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在何时发生了大逆转提到中日关系，我们常会使用的一个词就是“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两个国家有密切关系实属正常，中国流传的徐福东渡的故事，在日本也找到了证据，可见两国的交往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纵观日本的发家史，会发现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崇拜强者，更喜欢向他们学习，以便自己成为强者。古代中国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就是强者，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向中国学习求教。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大化改新，就是由深受唐朝政治、文化影响的一批人推动的，其所确立的各项制度甚至房屋建筑都是以唐朝为模板而建的。到了19世纪，日本同样闭关锁国，也如清朝一般，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
然而，与清政府的奴颜婢膝的奴才嘴脸不同，善于向强者学习的日本人痛定思痛，推翻幕府，发起彻底改变日本历史进程的大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由于改革不彻底，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虽然避免了被奴役的命运，野心却膨胀起来。从此，在东亚的地盘上，少了一只俯首帖耳的“病猫”，却多了一匹嗜血成性的“豺狼”。
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大逆转，标志就是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事件。
台湾地区由台湾本岛和兰屿、绿岛（火烧寮）、彭佳屿、******等22个附属岛屿及澎湖列岛90个岛屿组成，四周环海，为亚洲东部岛弧的中坚，是我国东南海防的一道天然屏障。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全岛雨量充足，土壤肥沃，“百物殷实”。这样的宝岛自然会被列强垂涎，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等都曾染指这块宝地。
维新后的日本，为实现明治天皇立国时提出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狂妄计划，山县有朋等人继承丰臣秀吉的东扩思想，弄出了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第一步就是征服台湾。
1870年8月，日本派外务大臣柳原前光等到中国，要求缔结通商条约，以后两国就是平起平坐的关系。第二年，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和副使柳原前光到天津和李鸿章商谈签约之事，狂妄的日本人要求享受和西方列强一样的待遇，要享有利益“一体均沾”的最惠国待遇，被清政府一口回绝。9月23日，在李鸿章和曾国藩的撮合下，双方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日本的如意算盘落空，条约里没有西方列强享有的多项特权，让它很不爽，心想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找个机会把清政府揍一顿，肯定就能把特权拿到手了。
就在签约两个月后发生的琉球难民事件为日本出兵提供了一个绝佳借口。当时有三艘琉球的贡船遭遇风浪袭击，漂到了台湾，其中一艘在台湾南部的北瑶湾触礁沉没，船上幸存的66人登岸后，与当地土著冲突，54人被杀。其余的人被汉人营救到福州琉球馆，由闽督按例优待，并在第二年6月全部送回琉球。这本来是一件普通的海难，与日本没有任何关系。但日本可不这么看，它正愁找什么理由才可以打清政府呢，这回可算捞着了。以西乡隆盛为首力主以此为借口出兵台湾。但是此时的琉球又不是日本的，侵台的话还是有些牵强。为了让自己的理由显得充分，日本在1872年自行册封琉球王尚泰为“藩主”，强行确立日琉的宗藩关系。这时，途经日本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德与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勾搭上，他极力怂恿日本侵台，还奉上台湾的地图、照片等一手资料，这让日本侵台的底气更足了。
1873年，日本以换约和庆祝同治帝亲政为名，派副岛种臣、柳原前光等人到中国，李仙德作为顾问也在其中。换完条约文本后，按计划，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打探清廷对台湾人打死琉球船民的态度。总理大臣毛昶熙、董恂回复说：“这两个岛都是我国领土，国内人民打杀事件的裁决自然归我们自己管。我们按惯例抚恤琉球船民，与你们有何相干，竟然派专人来过问？”柳原前光没话找话地回道：“贵国既然已经抚恤了琉球人，为什么没有惩办杀人的台湾人？”答说：“杀人的都是还没有归顺我大清的土著居民，所以暂时没有处理。”结果，柳原硬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对外大放厥词，说他从中国那里得知台湾东部番社1不是中国的领土，琉球居民现在归它们保护。
