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是那段时期一个令人恐怖的政治运动，从1931年起，从中央苏区到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闽西苏区先后以各种名义掀起“肃反”运动并逐渐扩大，造成严重后果。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发展初期，敌特的破坏和渗透的确很严重，革命队伍中的不纯洁也是客观事实，肃清混入革命阵营内部的敌特和破坏分子确有必要，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年代，将敌特处以极刑也是客观需要。但是，在极左思潮的指导和推动下，在不顾客观现实盲目追求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追求“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下，“肃反”运动被无限制地扩大到苏区的每个角落，一些只言片语被无限上纲，“改组派”、“AB团”等各种名目的反动组织相继被杜撰出来，然后，胡乱抓人，最后搞得杯弓蛇影、指鹿为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肃反”扩大化导致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这已不是错误而是罪恶。
客观地看，“肃反”运动有其复杂的历史环境和理论依据，与苏联肃反、国际共运、中国共运、中国革命的现实、中国革命领导阶层的组成、当时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的不成熟以及为追求纯粹而造成的盲目冲动都有直接的关系。“肃反”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极为严肃、沉痛、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共党史、军史、革命史研究的重大课题。需要指出，“肃反”扩大化过程中，有的人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或毒害，政治的不成熟、幼稚，思想僵化、教条，由此导致思想上怀疑一切，行动上狂暴滥杀，这是特定时期我党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象；也有的人是既有前述因素，又存在个人品质问题，心胸狭窄，唯我独尊，一旦掌握权柄，便以“肃反”为名打击报复，去除政治对手。从已经披露和了解的事实情况看，对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肃反扩大化，张国焘要承担主要责任。
关于“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央已有历史结论，笔者不打算在本书中讨论。
小河口会议后，部队停止向西转为向南，准备在汉中、西乡等地建立根据地。
12月9日，红十师作为先头部队，在秦岭出口处的许家庙、升仙村打垮了西北军赵寿山部阻击，全军进入汉中。
部队想到汉中落脚，到了那里才发现，汉中地域狭窄，背有秦岭，前有汉江，如果敌人将两头的道路一堵，部队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更严重的是，红军来的时候，这里正遭灾，老百姓都没有吃的，一万多人的部队吃粮怎么办？时值严冬，一万多人的冬衣怎么解决？看来，汉中不是理想的根据地。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为此忧心忡忡。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大巴山北部的西乡、镇巴、石泉、紫阳、安康等地山大林密，回旋余地大，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在目前的形势下，较为适宜落脚。最后决定，南渡汉水，向那里开进。
汉江发源于陕西宁羌（今宁强），城固附近的汉江，仍属于上游源头，这里江面并不宽阔，江水也只有一两米深，但水流湍急。一万多人的部队，一时也找不到渡河的工具，架桥也非短时间能完成。城固县城离这里只有二十来里地，县城里就驻扎着杨虎城的西北军。为了保障全军的安全，徐向前、陈昌浩决定，全军夜渡汉江，根据陕南当地党组织提供的情报，渡河地点选在距城固二十里左右的柳林铺。
12月10日夜，全军来到汉江柳林铺渡口。涉渡点的选择也颇费周折，先后派出去的几拨人回来报告，都说水太深，涉渡困难。看着岸边黑压压待渡的部队，徐向前、陈昌浩心急如火，他们带着部分侦察人员，来到江边。由于是冬季，部队里又有很多人不会水，站在岸边干着急。陈昌浩对徐向前说，我来试试。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手拿木棍，大步踏入冰凉的水中，亲自下水试探深浅，结果顺利地步行过去，水最深处仅至胸前。他向着岸边的战士们大声喊道：“水不深，可以涉渡。”
方面军首长的行动激励了全体官兵，一万多人开始下水涉渡。冬天的汉江，河水冰凉刺骨，赤脚踩入水中，疼如刀割，走到江中间，全身冻得麻木，两脚只知道机械地摆动，脚被江中的石头割破了也不知道疼痛。全军一万多人除伤病员外，上至总部领导，下至普通战士，全部赤脚下水涉渡。徐向前对这次渡江记忆犹新：
