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劫，北朝齐人，字彦玄，清河人，官至中书侍郎。崔拱、崔扩是他的儿子。崔劫清心寡欲，以简朴正直着称。起初和士开把持朝政的时候，不正当地追求声誉。各位公卿也就借此为子弟谋取官职，世家的子弟，大都做了京城的官员。崔彦玄的弟弟崔廓之似乎不经意间对崔彦玄说：“崔拱、崔扩，很幸运才华出众，为什么不留在中央官署、重要的部门中，而一并出任外职，这样会有损家族下一代的官运。”崔彦玄答道：“我做官以来，以取悦权贵而求得升官为耻，现在若是如此让儿子进身，与我自身徇私枉法有什么不同？”崔彦玄最终也没有答应这样的要求。
其实像崔彦玄那样让子女从事比较艰苦的工作，可以让子女学习到实际操作程序，掌握实地经验，养成不依赖父母、自力更生的良好品格，前途无可限量，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伞”。领导者能够这样对待子女，充分表明自身见识不凡，能够真正为子女的前途出发，认真考虑可行的路径。
身为父母，不仅在工作上要对子女严格要求，不能徇私，在具体物质利益上，也不要过于溺爱。
李袭誉是唐朝人，曾任扬州太守，在任时兴修水利，灌田数百顷，很受百姓爱戴。就是这样一个为民拥戴的好官，平时却非常喜欢读书，都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居家过日子也非常俭省，所得的俸禄一部分散给了族人，一部分用来写书，写了有好几万卷。他经常对家里的小辈们说：“我不好积攒钱财，因此日子过得很苦。不过，在京城里我有朝廷赐给的十顷土地，好好耕种就不至于会饿肚子；河南那个地方有千把棵桑树，用来养蚕就能有衣服穿。我还写了那么多书，只要好好读就可以求得功名。等我死了之后，你们好好地去做这三件事，一辈子都不用去仰人鼻息。”当时的人们都很赞赏他这种说法。
李袭誉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而且在持家和教育子女这两方面都很有一套，按一般人的想法，做过州郡的长官，好歹也算是一方大员，再怎么着也得给子孙撇下点家产什么的，因为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李袭誉做得很绝，散尽家财，勤俭度日；这还不够，又把压箱底的一点“余赀”费劲巴力地写了几万卷书，等于是把家产捣腾了个一干二净。给儿孙们只留下了仅够粗茶淡饭、衣食无忧的十顷田产、千株桑树，再有就是求官可用的几万卷书。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王旦是北宋时的高官，他的女婿韩亿也在朝中做官。韩亿由知县升知州，依照惯例得先从边远的州试任。王旦的女儿劝老爸给韩亿安排个离家近的州，王旦说：“我如果替他向朝廷求情，别人会议论说，他利用老丈人的关系走后门，就反倒会拖累了他的远大前程。离家远就远一点吧，以后你可以回娘家来住。”
韩亿听说后，感叹地说：“岳父待我恩重如山啊！”后来，韩亿官运亨通，做到尚书左丞。
如果子女争气，是可造之材，当领导的家长可以在他发展道路上帮上一把，但不要因溺爱而毁了他的前程。
事业越大，信誉就越显重要
做事情不能像火车站卖烧鸡的，以为顾客买了烧鸡就上了火车，从此再也见不着了，没人会找自己的后账。要讲信誉，才会有人缘，才能做成大事，挣到大钱。
唐贞观年间，少府监裴匪躬善于赢利，曾经向唐太宗建议，御苑中的马粪极多，每年卖掉这些马粪可以挣二十万缗（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唐太宗询问将军刘仁轨，刘仁轨慢悠悠地回答：“利益是很丰厚的，就怕后世说唐家是卖马粪的，名声不大好。”太宗听了，觉得有理，马粪的事就此作罢。
应该承认，裴匪躬非常忠于职责，会想到出卖马粪以获得收入，为皇家增开财源。但是这样做的话，传出去确实很不好听。皇室要注重和维护礼仪等级和社会秩序，追逐小利，惹人非议，太不值得。况且，给人一种与民争利的坏印象。
北宋将军狄青不借番国兵平定内乱，也是有远见的做法。
宋仁宗时，侬智高在邕州造反，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开始，交趾国表示愿意出兵帮助宋朝征讨侬智高，安抚使余靖也极力向朝廷保证：交趾国言而有信，我们只需在邕、钦二州筹备万人的军粮，等待交耻援兵到来即可。皇上马上下诏书，同意交趾出兵，并拨给三万缗钱给交耻做军费开支，还许诺讨平贼众后再厚赏。狄青受命征讨侬智高以后，赶到广西，马上制止了余靖从交趾借兵讨伐的行动，并上奏朝廷，说：“交趾国主李德政声言将出步兵五万、骑兵一千来援助我们，根本就是言过其实。何况堂堂大宋朝廷还要凭借外来援兵平定内乱，实在是大大不利的。区区一夷蛮侬智高都能横行两广，以至于朝廷无力征讨，而要借助外国援兵，外国援兵如果贪功而忘义，进而又生事端，那我们又将怎么能抵御得了呢？请求皇上一定要阻止交趾援兵进来。”皇上看了奏书，认为有理，于是拒绝了交趾国的要求。后来，狄青果真领兵平定了侬智高的造反，大家都佩服他深谋远虑。
