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也曾与卢杞在一起共过事，两人曾同任宰相。杨炎善于理财，文才也好；而卢杞，除了巧言善辩，别无所长，但忌贤妒能，使坏主意害人却是拿手好戏。两个人在外表上也有很大不同，杨炎是个美髯公，仪表堂堂；卢杞脸上大片蓝色痣斑，相貌奇丑，形容猥琐。同在政事堂办公，一同吃饭，杨炎不愿同他同桌而食，经常找个借口在别处单独吃饭。有人趁机对卢杞挑拨说：“杨大人看不起你，不愿跟你在一起吃饭。”卢杞自然怀恨在心，便先找杨炎下属官员过错，并上奏皇帝。杨炎因而愤愤不平，说道：“我的手下人有什么过错，自有我来处理，如果我不处理，可以一起商量，他为什么瞒过我暗中向皇帝打小报告！”两个人的隔阂越来越深，常常是你提出一条什么建议，我偏偏反对；你要推荐一些人，我就推荐另一些人，总是对着干。
当时有一个藩镇割据势力梁崇义发动叛乱，德宗皇帝命令另一名藩镇李希烈去讨伐，杨炎不同意，说：“李希烈这个人，杀害了对他十分信任的养父而夺其职位，为人凶狠无情，他没有功劳却傲视朝廷，不守法度，若是在平定梁崇义时立了功，以后更不可控制了。”
德宗已经下定了决心，对杨炎说：“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杨炎却不把德宗的决定放在眼里，一再表示反对，这使对他早就不满的皇帝更加生气。
不巧赶上天下大雨，李希烈一直没有出兵，卢杞看到这是扳倒杨炎的好时机，便对德宗皇帝说：“李希烈之所以拖延不肯出兵，正是因为听说杨炎反对他的缘故，陛下何必为了保全杨炎的面子而影响平定叛军的大事呢？不如暂时免去杨炎宰相的职位，让李希烈放心，等到叛军平定以后，再重新起用，也没有什么大关系！”
这番话看上去完全是为朝廷考虑，也没有一句伤害杨炎的话，卢杞排挤人的手段就是这么高明。德宗皇帝果然信以为真，于是免去了杨炎宰相的职务。
从此卢杞独掌大权，杨炎可就在他的掌握之中了，他自然不会让杨炎东山再起的，便找茬整治杨炎。杨炎在长安曲江池边为祖先建了座祠庙，卢杞便诬奏说：“那块地方有帝王之气，早在玄宗时代，宰相萧嵩在那里建立过家庙，玄宗皇帝不同意，令他迁走；现在杨炎又在那里建家庙，必定是怀有篡夺的野心！”
早就想除掉杨炎的德宗皇帝便以卢杞这番话为借口，将杨炎贬至崖州，随即将他杀死。
杨炎有些刚愎自用，把对卢杞的蔑视表现在明处，最终被卢杞所害，这值得警戒啊。
自己成功，也要成全别人
自己成功后，不要忘了是下属把你推上去的，也要给他们成功的机会。曾国藩就以宽广的胸怀，放开下属的手脚，鼓励他们独立发展。其实，他自己不但没有损失，反而由于他们的实力增强，也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曾国藩刚开始进入军界的时候，奉行的是“不妄保举，不乱用银钱”的原则。本来用意是好的，但结果却导致“人心不附”的局面，对湘军的壮大和团结非常不利。咸丰四年（1854），湘军打败太平军，收复武汉，是一次影响全局的大胜仗，但是曾国藩只保举了300人，受到奖励的人仅占3%。咸丰五年、咸丰六年两年保奏了三次，总共加起来也仅几百人。和他不一样，胡林翼在攻占武汉之后，一次就保奏了3000多人，受到奖励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这个消息一传开，很多人就认为，要想得到升迁，应当投靠胡林翼，这样许多人纷纷投奔到胡林翼门下。曾国藩当时并没有发现其中的奥秘，还以为是自己的德行不足以服众，后来才明白，是因为自己保举太少，使手下感到升迁无望导致的。
由于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很多较早投靠他的反而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如郭嵩焘、李元度、甘晋等，长期和曾国藩患难与共，因为他不轻易保举，结果长期沉于下位。为此，曾国藩的好友刘蓉曾向他多次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劝他改变做法；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也恳切进言，劝他“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曾国藩自己也认识到，自己成功，也要让别人成功正是驭下的硬道理。从此，曾国藩一变前志，从咸丰十一年（1861）起，开始效法胡林翼，积极主动地保举手下人。这就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现象：最早追随曾国藩的，升迁得不快，而后来加入的，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却在几年中迅速崛起，纷纷成为封疆大吏。
曾国藩的保举也很有特色，他举荐手下，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方式，各不相同，各有侧重。其中密保最为关键。
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的虚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曾国藩对于重要的情况，一般采取密保的形式。咸丰十一年（1861）奏保左宗棠、沈葆桢和李鸿章等人，他的考语极有力量，他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说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并说其“才可独当一面”，说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由于他采用了密保的方式，又有很高的评价，朝廷很快批准：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李续宜出任安徽巡抚。这样两江四省，全部成了湘军的势力范围。