渡汉水，要抢时间，选在当夜。船只极少，我军大部需涉渡。我们派人去看地形，回来说：水太深，过不去。于是，我和陈昌浩带侦察人员骑马到江边，又进行勘察。因是枯水季节，水势并不大，至多齐胸深，我们骑着马就过了江。选好地点，我军星夜渡河。除伤病员和妇女由船只、马匹运渡外，其余上至总部领导人，下至勤杂人员，一律涉渡。来到江边，指战员纷纷跳入水中，奔向对岸，直至上元观地区。在那里我清点了人数，全军共一万四千四百人。
这次红军渡江，也得到了陕南地方党组织的大力支持。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余洪远回忆：
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决定，从汉中、城固之间的柳林铺渡江。汉江河床较深，水流湍急，附近三个渡口既没有桥又没有船（沿江船只都被敌人掠走了），要渡江只有涉水。当时正值“三九”寒冬，城固桃花店党支部立即组织熟悉渡口和水性的党员群众数百人，冒着严寒和危险，给红军当向导，带领和护送红军渡汉江。河道的水深水浅，哪里能渡哪里不能渡，渡过去有没有敌人，地下党的同志都是一清二楚的，提供了不少情况，对部队顺利渡江起了重要作用。
渡过了汉江，红军到达西乡钟家沟、上元观一带，尾追的胡宗南部被远远甩在关中，周围除南郑有极少数敌军驻防外，其他地方都无敌军。经过千里西征长达两个月的艰苦转战，红军第一次处于没有敌人前堵后追的局面。
陕南这一带也有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红军到达后不久，陕南地下党迅速派人来联系，红军也给游击队部分装备，帮助他们建立地方政权。但从全局看，陕南一带的情况也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好，虽然这里没有大股敌军驻扎，但当地土匪势力猖獗，几十成百人一伙，啸聚山林，干着打家劫舍绑票杀人残害百姓的勾当，加上连年旱灾，粮食极缺，百姓普遍食不果腹。现在红军一万多人的大队伍驻进来，土匪倒是吓跑了，但粮食仍旧是大问题，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条件不具备。这里不行，部队下一步往哪里去？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至为焦急。
部队千里转战，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信息不通，敌情不明，对周围的情况不了解，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敌军的部署情报也较模糊，有时一些情报还互相矛盾。在讨论部队去向时，几位领导提出，要是能够搞到一些报纸看看就好了。四方面军总部立即布置派出侦察人员四处搜索。
知道部队的需求后，1932年12月间，陕南地下党送来几张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和四川地图，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如获至宝。报纸报道了四川的各派军阀“内讧”，四川军阀刘湘带领大小军阀正在与另一个军阀刘文辉打成一团。军阀混战导致四川社会动荡，普通百姓苦不堪言。原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在《电台工作的日日夜夜》回忆：
十二月中旬，我们出秦岭、涉汉水到洋县。从报纸上和敌人广播中，得知四川的军阀在混战，才想到去川北建立根据地。”
四川的地理条件好，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正适合我军建立根据地。更重要的是，由于四川军阀割据，蒋介石的势力难以入川，军阀混战又为红军创造了机会。当地的百姓深受地主军阀的双重压迫，是红军依靠和动员的主要力量。四川与陕南中间仅大巴山一山之隔，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主要领导人决定，挥戈入川，到四川打开一片新天地。
1932年12月15日，方面军总部在钟家沟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徐向前作了军事形势报告，陈昌浩作了入川动员。陈昌浩给大家报告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四川的政治、军事、民情、敌情、地形等方面的情况后，代表方面军总部宣布，总部决定：红四方面军全军立即翻越大巴山进军四川，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在川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陈昌浩要求，全军要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部队打下一个村，要帮助建立村苏维埃政权；打下一个乡，要帮助建立乡苏维埃政权；打下一个县，经过筹备，要尽快建立县苏维埃政权，最后直至省苏维埃政权建设。要通过穷苦百姓选举，让那些最穷苦、最革命的人担任各级苏维埃政权主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政权，我们的目的是要赤化全川，最终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留学苏联的陈昌浩文武双全，同时极富口才。通过他的报告，正式明确了部队的行动方向，全军指战员眼前豁然开朗，大大缓解了离开根据地后的郁闷。许世友在《解放通南巴》中回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晨，雪后初雾，空气清新，一轮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给千里冰封的汉中大地洒下万道金辉。我和熊国其政委从私渡河出发，前往钟家沟参加总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