1874年初，日本政府命大久保利通拟定《台湾番地处分要略》。4月，组成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台湾生番探险队”，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参议大隈重信为“台湾番地事务局长官”，还聘请李仙德为顾问，雇用美国军官参与作战筹备，租用美英舰船运送军队和武器。5月7日，日军在台湾东南部登陆后，随即向石门等地进攻。
到7月中旬，日军完成征讨任务，在龟山等地建造营房，打算长期盘踞。
当清政府于4月18日从外国公使那儿知道日本有侵台意图时，总理衙门立即派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福州将军等探听其中虚实。
然而，闽浙总督李鹤年没有及时把最新形势上报给清廷，致使清政府在一个多月后还是不相信日军会有侵台的打算。就在清政府还怀疑这是不是一场梦时，日军早已站在台湾的土地上了。不久清政府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负责处理日本侵台事务，“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妥速办理”。
沈葆桢受命后立即增派海陆兵力运到台湾附近，积极备战。日本也于7月9日命陆军省做好战争准备，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实际上，日本要迅速打赢这场战争也不容易。首先就是日本士兵水土不服，死伤惨重；同时，日本国内批评之声渐涨，参议木户孝允等人就极力反对侵台；国际上，英俄等列强或保持中立或指责，日本处于孤立地位。再加上清军不断向台湾增兵，更加让日本意识到要长期占领台湾绝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能寄希望于外交讹诈。柳原前光奉命于7月到北京谈判，日本政府给他的指示就是利用外交手段索取赔付、罢兵。
8月1日，保利通为全权大臣赴京谈判。
9月10日，大久保利通抵京，从14日开始一直到10月底，中日之间共进行了七次谈判。其间，因双方对抚恤日本撤退的银两数目发生分歧而使谈判一度中断，大久保利通甚至以罢谈回国相要挟。后来，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双方终于在1874年10月31日达成协议，签订《北京专条》。条约使得清政府承认琉球属于日本领土；由清政府支付50万两白银换得日本撤兵。清政府虽然保得一时的安定，却用的是饮鸩止渴之法，长日本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
毫无疑问，此次日本虽然没有达到占领台湾的目的，《北京专条》
的签订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转折点。此后的日本步步紧逼，而清王朝只有连连退让的份儿，中日由平等友好的邦交关系转为被侵略与侵略的敌对关系。
谁才是《马关条约》的最终拍板人
1894年9月之后，甲午中日战争进入新阶段。清军连续败北，战火很快就到了辽东。期间，清政府不去认真组织抵抗，反而寄希望于俄英德法的调停活动，结果可想而知。日本大概预计到清政府不经打，可没想到这么不耐打。既然这便宜这么好占，干脆打到清政府的总部好了。于是，日军在辽东迅速推进，直逼直隶。结果，美国人坐不住了，如果再让小日本猖狂下去的话，自己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后岂不成了摆设？美国一改往日坐在一边看热闹的习惯，主动告诉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他们愿意当调解员，解决中日之间的纠葛。日本也不好不给美国面子，和解可以，但是有个条件：清政府无条件投降。清政府最开始的打算是先派洋人探日本的口风，被李鸿章与奕选中的是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德国人）。日本可不会顾及清政府的面子，直接拒绝接待此人，还让美国转告清政府，如果想和谈，就得让有正当资格的全权代表来，谈判地点也必须在日本境内。
现在主动权握在日本人手里，当然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清政府只好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恒和兵部右侍郎邵友濂为全权代表，随行的还有参赞伍廷芳、瑞良、翻译罗庚龄等共50多人，使团里还有个来头不小的国际法顾问科士达（律师，曾任美国国务卿）。1895年1月26日，这群人就从上海出发，赴日议和。
实际上，还没等中国人到，日本就已经确定了未来《马关条约》
的基本框架。只是怕其他列强知道后会横加干涉，才一直秘而不宣。
等张荫恒一行到了之后，还是被日本人嫌弃，因为他们觉得来的这两位全权代表根本没有名气，恐怕也没有足够的权力决定是否签订条约。
日本就故意派出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作为日方全权代表，迫使清政府派出更高级别的权臣前来谈判。
有了这样的打算后，日本百般刁难张、邵使团，拒绝开始正式的谈判。期间，还暗示说只有奕或李鸿章才有资格和他们谈判，美国也有此意向。所以，对日本驱逐清朝使团的无礼行为，科士达不曾发表任何意见，暗地里支持日本的举动。张、邵等人被迫于2月12日回国。
与此同时，日本为增加谈判筹码，再次加强战争攻势，海陆并进，占领辽阳，攻陷刘公岛。清朝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盛京、直隶形势严峻。
慌了手脚的清政府于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去和谈。
