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超这次出使汉中，起到了稳定杨虎城和孙蔚如的作用，经过权衡利弊，十七路军和三十八军都没有听从******的调遣，参与川军发起的“六路围攻”。
然而，没有不漏风的墙，武志平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获知，******给杨虎城发来电报：
据密报有伍志平……其人，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办……
杨虎城抓住“伍”与“武”之差，复电道：
据查，我部无伍志平其人，给共匪输运军火事想系误传。
不几日，******又来电，将“伍志平”更正为“武志平”，其余一字未易。
杨虎城不得已，发出了缉拿武志平的命令。孙蔚如将******的电报交给武志平看，并希望武志平离开西北军：“红军的事只好就此为止了。你再到南边去一下，把这边的情况告诉他们，请他们谅解。”
三十八军开除了武志平，武志平只好去西安找党组织。他找到宋绮云，宋绮云知道一些内情，他取出一份红四方面军内部刊物《捷报》，上面写着：
西北军某部已与川陕地区红军发生了秘密联系，说明******内部已经分崩离析……
宋绮云对此事很不满意：“我们内部一些人办事很不缜密，《捷报》上这么写，还不等于给人家报信！”
对于武志平的去留，宋绮云告诉武志平，他是中央特科选拔的，现在最好去上海找中央特科。费了许多周折，武志平在上海找到了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王世英让他仍回汉中恢复秘密交通联络，并称：至于个人安全不必过虑，杨虎城对共产党的一贯态度是合作的，对共产党人都是尽量保护的。武志平只得重新回到汉中，通过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等人说通了孙蔚如。孙蔚如同意武志平留在汉中，但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不许公开出头露面和熟人来往；第二，不许有不利于我们团体的活动；第三，不能在陕军中担任任何职务，只能做一个闲住人员，生活费自理。
武志平不得已离开三十八军，在汉中南郑秦家坝王谢沟隐姓埋名蛰伏起来。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三十八军的联系就此中断。武志平离开后，在******的逼迫下，孙蔚如部也开始主动骚扰红军。
1935年2月8日，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入川，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歼灭了三十八军宁羌驻军杨竹荪团。遭受打击的孙蔚如极度惊慌，他一方面不断发电给******叫苦，一面与杨虎城商量对策。根据杨虎城的意见，孙蔚如再次找到武志平并委派他重新去苏区与红军接触。
2月17日，武志平带着一大包军用电池、发报机零件和军事情报等物资到旺苍坝红军总部。此时红军正在组织嘉陵江战役，徐向前、陈昌浩等都在前线，一直等了十多天，陈昌浩才会见了他。陈昌浩并向他解释，红军攻打汉中的意图是吸引胡宗南的注意力，以便乘机西渡嘉陵江，向甘肃进军。现在目的达到了，红军马上就离开川陕。武志平向陈昌浩提出希望留在红军中不回陕西了。陈昌浩告诉他，现在不行，红军还需要这条秘密交通线。虽然孙蔚如不接受你，你可以与陕南巴山游击队赵明恩联系。武志平只得离开红军返回陕南。
3月28日，红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战役完成后，为接应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主动撤离了川陕苏区，“巴山秘密协定”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巴山秘密协定”对巩固川陕苏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有了这个协定，川陕革命根据地免于腹背受敌，红军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这个协定也打乱了******在陕南对红军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计划，使大巴山五百余里的战线没有战事，红军也在这里建立了川陕秘密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红四方面军获得了急需的军用物资和重要军事情报。红四方面军将资金交给武志平，武志平利用特殊身份从汉中换回医药、纸张、布匹、食盐、电器材料等重要的物资运往苏区，武志平将红军最为急需的军用地图、军事情报、****中央文件、军用密码、报章杂志等用油布封牢，外面再用黄蜡浇固后送给红军。