事业越大，就越要重视名声和信誉。对于一家百年老店来说，信誉是它多年积累的一项巨大资产，就尤其需要精心维护，维护信誉就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否则，一旦信誉被毁，就会一损俱损，损失惨重。
要想把事业做大，不能有“流寇思想”，必须认识到做事业是个长期行为。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做事情不能像火车站卖烧鸡的，以为顾客买了烧鸡就上了火车，从此再也见不着了，没人会找自己的后账。要讲信誉，才会有人缘，才能挣到大钱。
在权力旋涡中做永远的赢家
冯道是个文官，有敬业精神，有专业才干，从不对野心家们构成危胁，所以每届政府都重用他。这不也是一种个人发展模式吗？
生活中有一些人，不成功就怨天尤人，怪上司不赏识自己，怪单位气氛不好，总之不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后来他跳槽了，仍然没被提拔起来。这说明是他的心态出了问题，而不是环境。
一个优秀的人，应该有这种信心：不管在哪里都能干得出色。五代时期的冯道，历仕五朝，都是高官，是个乱世不倒翁。他有什么成功秘诀呢？
第一，要选择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人，以保证前程的光明。
例如，唐朝末年的冯道，生于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唐中和二年（882），当时，李克用割据晋阳，独霸一方。李克用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人，其子李存勖在灭梁前期，也还是颇有作为的。大概是冯道看到了这一点，才投奔李存勖，以图求得前程。在这以前，冯道在离家乡较近的幽州做小吏，当时，幽州守军刘守光十分凶残，杀人成性，对于属下，也是一言不合即加诛戮，甚至杀了之后，还叫人“割其肉而生啖之”。冯道在这种人手下做事，自然是很危险的。当时的冯道还是较正直的。一次，刘守光要攻打易、定二州，冯道却敢劝阻，结果惹怒了刘守光，几乎被杀死，经人说情，被押在狱中。冯道经人帮助，逃出牢狱，投奔太原，投在晋大将张承业的门下，经张承业的推荐，冯道成为李存勖的亲信。从此，冯道踏上了仕途。冯道起初担任晋王府中的书记，负责起草收发各种政令文告、军事信函。不久，李存勖看到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十分腐败，就准备灭掉后梁。
李存勖灭掉后梁建立后唐以后，只重视那些名门贵族出身的人，对冯道这样没有“背景”的人，并不重用。直到庄宗李存勖被杀，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冯道才被召回。明宗鉴于前朝教训，重用有文才的人，以文治国，冯道终被任命为相，真正发迹。
第二，及早看清自己脚下的土地是否结实，然后考虑下一步踏在哪里。
后唐明宗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李从厚即位。李从厚即位不到四个月，同宗李从珂即兴兵来伐，要夺取帝位，李从厚得到消息后，连臣下也来不及告诉，就慌忙跑到姐夫石敬瑭的军中。第二天早上，冯道及诸大臣来到朝堂，找不到皇帝，才知道李从珂兵变，并率兵往京城赶来。冯道这时一反常态，极出人意料。他本是明宗一手提拔，从寒微之族被任命为宰相的，按理说，此时正是他报答明宗大恩的时候，但冯道所想的是李从珂拥有大军，且性格刚愎自用，而李从厚不过是个孩子，即位以来尚未掌握实权，为人又过于宽和优柔，权衡了利弊之后，他决定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
就这样，冯道由前朝的元老重臣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朝的开国元勋。
第三，要及时对新班子表忠心，以打消对方的怀疑。
石敬瑭在契丹人的支持下，打败了李从珂，当上皇帝之后，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实现对耶律德光许下的诺言，否则，王朝就有被倾覆的危险。尤其是自称“儿皇帝”，上尊号于契丹皇帝与皇后，实在是一个让人难为情的事情。据载，写这道诏书的官吏当时是“色变手战”，乃至于“泣下”，可见这是一奇耻大辱，至于派人去契丹当册礼使，更是一个既要忍辱负重，又要冒生命危险的事。石敬瑭想派宰相冯道去，一来显得郑重；二是冯道较为老练，但石敬瑭很为难，恐怕冯道拒绝。谁知他一开口，冯道居然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真使石敬瑭喜出望外。
其实，石敬瑭没有看出冯道的心眼儿。冯道觉得，只有结交好耶律德光，他在石敬瑭那里的位置才能保得稳，把“爸爸皇帝”笼络好了，这“儿皇帝”也容易对付了，所以他才宁愿背骂名欣然前往。
