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音乐社团和音乐系科的建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北京、上海等城市里出现了一批以研究音乐、发展美育、培养艺术人才为任务的新型音乐社团，如北大音乐研究会、中华美育会、大同乐会、中华音乐会等。这些社团有的以讲座形式传授西洋音乐理论和技术，如基本乐理、和声学、记谱法以及钢琴、提琴等演奏法，有的以研究整理和演奏传统国乐，弘扬民族音乐，还有的以演出为主，活跃城市音乐生活，开阔人们的音乐视野。在他们的会刊上大力宣传音乐教育，介绍西洋音乐知识，推广民族音乐。这些社团虽属业余性质，活动时间也不太长，但在传播音乐知识，培养专业音乐人才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
图7—1 北大音乐传习所乐队（图略）
1922年北大音乐研究会在萧友梅的建议下改建为北大音乐传习所，成为专业音乐教育机构。设本科、师范科和选科。本科分理论作曲、钢琴、提琴、管乐、独唱五个专业。1923年上海成立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26年北京成立了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等。这些音乐系科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为中小学校提供了急需的师资，而且为我国专业音乐院校的创建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2.国立音乐院的创建及变迁
1927年11月，萧友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到上海创建了我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由蔡元培兼任院长）。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国专业音乐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该校的体制和课程设置、教学内容（除国乐外）均仿效西欧音乐院校，设预科、本科、师范科及选科（分高、中、初三级）。专业分理论作曲、键盘乐器，乐队乐器、声乐、国乐。学校实行学分制，学生学习年限不定，达到了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1929年9月奉教育部令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萧友梅任校长。见图7—2（图略）
该校建校初期条件较差，没有校舍，专职教师也很少。1929年黄自回国，被聘为教授兼教务主任，还聘请了俄国钢琴家查哈罗夫等许多外籍教师，教学质量逐步有所提高。1935年前后，在萧友梅等人的苦心经营下，新建了一些校舍，扩充了部分设备，并请了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应尚能、李维宁、赵梅伯、吴伯超、萧淑姆等人担任教学工作，学校面貌才有了大的改观。1936年时有中外籍教师40多人（外籍28人，中籍13人。中籍教师除一名国乐教师外，都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在校学生达130多人。先后出版校刊《音》39期、期刊《乐艺》6期、《音乐杂志》4期。
抗日战争开始后，不少师生先后到了后方，学校迁入租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学校被汪伪政权接管，改称国立上海音乐院。这时一部分师生离校另办了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40年国民党政府集中了音专和西南各省的音乐工作者（其中有许多上海音专师生），在重庆的青木关成立了国立音乐院，由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代理院长。建校初设五年制专修科和实验管弦乐团，专修科分理论作曲、国乐、声乐、键盘乐器、管弦乐器五个组。以后又增设十年制幼年班。
1942年，国民党音干班（多半是上海音专师生）解散时，被教育部接受成立了国立音乐院分院。1943年迁至重庆松林岗，由戴粹伦任院长。
1946年国立音乐院迁南京，幼年班迁江苏常州，分院改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迁至上海（上海的两所音乐院校并入该校）。1949年9月改名为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
这所专业音乐院校是在战乱的年代里诞生和发展的，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但它的贡献是巨大的。它率先引进了国外的办学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系统介绍了西洋的古典音乐知识，培养了大批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音乐工作者，为我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其他新建音乐学校
1932年春，陈洪和马思聪在广州创办了一所私立音乐学校——广州音乐院。建校初由马思聪任院长，1933年后由陈洪任院长。该院设专科、选科和师范科。专科有钢琴、声乐、大提琴、小提琴等科目，学制四年；选科和师范科学制二年。该院是在原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管弦乐队和音乐学校的基础上新建的，有一定物质基础，师资条件也较好。1936年因缴纳不起保证金被迫停办。
1942年赵梅伯等在西安创办了一所私立音乐学校——西北音乐院。1943年秋开学，设本科和师范科。本科学制五年，分理论作曲、国乐、键盘、弦乐、声乐五组。该院共招生三届，于1945年底停办。
1940年在福建永安县创办了一所省立音乐专科学校，1942年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46年迁至福州仓山。设有五年制本科、三年制的师范科和不定年限的选科，并附设中小学师资训练班等。专业课程有理论作曲、国乐、乐章、键盘乐器、弦乐器、管乐器及声乐等。作曲家蔡继琨、诗词家卢前，音乐教育家肖而化、梁龙光、唐学咏等先后任校长，缪天瑞、李树化等任教务主任。还聘请了不少驻华的外籍音乐家担任教学工作，如德国的马古士教授（理论、钢琴）、曼者克副教授（大提琴）、曼者克夫人（钢琴），美国的福路教授（钢琴），以及保加利亚的尼哥罗龙教授（小提琴）等。该校先后编辑出版了《音乐通讯》、《音乐学习》等刊物。1950年八月并人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创办于抗战时期，在战火纷飞的十年中，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专门人才，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第四节 工农兵革命歌曲的勃兴
