苦，他们虽然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依然过着只能填饱肚子的生活。跟我同龄的那些农家子弟，吃的是粗糙难咽的煮瓜干，喝的是酸糟糟的地瓜粥，他们长期见不到油花，严重营养不良，不少孩子因为贫穷，或光着屁股，或兄妹几个一件衣服。非但如此，他们很小就要承担起家庭责任，大一点的孩子有的要看小孩子，有的要捡柴火、刨地瓜，天天闲不着。这样，他们也就没功夫跟我们这些“吃皇粮”的孩子玩了。
不但如此，因为生活差异太大，他们对我们这些“吃皇粮”的孩子非常仇视，见了我们，不是嗷嗷地怪叫，就是联手追打，就像当年穷人家的孩子对付地主家的“狗崽子”，吓得我们很少出大院门。
这样，我除了到公社大院找哥哥们玩，在粮管所里基本上是自娱自乐，一堆沙子玩一天是常见的事儿，压根儿谈不上生活的色彩。我想，成千上万在公社长大的同类人都会身有同感的吧。
在乡村，公共娱乐项目少得可怜，能让人激奋的就是公社放映队了。乡间放映没有固定场所，今天串东村，明天走西村。伯父见我孤独、沉闷，只要有电影就带着我去看。我经常坐在伯父的自行车大梁上，向伯父提各种各样的问题。伯父不像父亲，总是有问必答，极有耐心。而父亲就不同了，高兴了，他一套一套的，烦了，他就会一挥手：“小毛孩子，问那么多干啥！”
我跟许多男孩一样，最爱看的是反特片和战斗片。看完了电影，我就开始向伯父提问：“伯父，特务怎么那么坏呀？”
伯父就会反问我；“怎么说他们坏呢？”
我就说：“杀人，还搞破坏。”
伯父就说：“那是电影。实际上，特务也有不杀人的，也有不搞破坏的。”
“真的吗？”
“真的啊！”伯父说道。“有些特务呀，就是潜伏，等待时机，没有具体任务。”
对他的话，我似懂非懂。
有时看完反特片，伯父也会向我提一些怪怪的问题：“小四，长大了你想当特务吗？”
“不想！”我回答得很坚定。
“可是，有人杀了伯父，让你当特务去报仇呢？”
我不知如何回答了。
其实，全公社“吃皇粮”的孩子不止我们哥仨，还有管明月的儿子管强强和黑大牙的儿子温见见。不过他俩都上初中了，嫌我们哥仨小，一般不跟我们玩。他俩放了学，一人一把弹弓，朝上打麻雀，朝下打青蛙，麻雀打得少，青蛙打得多，俩人经常在我家屋后的小树林里烤青蛙腿。看着也很无聊。
强强跟见见玩腻了，也会跟我们哥仨凑堆儿，主要是玩“抓特务”。规则是强强定的，“特务”先藏，“解放军”搜寻，发现了就搏斗，谁倒下了，谁被淘汰出局。
强强五大三粗，豪情万丈，可能他爸爸的官大吧，他总是抢决定权。一起玩“抓特务”，谁当“特务”得他钦定。通常“特务”都是我们哥仨的差事，他跟见见是威风八面的“解放军”。
屋后这片小树林，一色的杨树，直挺挺的，四周没点儿杂草；树林中间有两排马厩，原来是运粮队的，现在运粮队改成了公社骡马队，主力还是那匹棕色的高头大马。我们“抓特务”限定的范围就是小树林和两排马厩。这一来，害苦了我们这些“特务”，可供藏身的地方太少了。而一旦被“解放军”发现，命运更是可想而知，因为我们哥仨根本就不是他俩的对手，个头、力气都差得太远了。见见老实，强强不仅彪悍，而且还霸道，按照他的最高指示，谁输了，必须贡献出一个带花瓣的玻璃球。我们哥仨的几十个玻璃球都让强强和见见给赢去了。
回到家，我们哥仨免不了嘟嘟囔囔地互相埋怨，父亲听了，往往把脸一抹，挖苦道：“没出息，三个对付不了两个！”
伯父听了，却是另一番样子。他安慰我们说：“骄兵必败。没关系，伯父教你们几招，让‘特务’打败‘解放军’。”
这些话，会引起父亲的不满：“特务怎么能打败解放军呢？”
伯父却哈哈一笑：“孩子们玩嘛。再说，谁打败谁，也不是老天定下的。”
又一次在小树林里“抓特务”，依旧是我们三个“特务”先藏。我躲在一棵树后，看到见见搜索来了，故意一晃身子，见见飞快地向我扑来，我撒腿就跑，他紧追其后，我沿着一个树空钻了过去，见见越追越快，就要穿过树空了，这时，埋伏在树后的大哥一拉绊马索，见见一个狗啃屎就扑倒了，他输了。