……走进会场时，住在附近的同志已经先到了。这是西征以来的第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所以我们很关心会议的内容，但是询问了好几个同志，他们谁也说不清楚。
我刚找了个位置坐下，一袋烟还没抽完，会议就开始了。方面军领导同志首先总结了西征以来的情况，表扬了我们三十四团和其他作战有功部队，接着就宣布了进军川北的决定。
这消息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震动，离开鄂豫皖以来，战斗频繁，行踪飘忽，广大指战员迫切要求结束这种无根据地作战的被动局面。到了陕南以后，我军受到当地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大家都有一种“游子还乡”的喜悦心情。现在板凳还没焐热，又要去爬雪山，太出人意料了。
但是听了方面军领导同志的解释后，我们又产生了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汉中地区南与巴山毗连，北与秦岭相接，既是陕南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又是通往四川与西北的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点知识，《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早就告诉我们了。现在，听方面军领导同志说：川北比陕南的地势更险要，特产更丰富，回旋地区更广阔；而且四川军阀林立，目前正在川西一带混战，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虚，正是我军入川的大好机会。既然有这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呢！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立即翻越大巴山，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
从汉中到四川要翻越大巴山。大巴山山势陡峭，道路难行，很多地方都是悬崖峭壁，根本没有路，更何况现在是冬季，大巴山已是冰封雪盖，据当地百姓讲，平日里也只有少数采药的和打猎的敢翻越大巴山，但这隆冬季节，从来就没有人走过。
一万多人的大部队在严寒的冬季行军，道路不熟，危险可想而知。根据总部部署，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为全军入川的先遣部队，探路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七十三师头上。红七十三师师长张广才派侦察连连长刘子才带领几名侦察员进入巴山腹地了解敌情，侦察道路，并寻找熟悉地形的当地百姓给部队当向导。刘子才在这里了解到一个当地著名的猎人：熊国炳。
熊国炳，1898年出生在通江（今四川万源）竹峪乡熊家湾一户贫苦农民家中。十岁时，由于家境贫寒，实在无法养活，熊国炳的父亲将熊国炳过继给焦家坪的同乡熊邦杰为子。熊邦杰无子，以行医为业，家境稍宽，夫妇将熊国炳视为己出。过继到家的第二年，便将熊国炳送入当地私塾读书，两年私塾下来，熊国炳略知文墨，会写字算账。十六岁时，由父母做主，熊国炳娶了农家女子赵氏为妻，生有两个男孩。熊邦杰夫妇中年去世，为抢夺熊邦杰的地产，当地宗族大户将熊国炳一家赶走，熊国炳一家只得回到熊家湾。在老家田无一分，地无一垄，熊国炳只能靠给人做短工、扛滑竿为生，但再苦再累也无法养家，熊国炳干脆上山打猎。川陕交界的大巴山山高林密，山中野兽出没，熊国炳整日在大山里与野兽为伍，几年下来，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巴山。每逢当地赶集，他便将跋山涉水打来的猎物和采摘的山货换点粮食盐巴，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了解到熊国炳的身世后，刘子才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便以皮货商的名义与熊国炳接触，并亮明身份，让熊国炳借打猎为掩护，往返侦察川陕通道和周边敌情。熊国炳早就听说过共产党与红军，知道国民党官军和土豪劣绅害怕红军，听刘子才这么一讲，立即干脆地表示：红军是为我们穷人的，我愿意为红军带路。并主动向刘子才介绍了翻越巴山的路径以及当地的社会民情。了解清楚情况后，刘子才带领熊国炳一起赶回钟家沟，当面向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以及其他军政首长汇报。首长们对熊国炳谈的情况很满意，请他为红军带路，也鼓励他参加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