1.工农革命歌曲
“五四”运动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不久，由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个伟大的社会变革中，革命工作者和工农群众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编配和传唱了许多具有革命内容和历史意义的歌曲，这些歌曲今天被称为“工农革命歌曲”。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并组织了盛大的纪念和示威游行活动。北大学生和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们为此创编了《五一纪念歌》。这首歌是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所唱的第一支歌曲，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曲调已失传，歌词如下.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净，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红旗飞舞，走上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惟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俱乐部”，开展有组织的罢工斗争。在“俱乐部”成立大会和游行中唱的《五一纪念歌》和《俱乐部部歌》，表达了世界劳工大团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不打倒资本家誓不罢休的坚强意志。
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抗议军阀镇压工人运动，要求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不料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工人实行了血腥屠杀，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这次罢工斗争中出现的《奋斗歌》、《京汉罢工歌》，唱出了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彻底打倒封建军阀的决心。同年6月，在《新青年》季刊上与《国际歌》同时发表的《赤潮曲》（秋渠词曲），是一首充满革命激情，歌颂无产阶级英雄气概的创作歌曲。音调雄壮，气势宏大，得到了广泛流传。
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把工人运动推到了新的高潮。在这些举世闻名的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五卅运动》（孟姜女曲调填词）、《五色国旗当中飘》（泗川小调填词）、《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等，成为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罪行，号召工农团结起来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有力武器。
1926年，中国青年社出版了求实（即李伟森）选编的《革命歌声》。这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本革命歌曲集。他收编了当时广泛传唱的《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国民革命歌》、《马赛曲》（填新词，又名《前进歌》）、《反帝国主义歌》、《赤潮曲》、《二七纪念歌》等15首优秀歌曲。编者在序言里还对这些歌曲在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革命的歌曲是革命军的生命素，是他们无可抵御的炮火刀剑，是他们无限的生力军的源泉。大无畏舰可以在革命的歌声中沉没，巧妙的潜水艇更只好悄悄地逃出一边。”
20年代的农民运动，以广东海丰地区为最早。这里的农民运动在彭湃的领导下发展很快，1922年成立了农会，1923年会员已达10万人，接着又成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和封建势力开展了大规模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在这些活动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歌曲有《农会歌》、《五一劳动节》（彭湃用潮州小调填词）等。湖南农民运动在******等人的领导下也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并产生了许多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革命歌曲，如《穷人翻身打阳伞》、《姐妹要觉悟》、《四季歌》等。广西壮族农民在韦拔群领导下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那里至今还留传着用壮族山歌编配成的《列宁岩成立讲习所》、《东兰有个韦拔群》等革命歌曲。
谱7—6 五一劳动节（图略）
全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北伐军的胜利前进。在北伐期间，《国民革命歌》（法国儿歌曲调）、《工农兵联合歌》（中国男儿曲调）等歌曲，不仅对北伐军将士起到了巨大鼓舞作用，而且对各地群众也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和教育作用。
谱7—8 工农兵联合歌（图略）
2.红军歌曲