李鸿章赴日前，慈禧太后连割地的权力都给了他；李鸿章还曾向各国公使进行游说，期盼列强能让日本有所收敛，却都无人回应。3月5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编修张谦和伍廷芳等人组成的百人使团乘船直奔马关（日方指定的谈判地点），使团顾问还是科士达。
李鸿章到了之后，接到陆奥宗光的通知说，这个月20号在春帆楼谈判。第一次见面，双方并没有谈正事，而是互验全权委任状，然后就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叙旧闲谈。李鸿章还是很会拍马屁的，为了和伊藤博文拉关系以便日后谈条件时日本不至于太苛刻，李鸿章大谈中日文化的同根同源，盛赞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结果，伊藤博文等人不吃这套，第二轮谈判一开始，日本见李鸿章等人脑门上挂着的闪闪发光的“停战”两个大字，就开出三项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大沽、天津和山海关由日军接管；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也归日本管；停战期间的日军费用要由清政府支付。如此苛刻的条件，让签过许多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都目瞪口呆了，心想日本人也太会狮子大开口了吧，不带这样欺负人的，这绝不能答应。双方于是围绕停战条款争论不休，最后李鸿章决定，把停战条件放一边，先谈议和条约。
3月24日，中日开始第三轮谈判，李鸿章要求日本出示议和条款，伊藤博文称第二天才能交出来。不料在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在返回下榻地的途中，被日本人小山丰太郎用枪打中左颧骨。
这事一出，立即引起世界关注，谴责日本的声音不断，令日本处境尴尬，直接影响到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日本天皇亲自指派军医给李鸿章治疗枪伤，并表示一定严惩元凶。更重要的是，陆奥宗光和伊藤博文在舆论的压力下同意了李鸿章提出的停战要求。由于日本认错态度良好，世界人民就原谅了它，大使受伤的风波很快过去。
中日继续进行议和谈判。4月1日，日本将议和条约草稿交给还在养病的李鸿章。李鸿章看完这些苛刻的条件后很是绝望，日本人太狡猾了，停战协定没占到的便宜，在这里全补上了。在科士达的“规劝”
下，他针对日本提出的割地、赔款和通商权等问题逐一回复，把清政府的立场和难处很认真全面地讲出来，希望日本能够更改其中的苛刻要求。伊藤博文也不再与李鸿章绕弯子，撂下狠话，称必须按日本说的办，没有其他商量的余地。
4月6日，清政府以李鸿章有伤在身为由，任命李经方为全权代表与日本进行交涉。这时，李鸿章已按日本的要求，拟好了一份改约备忘录，由李经方带着去见伊藤。交谈中，伊藤毫不避讳地恐吓李经方，声称如果此次谈判破裂，日军会立马增兵，北京的安危就不好说了。
李经方愣是没敢拿出他父亲的备忘录，只是说了声凡事还请海涵就匆忙回到住处，向李鸿章汇报情况。
清政府得知中日谈判一直出不来结果，就电示李鸿章：“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这与日方的要求偏差太大。
李鸿章频频请示清政府，希望将责任推到政府身上，但是始终没能得到上面的任何谕旨。如今拖延之计已经行不通，李鸿章只好一边将谈判进展电告清政府，一边答复日方的议和条件。李鸿章此次备忘录的内容有：割给日本的土地仅限于奉天省内的四县和澎湖列岛；清方能出的军费赔偿为一亿两白银；日军可暂驻威海卫。
伊藤的回复是：赔款额应为二亿两，奉天割地可以有所退让，通商口岸减至沙市、重庆、杭州、苏州四处。对此，李鸿章认为二万万太多，清政府付不起，必须减免；在割地问题上，李鸿章要求日军退出营口，台湾不必提及。
了解了谈判的最新进展后，清政府电示李鸿章，可以用金州矿利来换台湾的安全。李鸿章回复说金州已经被日本占领很难要回，何况日本垂涎台湾已久，只是金州的矿利是不可能让日本妥协的。同时，日本责令李鸿章在四天内必须就议和条款给出答复。4月12日，清政府再次电示，命李鸿章就赔款数额再次与日本交涉；可以割出一半的台湾，但牛庄和营口必须争回来。
日本却不想再和李鸿章耗下去了，它说中国只能回复同意或不同意，其他免谈。日本还从广岛调出30艘军舰开到中国沿海进行威胁。
清政府最终没扛住，向李鸿章作出批示：如果没有任何可协商的空间，那就按照之前开列的条件订立和约。
这样，和约条款基本敲定，只剩一些细枝末节。4月15日，双方在春帆楼进行最后一次谈判。李鸿章费尽唇舌也没能让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任何改动，于是就在一些枝节问题上讨价还价，例如，在赔款数额上，李鸿章哀求说：“一亿让不了，让二千万总可以吧？”被伊藤一口回绝。
核定好了条约的内容后，李鸿章的心情异常沉重，毕竟谁都不想背上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这时，科士达又来“劝慰”，他说如果谈判破裂了，日本军队会再杀过来，到时候就不是赔款、割地的问题了，而是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经科士达这么一说，李鸿章觉得好受了不少。
4月17日，心情很复杂的李鸿章再次来到春帆楼，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进行《马关条约》的签字仪式。这一次没有唇枪舌剑地争辩，只听到笔落在纸上的沙沙声。签完沉重的几个字后，李鸿章等人立即收拾行李乘船离开这个屈辱之地。
回国后的李鸿章没有勇气进京述职，也没有颜面请朝廷批准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