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胜于强制
与其强制，不如引导。让人心甘情愿地去做事。使你的期望与对方的利益一致。
春秋时，楚国的民俗是爱坐矮车。楚庄王认为矮车不便于驾马，想颁布一个法令，把全国的矮车统一改高。令尹孙叔敖说：“政令屡出，百姓不知所措，这样不妥。如果大王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乘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他们不能为过门槛而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
楚庄王答应了他的请求。过了半年，百姓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
这个故事很能给人启示，那就是：与其强制，不如引导。类似的例子在今天也有很多，比如，为了限制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居住密度，不必强制人们迁移，政府可以大力发展郊区公交线路，可以用优惠政策鼓励开发商开发郊区房屋，人们自然会向郊区转移了。再如，为了限制城市的汽车保有量，不必强行限制人们买车，通过提高城区停车费用等手段就可以影响人们的购车决心了。
北宋有一个边防将领叫种世衡，他曾驻守在延州的清涧城。他上任伊始，发现这里防守力量薄弱，粮草也十分缺乏。种世衡于是拿出官府的钱，贷款给商人用。商人们都争相到青涧城来做生意，而且他们出入时也从不会受到盘查。没过多久，粮仓和官方的供给就都充足起来，边防实力大增。
为了培养边境居民的尚武精神，他还想办法引导边民学习射箭。他用银子做成箭靶，谁射中了银箭靶就把这个箭靶送给他。后来射中的越来越多，银做的箭靶轻重依然不变，只是靶心却变厚变小了，这样人们的射技也大为提高。当有人为了争取徭役的好差事而发生争执和打斗的时候，种世衡就让他们通过射箭比赛来决定，射中靶子的就可以优先分得较好的差事。谁一旦有了过失，也让他射箭，能射中的就会被免除刑罚将他释放。由于采取了以上这些措施，青涧城中的军士和百姓，人人都擅长射箭，从此青涧城兵强民富，远远超过延州其他各城。
种世衡的所作所为，十分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试想在当时的青涧城，老百姓们生活都很贫困，如果强行让他们每天去射箭，而不给予任何的奖励，那肯定是怨声载道，人人都会有消极抵触的情绪。种世衡针对实际情况，用银做成箭靶，并宣布谁射中就把这个银箭靶给谁。这样一来，人们的热情自然空前高涨都把练习射箭当成是一件能够赚到银子的工作，不仅仅是义务。结果自然可想而知：青涧城“人人皆射，富强甲于延州”。
引导胜于强制。人是经济动物，物质上的引导远胜于行政上的强制。一定要记住，一元钱的物质奖励也比一万句空洞的口号更能鼓舞人的工作热情。
听到不同意见再作决策
在没出现不同意见之前，不要做出任何决策。你在做事的时候听不到反对意见，那是很危险的。作为领导人，一定要重视双向信息渠道决策方式，即要树立自己的反对面。
三国时候，魏文帝曹丕刚即位，准备伐吴。一开始很顺利，魏军直逼江陵。当时正值长江水浅，江面狭窄，夏侯尚企图乘船让步兵、骑兵驻扎江陵中洲，架设浮桥，以便和北岸来往，魏军参与计议的人都认为这样一定可以攻下江陵。
董昭却上疏说：“当年武皇帝（曹操）智勇过人，用兵却格外谨慎，从不敢如今天这样轻敌。打仗时，进兵容易，退兵艰难，这是极普通的道理。平原上没有险阻，退兵都很困难，即使要深入进兵，还要考虑撤退的便利。军队前进和后退，万不可只按自己的主观意图行事。如今，在中洲驻扎军队，是最深入的进军；在江上架设浮桥来往，是最危险的事；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是最狭隘的通道。这三条，都犯了兵家大忌，而我们却正在做。如果敌人全力攻浮桥，我军一有疏漏，中洲的精锐之师可能就不再是魏的了，而属于吴了。我对这事十分担忧，寝食难安，而谋划此事的人却坦然不忧，真令人困惑不解！加之长江水位正在上涨，一旦暴增，我军将如何防御！即使无法击溃敌军，也应当能够保全自己，为什么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不感到恐惧呢！希望陛下认真考虑。”
文帝立即下诏，命令夏侯尚等人迅速退出中洲。吴军两翼并进，魏军大队人马同时退却，挤在一起，短时间内很难退回。最后总算退到了北岸。
这时吴将潘璋已经扎好芦苇筏子，想要烧魏军的浮桥，恰好夏侯尚率兵退回，未能实施。十天过后，江水暴涨，文帝对董昭说：“你的预料，竟如此准确！”当时又遇上闹瘟疫，文帝于是命令各路兵马撤退。
文帝用兵显然不是他的专长，幸亏他还能听进董昭的反对意见，才逃过一劫。
《新唐书》记载了一则唐玄宗不畏韩休的故事。
韩休乃京兆人士，唐玄宗视其坚守正道、性情刚直不阿、办事严谨可靠，故任命他做宰相。
有一天，唐玄宗对着镜子，审视自己悻然不乐的表情。身边侍从过来安慰：自从韩休当了宰相，皇上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龙体日渐消瘦，何不把韩休撤职？！