红四方面军根据武志平送来的军用密码，截译了蒋军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武志平还护送红军重要干部进出苏区，潘自力、张德生、廖承志、刘瑞龙、张光远等一批重要干部安全地来到根据地，为川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巴山秘密协定”增进了地方军阀对红军的认识和了解，加深了地方军阀对******的离心倾向，客观上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站稳脚跟创造了条件，就其深远意义分析，对以后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央红军的互不侵犯乃至“西安事变”的发生都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多种原因，“巴山秘密协定”没有见诸文字，也没有对外公布，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必须强调，虽然孙蔚如三十八军与红军订立了“巴山秘密协定”，但孙蔚如在政治上并非同情红军，他与红军接触纯粹是为了一己私利，且对共产党极为仇恨。红军出击陕南后，他立刻疯狂报复，下令处死在他军部当司书的共产党员崔臻善，活埋了原****三原********、陕西省委派来陕南做兵运工作的****陕南特委成员偶彦民、亢学诗等同志。解放后有一些文章，称孙蔚如曾经给了红军很多帮助，武志平对此作了说明：
1936年西安事变时，许多同志和社会民主人士，都公开谈到以往从白区给红四方面军送进川、陕、甘等省军用地图和医疗器械等军用物资的情况，孙蔚如说都是他送的……这根本不是事实。
1983年11月，武志平再次撰文对这段历史事实加以说明：
第一，有人说送给红军的地图有一尺多厚：每省地图多则二百余张，少则百余张，且纸很重，我一人化装进入苏区岂能携带如此沉重物品？第二，说给我五万大洋的高价。每块银洋七点二钱，五万元计重三千六百斤，每人背七十斤，需五十人运往汉中，相反，我还用自己的钱给苏区同志买了部分用品。
武志平从旺苍回到汉中后，孙蔚如对他的态度已经彻底改变，孙蔚如对武志平说：“你去哪儿我不管，我们这儿没有你。”就这样，武志平被孙蔚如再次逐出汉中。在从汉中至关中的马道驿住宿时，武志平想起两年前随三十八军入陕南经过这里，因身负重要使命夜不能眠，如今使命完成自己却前途茫茫，思绪万千，同样夜不能寐，直到听见晨鸡报晓。
全面抗战爆发后，武志平辗转来到陕北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进入马列主义学院受训。毕业后从事情报工作，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越狱后，又逢车祸，伤愈后与组织失去联系。遂返回南郑，过起农耕生活。日寇投降后，武志平到晋察冀解放区寻找党组织，找到当年参与西安谈判的****党员南汉宸和经他之手输送到川陕苏区的潘自力。三个老朋友见面极为高兴。此时，南汉宸任晋察冀边区财政处处长，潘自力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武志平说：“你为革命立大功啦，我们要犒赏你，你就住在招待所，吃好，喝好，好好休息休息！”
关系接通后，武志平到设在张家口的晋察冀边区财政处从事商贸工作。北平解放后，他在军管会房地产接管部任处长，后任北京市园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2月9日，武志平被人诬告，被关进了北京草岚子监狱。半年后查清属诬告无罪释放，但工作丢了，武志平在家赋闲三年，平反之事拖延了七年。得知他的遭遇，1955年，南汉宸调他到国际旅行总社担任《旅行》杂志编辑。1957年后，调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主任。“****”中，武志平受尽磨难，1967年，六十六岁的武志平被下放至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两年后，干校同意让他回老家通县定辛庄治病。从宁夏回到北京才得知，他的大儿子因受其牵连在隔离审查中自杀了。1977年，七十六岁的武志平彻底平反昭雪，任******参事，定为行政十二级。1982年离休，享受局级干部待遇。
武志平的夫人陈新英的遭遇更为悲惨。1933年秋，秘密交通线肖成善站长的女儿陈新英与武志平结婚。后经武志平介绍，陈新英参加了延安吴堡青训班学习，走上了革命之路。青训班毕业后，陈新英按党组织安排回陕南做地下工作。1946年，陈新英在汉中被捕。因她姓陈，敌人怀疑她是陈昌浩的妹妹。一次次酷刑折磨，陈新英疯了，承认自己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亲妹妹。特务们信以为真，将其送到西安监狱关押。直到西安解放，陈新英才被解放军解救出来。由于多年的酷刑折磨，这时，她的神经已经完全失常。
陈新英比武志平小十七岁，从20世纪30年代投身革命。全国解放了，她却没有单位，得不到起码的照顾。神志清醒时，她向有关部门请求落实政策，但长期没有结果。直到1987年底，国家有关部门才给她落实政策，按行政十七级干部对待，每月发给退休生活费一百多元。遗憾的是，由于常年酷刑折磨导致陈新英体弱多病，1989年，七十二岁的陈新英病逝。
武志平素爱书法，在北京经常到徐向前、李先念、王维舟等领导同志家走动，并“讨要”宣纸，李先念笑曰：“当年你从汉中给我们那么多的物资，今天要点纸算什么。”
1991年10月13日，武志平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