1927年后，共产党组建了人民军队——红军，发动农民群众为扩大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斗争。1934年10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又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些史无前例、惊心动魄的革命活动中，涌现出了大批反映红军生活和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的歌曲，这些歌曲今天一般被称为“红军歌曲”。
红军歌曲所反映的内容，大多是红军战斗生活和反映根据地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如《打南沟岔》、《打碎敌人的乌龟壳》、《吃牛肉歌》、《会师歌》等；反映根据地人民精神面貌的如《八月桂花遍地开》、《当兵就要当红军》、《兴国山歌》、《送郎当红军》等。此外还有歌颂红军、歌颂革命领袖的歌曲，如《盼红军》、《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我随红军闹革命》、《******》等。
红军歌曲的曲调除少数创作外，大多数采用了民歌小调、古代歌曲、学堂乐歌以及外国歌曲的曲调。不过在利用旧曲调时，并非一成不变地应用，而是根据新词内容和感情的需要经过了一定的创新。有的虽然采用了旧曲调，但在演唱的时候，由于感情的不同，在速度、力度、分句等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曲调虽是旧的，而风格和感情却是新的，因此仍给人以新鲜别致的感觉。
工农革命歌曲先在工农运动盛行的地区流传，以后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逐渐传向全国各地。红军歌曲也是一样，先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中流传，以后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便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工农革命歌曲和红军歌曲不仅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且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了群众，打击了敌人，同时还真实地记录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兵群众的伟大斗争精神，在近代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谱7—9 八月桂花遍地开（图略）
）第五节 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发展
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是“九一八”和“一？二八”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而兴起的。
“九一八”后，爱国的专业及业余音乐工作者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写出了首批抗日救亡的群众歌曲，如黄自的《抗敌歌》、《赠前敌将士》、《旗正飘飘》，萧友梅的《从军歌》（为义勇军作）、周淑安的《不买日货》，陈洪的《冲锋号》、《上前线》，陈田鹤的《夺回失去的土地》、陈啸空的《武装自卫》，黎锦晖的《悼念被难同胞》、《向前进攻》等等。不久，聂耳、任光、张曙、冼星海、吕骥等人又写出了《大路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保卫国土》、《救国军歌》、《热血》、《新编九一八小调》等一大批歌曲。这些歌曲为救亡歌咏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歌曲资料。
1935年2月，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率先组建了民众歌咏会，参加的人有店员、职员及市民。该组织在“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协助下发展很快，短短的数月内会员竟达1000多人，并在广州、香港等地建立了分会。
1935年6月，在吕骥等人的组织下，上海又建立了一个歌咏组织业余合唱团。参加者大多为左翼文艺界的音乐工作者，如沙梅、盛家伦、崔嵬、丁里、塞克、麦新、孙慎、孟波、周钢鸣、吉联抗等。该组织的活动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的种种阻拦，各成员只好到附近的学校、工厂教唱歌曲和组建歌咏团体。在他们的努力下，新创作的《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国军歌》、《保卫马德里》以及翻译苏联的《祖国进行曲》、《快乐的人们》等歌曲得到了广泛传播，推动了抗日救亡歌咏的发展。他们还开展了举办歌曲研究会、指挥班、援绥救灾音乐会等活动。
在上述各个歌咏组织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地区的群众歌咏活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上海如此，其他城市也不例外。北京的燕京大学等14所学校组织了600多人的合唱团，南京的中大、金陵女子大学等学校与南京歌咏团成立了南京歌声协会，天津、武汉、广州、桂林等城市的学校、机关以及军队也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歌咏团体。
“一二？九”后，平津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宣传抗日。上海8000多名学生为抗日救亡组织了请愿团去南京请愿。这些活动把群众歌咏进一步推向中小城镇和广阔的农村。1937年7月1日《立报》刊载的文章《听吧，歌声已响彻全国》中说：“歌咏已推广到全国的四面八方了——在北方由平津经过太原、大同直到国防最前线，我们听到一片嘹亮的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歌词已成了前线军民一致的怒吼，在东北曾传出了‘五月的鲜花’的怒吼，在陕西也吼出了‘打回老家去’的应声，在华东救亡的歌声也已经由上海传到首都和号称天堂的苏杭以至江浙每个小的市镇，在华南广东的台山、佛山，广西的梧州、桂林以及香港都有无数人在高唱着救亡的歌曲。至于唱歌者的地位，那是由资本家以至劳工，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已经同声响应。”这段文字概括而具体地记述了救亡歌咏活动普及深入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