唐玄宗说：“我身体虽然瘦了，但老百姓们胖了，天下富了，这不是很好吗？以前宰相肖嵩总顺从我的意思说话，但退朝之后，我总对朝上的议事放心不下，总是失眠。现在韩休任宰相，他与我经常据理力争，使我心宽肚明，我睡觉也就安心了。我重用韩休是为了国家，不是为我个人啊！”
作为皇帝的唐玄宗与唐太宗、都深知臣中顺从者众，而仗义执言的大臣难得，太宗重用魏征，玄宗重用韩休，为自己树立个对立面，虽然有些麻烦，但却使自己决策正确。也正因为这样，太宗、玄宗才有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成为一代明君。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P.斯隆说过这样的名言：“在没出现不同意见之前，不要做出任何决策。”人们把这句话称为“斯隆法则”。
我们作为企业最高决策者，或作为一个部门的领导人，一定要重视双向信息渠道决策方式，即要树立自己的反对面。美国总统罗斯福每次重大决策，他都要先找出反对者，并鼓励他们坚持己见，在深入辩论中求得正确结论。否则，必遗恨于民众，遗恨于事业，后悔莫及。
领导要懂得有效授权
做领导的对工作兢兢业业是优点。但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琐事上，自己忙得昏天黑地，部属却轻闲得要命并心生怨气，觉得没有发展前途，这样的领导也不是称职的领导。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问大臣房玄龄和萧璃说：“你们认为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
两人想了一会儿，回答说：“隋文帝能够很好地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勤于为政，每次上朝，常常要拖到太阳西下的时候才退朝休息。朝中五品以上的大臣，他都要和他们一起讨论政事；担任宿卫的人，他都要和他们一起吃饭。隋文帝的品行虽然不能说是仁爱英明，也算得上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了。”
李世民听完，微微笑了笑，说：“公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极其明察，可是心术不正。心术不正就会考虑不周，本性明察又容易多疑。他自己是通过欺凌前朝的孤儿寡母才得到天下的，便认为所有的臣子都不可信任，什么事都要自己决定。这样一来，虽然他费尽了心思，累垮了身体，却仍然做不到事事合理。朝臣既然已经知道了主上的为人，也就不敢再说真话了。从宰相以下，大臣们只是接受命令罢了。朕却不这样想。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靠一个人的思虑来治理呢？朕正在广选天下的贤才，让他们来做天下的事情。朕信任他们，同时督责他们，让他们成功。如果他们能够各尽其才，天下便可以治理好了。”
李世民的意思是说，皇帝一个人再英明，他也没有三头六臂，治理天下要靠尽职尽责的百官。
现实中，有些领导能力很强，他经常觉得：“我可以自己做，我也能做得比任何人都好。”这样的态度其实有很多问题。因为你没有三头六臂，你要做的事太多了，这样你的工作品质就不可避免地会出问题。学习授权能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让你集中精神在最擅长与最喜欢做的事情上。如果你不懂得授权，别人也没法让你知道他们的专长在哪里。从某个角度来说，你以自己之能剥夺了别人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会伤害员工。
做领导的对工作兢兢业业是优点，但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琐事上，自己忙得昏天黑地，部属却轻闲得要命并心生怨气，觉得没有发展前途，这样的领导也不是称职的领导。
做领导的要相信部属，要给他们表现的机会，要允许他们犯适当的错误，只有这样公司才有后劲，才能保持长盛不衰。
一个领导在没有分身术时，要懂得有效授权，把工作指派给下属去做。
把一件自己可以干得好的工作派给别人做了，尽管可能做得不如你自己做得快，或者做得不如你自己精细，但也能达到目的。把那些常规性的工作派给别人去做，你就可以腾出手来做一些更具有创造性、更重要的工作。
有些领导哪怕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不愿让别人去干，这会严重影响自己的精力，反而不利于工作。其实，放手让别人去干一些小事只会有助于自己提高处理更大的领导性工作的能力。
作为领导，要分析一下自己的担子有多重，分析一下你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再根据实际情况，委托下属去做那些你可以放手的工作。
指派下属、分派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技巧和艺术，运用好了，领导轻松自由；运用不好，领导忙得焦头烂额都不知错出在什么地方。
维护规章的严肃性
制定法规是为了警戒，而不是为了惩罚。平时严格管理胜过事后处置。当下属犯了小错的时候，应该及时警戒，以避免他犯重大的错误。