强强发现了这幕，骂道：“你们这些小玩意儿，还有暗器啊，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见他凌厉扑来，我跟大哥就往马厩那边跑，强强穷追不舍。
可到了马厩拐角，二哥忽然从里面撒出了一把黄豆，强强脚底下一滑，来了个四腿朝天，哈哈，他也败了！
这事不知怎么传进了黑大牙的耳朵，他琢磨了半天，找到了父亲，想就此“探讨一下”，父亲不是傻瓜，一眼就看出了黑大牙的意思，瞪眼问道：“你什么意思？”
黑大牙龇着那颗黑了半截的大门牙，意味深长地说：“绊马索、撒豆子，可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来的？”
“你就别神经了！毛孩子的游戏，你也当回事。”父亲怒斥道。“使绊子、撒豆子，这是东北胡子的老一套，我大哥在东北干了那么些年，能不知道吗？你想整人，就早说，别在这里拐来拐去的！讲阶级斗争，得分跟谁！”
黑大牙赚了个没脸，悻悻地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生者与死者的对话。
清明，我们老苏家的人去了爷爷的墓地。四周是绿油油的麦苗，坟上是苍凉凉的松树，大家都神情肃穆，默默无语地伫立着。等伯父用铁锨给坟头培完了土，父亲掏出了一瓶烧酒，在坟前浇了小半圈儿，自己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一抹嘴，他又把酒瓶递给了伯父。可伯父接过了酒，没有喝，而是闭上眼，嘴里咕噜咕噜念叨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伯父睁开眼，问父亲：“让孩子们磕个头吧？”
父亲一扭头，打量着伯母和母亲。
伯母又去看母亲。自从母亲当了邮政所所长以来，伯母有啥事总是给她面子。母亲对伯父说：“大哥，咱们都是党员，再搞这一套，传出去不好吧？”
伯父略一思忖，说道：“好吧，咱一起鞠三个躬吧。”
扫完了墓，我在麦地里疯窜，忽然，脚底下被什么绊了一下，一看，是个乳白色的破气球，下面还缒着一个花花绿绿的盒子，我打开了盒子，哇！是一排橙黄的小饼干。伯父他们见我捡到了东西，也都赶了过来。腿快的父亲走来一看，立刻伸出了一只大手：“交公！这是国民党的空投。”
我却恋恋不舍。
那时，人们的敌情观念都很强，一听国民党的空投，大家难免有点儿紧张。伯父却轻松地笑道：“噢，心战礼品。”
我不懂啥叫“心战”，就认真地校正道：“是饼干！”
那种饼干，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华丽的包装，对我极具诱惑力。
我深深地闻了闻，问伯父：“好香啊！伯父，能吃吗？”
伯父说道：“当然能吃了。”
“别！”父亲却说道。“不能吃，有毒！”
伯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打开花花绿绿的盒子，拿了一块小饼干，一下填到了嘴里，一边咀嚼，一边说道：“真香啊！”
他又对父亲说：“你呀，真不动脑筋，心理战的礼品，能放毒药吗？”
一瞧伯父吃了小饼干，我们哥仨也嚷嚷着要吃，父亲啥也没说，独自走了。
母亲望着伯父，迟迟不肯表态。
眼看场面就要尴尬了，伯母冲着母亲微微一笑，也从我捧着的盒子里取走了一块小饼干，并填进了嘴里。
母亲的表情也放松了，哥哥们嗷嗷地喊了起来。
哦，那香脆的小饼干，至今还能勾出我的口水。
到了公社大院附近，父亲突然从一旁闪了出来，对我们哥仨说：“捡到空投的事，谁也不许多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