不过，曾国藩在保奏实缺官员的时候，仍然十分谨慎，他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噩，并不指缺奏保。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争。
为了使广大候补府县均有补缺之望，他还特别制定委缺章程，使出类拔萃之才早得实缺，一般人才也有循序升迁之望。对于幕府的保奏，曾国藩实际上也采用此法。追随曾国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如李榕、李鸿裔、厉云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诚等则到同治十年（1871）才得任实缺知县，大概这就是区分酌委与轮委的结果。这就使中才以下只要勤勤恳恳，忠于职守，人人都有升迁之望。尽量做到让每个人都能分到实惠。
在保奏的同时，曾国藩还鼓励下属走出去，独立发展。这是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早期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坚决反对另立山头的情况，为此，他把不服调遣的王璞山开出门户。但是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却改变了这种做法，开始鼓励有能力的下属独当一面。左宗棠投入他的门下时，没过几天，他就命他回乡招募军队。左宗棠回乡后，以王璞山的旧部老湘营为基础，拉起了一支5000人的队伍，由王璞山的侄子王开化等统领。这5000人初战告捷，还为曾国藩解决了一次重大危机，令曾国藩刮目相看。后来这支军队就成了独立于曾国藩系统的武装，虽然接受曾国藩的统一节制，但实际上的领袖是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转战江西、浙江、福建等地，迅速壮大，最后发展到七八万人。这就是左系湘军。后来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以及平定新疆，都是靠了这支军队的力量。由于有了这支力量，左宗棠才成为几乎和曾国藩并列的中兴名将。
曾国藩让李鸿章编练淮军，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淮军的发展远远超过左系湘军，甚至最后也超过了曾国藩本人的曾系湘军，成了晚清政局中的主导力量，也是李鸿章政治活动、外交活动的基础。
后来曾国藩还把这种经验传授给李鸿章，他曾致信李鸿章说：“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提醒他要放开下属的手脚，让他们能独当一面，自己发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曾国藩倡导“自立门户”，鼓励下属独立发展，由此可见他的胸怀之宽广。其实，从曾国藩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出，放开下属的手脚，自己不但没有损失，反而由于他们的实力增强，也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应当说，这是曾国藩的驭下之道中最高明的一招。
关键时拉对手一把
当你的对手有难的时候，不要急于落井下石，要从更高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也许站在更高的角度看你们是属于一条线上的蚂蚱。你拆了他的台，可能你自己的台也不稳了。
张之洞和袁世凯都是清末的重臣，有人说张之洞是“有学无术”，袁世凯是“无学有术”。意思是张之洞有学问没有权术，袁世凯虽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却狡诈百端，权术很多。两人都是实权派人物，一南一北，力撑清朝危局。
袁世凯从天津小站练新军起家，渐成一代枭雄。而推溯源流，袁世凯的发迹与张之洞荐举有关。1895年7月，张之洞在《荐举人才折》中评价袁世凯道：袁世凯勇敢精干，做事果断，最适合做武将。虽然他稍微有些傲气，办事有些鲁莽，但是与那些因循守旧、懦弱畏怯之流相比强多了。现在正是急待进行军事防备之时，吸收人才是当务之急，文官懂得打仗的又不多，如果给袁世凯机会，让他专心练习军事，今后有所成就，那么对时局一定大有好处。
后来袁世凯在戊戌、庚子间，以权术导引，崭露头角。而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关系，可以说，在阻止载沣杀袁世凯这件事上，张之洞起了重要的作用。张之洞谏阻杀袁世凯，是从维护清朝政局，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汉满矛盾考虑，他事后曾对人说：“如果杀了袁世凯，那么朝廷就等于是给杀官罢吏开了头，此头一开，就可能带来不小的祸患。我不是为袁世凯着想，而是替朝廷打算。”