唐朝时，将军王去荣因为私怨杀了本县富平县令，按罪该判死刑。唐肃宗因为他善用石炮，于是下敕书免他的死罪，只是将他降为普通士兵，在陕郡效力。
中书舍人贾至没有立即颁下敕书，他上表认为：“王去荣杀朝廷命官，罪不可恕。如果赦免王去荣，就会助长歪风邪气。有人认为陕郡刚刚收复，没有王去荣就守不住。但是其他的没有王去荣的地方，又为什么也能坚守住呢？陛下如果因为他能用石炮这一特长就免去王去荣的死罪，现在各军中怀有超凡绝技的人就实在太多了。这些人一定就会仗恃自己的技能，在各地犯上作乱，这又怎么能制止得了！如果说只放过王去荣而杀掉其余类似的人，那这便是法律没有固定的准则而引诱人犯罪。现在怜惜一个王去荣这样的人而不杀，将来就一定会杀掉十个像王去荣这样的人，这不也伤害了更多的人吗？王去荣是个叛逆作乱的人，哪里有在这里作逆而在那里就顺服、在富平作乱而在陕郡规矩、逆乱于县令而不逆乱于天子的呢？希望圣上从大局考虑，那祸乱不久就会平定。”唐肃宗把这件事下达给百官，让他们讨论。
太子太师韦见素等人也坚持严惩，但唐肃宗最终还是没有听臣下们的意见，赦免了王去荣。
从管理角度来看，唐肃宗的这一做法不值得提倡。要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就应一视同仁，不能随便为特殊情况、特殊的人开口子。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了。诸葛亮为什么心疼得流泪，还是坚持斩了马谡呢？只因军法如山，法律是铁面无私的。如果凭马谡父亲和他本人为蜀汉立下的功劳，凭他们与先帝刘备的“关系”，诸葛亮稍稍开个“后门”，也未尝不可。但诸葛亮深知，此门一开，军法的铁面就再也“铁”不起来了，成了“橡皮泥面”了，对任何人都只能做出软软的媚笑，再也没有权威性和约束力了。
在单位里也是一样，制度一旦制定，就要严格执行，否则下属就会轻视纪律，产生侥幸心理。
执行惩戒应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要本着公平性原则，不能厚此薄彼。例如，单位里的一名新人把上报的材料搞错了，处长在大会上严厉批评了这个人。可没过几天，办公室秘书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处长却不了了之。这让干部感到不可理解，处长的威信大打折扣。这种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二是及时性原则。当下属犯了小错的时候，应该及时惩戒，以避免他犯重大的错误。马谡犯了大错，论罪当斩，但斩了他也晚了，因为蜀国已经蒙受了重大损失。下属犯了小错不警告，他日后犯大错，主管也有责任。
三是对违规者的惩罚力度不能太小，否则，不足以形成威慑。打个比方，一头牛偷吃了菜园里的白菜，如果它得到的惩罚只是拔去一根牛毛，是不足以对它产生足够的惩戒的。它尝到了白菜的甜美，下次还想再来。
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街头的小广告屡禁不止了，因为他们张贴小广告的成本极低，而要对他们进行惩罚又很难，他们违规的成本极低，而得利相对丰厚，自然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循序渐进，步步为营
做事情先从简单的、易于把握的入手，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要有条理。不能急。如果一上来就要先做没把握的事，可能会开场就输掉了，被淘汰出局。宋太祖赵匡胤皇袍加身之后，最大的心愿是尽快统一天下，做一个真正的天子。由于五代以来的混乱，天下早已四分五裂，宋太祖运用谋略夺得的皇权，其势力也只能局限于后周原来的地盘，东至大海，西至秦陇，南至长江，北邻河北。在其周围，还有多个称帝称王的割据政权。如南方有南唐、吴越、南汉、南平、武平，西边有后蜀、羌、西夏。在北宋的范围之内，还是由十几个节度使分别管辖的。
面对这么多对手，赵匡胤不可能同时出击，他只能挑形势最紧迫的事情先办，挑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对手先解决。当时最令赵匡胤担心的，是在山西地区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在江苏与安徽一带的淮南军节度使李重进。昭义军辖区主要在山西，居太行之脊，对开封一带正好居高临下。它的战略重要性还在于，它正好处于宋和北汉之间。双方谁占据了它就取得了对另一方的主动权。而东南的淮南军对宋来说正顶腰眼。淮南军控制着江苏、安徽、湖北等11个州，对处于中原的宋来说，形成从东到南的一个半圆形包围圈。而且这一地区的最大特点，是地势平旷，没有任何的险要可守。如果昭义军与淮南军联手向位于开封的宋都进攻，恐怕赵匡胤的皇位就要得而复失了。所以，赵匡胤的目标最先定在他们两个上。
这两个对手又按怎样一个顺序去对付呢？李筠性格刚烈少谋，而李重进少谋寡断。赵匡胤的大方针是各个击破，唯恐二者联合。所以他要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消灭躁进的李筠，并尽量稳住李重进。在李重进犹豫未决时，再回过头来收拾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