看问题要从全局考虑，不能被自己的个人恩怨所左右。当你的对手有难的时候，不要急于落井下石，要从更高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也许站在更高的角度看你们是属于一条线上的蚂蚱。你拆了他的台，可能你自己的台也不稳了。
不要跟在巨人的身后
“萧规曹随”的含义是丰富的。我们还可以从曹参这位继任者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故事：作为一个杰出领导的继任者是痛苦的，你很难超越他！所以，为官者要注意，不要跟在巨人的身后。
“萧规曹随”是历史上的佳话，也是一种管理模式的简称。
西汉丞相萧何去世后，曹参继任，他一切如旧，完全依照萧何所制定的成规。在用人方面，他重用一些敦厚长者，或是木讷质朴、拙于言辞的人，而将那些善于辞令，却不切实际、徒务声名的人都给罢黜了。而曹参自己则无所事事，日夜饮酒为乐。
看到相国荒怠国政，许多大臣都前去劝谏。曹参一见这些人来，便拿出美酒请他们同饮；见他们要劝谏了，就又不断殷勤敬酒，一直到把这些人都灌醉为止，始终不给他们开口劝谏的机会。相府后苑的官吏们见相国不管事，也学他每天喝起酒来，在那里唱歌喧闹。曹参看到了不但不加以斥责，反而加入他们的酒聚，一同歌唱欢呼。
惠帝很不满，向他提出质疑。
曹参对惠帝说：“陛下自觉比高祖如何？”
惠帝回答：“高祖贤明圣武，我哪里比得上？”
曹参续问：“那陛下觉得臣与前相国萧何，谁比较贤能？”
惠帝说：“我看你好像不及萧何。”
曹参说：“陛下说得没错！高祖与萧相国共定天下，法令既明，规模既立，后人仅需奉职守成，不使有失，何必有所更动呢？”
惠帝说：“我了解了，相国下去休息吧！”
从此对曹参的行为就不再过问。
汉朝承接秦末的大乱，天下刚刚安定，人民正需要休养生息，曹参这种清静无为，以不扰民为原则的治术，正好符合了时代的需求，也让汉帝国在稳定中求得发展，慢慢培植国力，终于在汉武帝一朝缔造出灿烂辉煌的成果。
“萧规曹随”很多人都懂，但遗憾的是很多官员的“萧规曹随”是因为无能，不能判断萧规该不该曹随；有些官员的“萧规曹随”是做给前一任的人看，换句话说，因为前一任升官了，“萧规曹随”是在拍他马屁，而不是他的做法值得遵循；另外，也有些官员不管前人的做法如何，全部否定推翻，换上自己的主张，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能干。
“萧规曹随”的含义是丰富的。我们还可以从曹参这位继任者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故事：作为一个杰出领导的继任者是痛苦的，你很难超越他！所以，为官者要注意，不要跟在巨人的身后。
收尾一定要漂亮
心理学上有个“近因效应”，最后印象往往具有对先前印象的修正作用以及对总体印象的定格作用，因此具有长久的、定型的影响力。做事情一定要把收尾做漂亮，否则，前面的工作做得再好也有可能费力不讨好。
汉武帝时，李夫人病重，武帝亲自去看望她。李夫人却用被子蒙上头说：“我久病卧床，样子十分难看，这怎么能见皇帝呢？我只希望把儿子和弟弟托付给您。”武帝说：“现在就托付这样的事，不是太早了吗？”李夫人说：“女人的容貌不修饰好，就不能见丈夫和父亲，所以我不敢在仪容没有整理好的时候见皇帝。”武帝说：“夫人只要让我见上一面，我就赐你千金，并且给你弟弟高官厚禄。”夫人说：“给不给高官在于皇帝，不在于是否见我一面。”汉武帝还坚持要见夫人一面，夫人便把脸转向里面，只是哭泣不再说话。武帝不高兴地起身离去。
李夫人的姐妹们都责备她不该这样对皇帝。李夫人说：“凡是以容貌侍奉人的女人，一旦没了姿色，别人对她的爱恋之心也会减退。没有了爱恋，往日的恩义也就断了。今天我这样难看，皇帝见了一定嫌弃，必定不会再追念过去的恩爱，难道还会任用我的弟弟吗？我之所以不愿见皇帝，就是因为想将自己的弟弟长远地托付给他。”李夫人死后，汉武帝果然对她思念不已。
李夫人因为生得漂亮，平时深得汉武帝的宠爱。她临死前很想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和弟弟托付给汉武帝，正巧汉武帝也迫不及待地要见她一面。按照常规的思维，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遇，她肯定会主动相见。但是，李夫人却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汉武帝见到自己。她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行为就已让人称奇，而她对姐妹们所说的那一番道理则更让人惊叹。李夫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和理论既涉及社会知觉的效应问题，也涉及对缺点的封闭问题。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谈一谈这两个问题。
在社会交往中，每个人都会以自己所特有的相貌体态、气质风度、仪表神情、言谈举止等外部特征给别人留下特定的印象。而在与人交往的不同阶段内给人留下的不同印象又会产生不同的效应。
对人第一次接触后所形成的印象叫作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对后来形成总印象具有较大的决定力和影响力。也就是说，第一印象在别人的头脑中所刻下的痕迹十分深刻，因而不易改变。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称为首因效应。因此，一般情况下，无论是知觉者还是被知觉者，都非常重视第一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