冯道极其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外交任务。他在契丹被阻留了两个多月，经过多次考验，耶律德光觉得这个老头儿确实忠实可靠，就决定放他回去。谁知冯道还不愿回去，他多次上表表示对耶律德光的忠诚，想留在契丹。经过多次反复，耶律德光一定要他回去，冯道这才显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准备起程。
一个月以后，冯道才上路，在路上又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月，才出契丹的国境。他的随从不解地问：“能活着回来，恨不得插翅而飞，您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慢呢？”冯道说：“一旦走快，就显出逃跑的样子，即使走得再快，契丹的快马也能追上，那有什么用呢？反不如慢慢而行！”这也显示出他的高明。
这趟差事圆满办成，冯道可真的风光了，甚至连石敬瑭都得巴结他，看他的脸色行事。石敬瑭让冯道手掌兵权，“事无巨细，悉以纳之”。不久，又加封冯道为“鲁国公”。
石敬瑭的后晋政权只维持了十年多一点儿就完蛋了。后晋开运二年（946），耶律德光率三十万军队南下，冯道大概觉得契丹人可以稳坐中原江山了吧，就主动来投靠耶律德光。冯道满以为耶律德光会热烈欢迎，没想到北方夷族不懂中原的人情世故，耶律德光一见冯道，就指责他辅佐后晋的策略不对。这可把冯道吓坏了，但是精通聪明人办事功夫的他马上换上一副卑躬的嘴脸，小心侍候。耶律德光问：“你为什么要来朝见我？”冯道说：“我既无兵无城，怎敢不来？”又问：“你这老头儿是什么样的人？”答曰：“是个又憨又傻无德无才的糟老头儿！”冯道以老朋友的姿态装憨卖傻，卑辞以对，弄得耶律德光哭笑不得，也就没有为难他。
不久，耶律德光见中原百姓生灵涂炭，便问冯道说：“怎样才能救天下百姓呢？”冯道见机会来了，就装出一副真诚的样子说：“这时候就是如来转世，也救不了此地的灾难，只有陛下才能救得！”耶律德光慢慢地开始相信并喜欢上冯道，让冯道当了辽王朝的“太傅”。后来曾有人检举冯道曾参与过抵抗契丹的活动，耶律德光反为冯道辩护道：“这人我信得过，他不爱多事，不会有逆谋，不要妄加攀引。”
在中原百姓的反抗之下，契丹人被迫撤回。冯道随契丹撤到恒州，趁契丹败退之际，逃了回来。这时石敬瑭的大将刘知远趁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后汉。刘知远一方面想安定人心，笼络势力；一方面冯道也因保护别人而得赞誉，刘知远就拜冯道为太师。
第四，做一个技术型、实干型人才，不管哪届政府都用得着。
五代时期的政权更迭，真如走马灯一般，令人眼花缭乱。刘知远的后汉政权刚刚建立四年，郭威就扯旗造反，带兵攻入京城。这时候的冯道，又故伎重施，准备率百官迎接郭威。他做了后唐明宗的七年宰相，尚且不念旧恩，何况后汉太师只做了不到四年，更是不足挂齿。冯道率百官迎郭威进汴京，当上了郭威所建的后周政权的宰相，并主动请缨，去收伏刘知远的宗族刘崇、刘斌等手握重兵的将领。刘斌相信了冯道，认为这位三十年的故旧世交，总不会欺骗他，没想到一到宗州，刘斌就被郭威的军队解除了武装。冯道又为后汉的稳固立了一大功。
冯道身处乱世，政局错综复杂，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从容应对，全身免祸，还是很耐人寻味的。冯道一不贪婪；二不奸佞，不管给谁干都兢兢业业，管好自己的一摊，倒也为国计民生做了很多实事。冯道是个文官，他手上无兵，自然不会对别的军阀构成危胁，不管哪个军阀当了权，都需要一套文官体系为他效力，冯道和他的同僚们当然是现成的内阁班子。正是因为冯道的敬业精神，专业才干，从无野心，才使每届政府都重用他。这不也是一种个人发展模式吗？
不要自招嫉妒
处在高处，不可太张扬，因为注视着你的人太多，其中也不乏你的敌人，他们也许正在找你的漏洞。尤其在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均贫富”的文化心理，对富人、贵人、成功者往往有一种天然的敌视情绪，这是一种很要命的社会心理，引人深思。
一个精明的商人，虽然知道遭人嫉妒常常是免不了的，但绝不自招嫉妒。而他们不自招嫉妒的方法，也不外乎和胡雪岩一样，第一，不在同行中锋芒太露，第二，不能总想着好事占全；第三，时刻注意得饶人时且饶人，以化解可能产生的敌意。总之一句话，做事要不落痕迹。
胡雪岩从不自招嫉妒，这是一种很有见识的眼光，这种眼光在他的创业之初就表现出来了。
胡雪岩因资助王有龄而被钱庄扫地出门，王有龄当官后，自然要感恩图报，给胡雪岩创业的机会。
胡雪岩要筹办自己的钱庄，当时他实际上还身无分文。不过他已经筹划好了资金的来源，即以王有龄为官场靠山，凭他们的交情承办代理打点道库、县库的过往银两。代理道库、县库，可以用公库的银子来做钱庄的流动资本，而且公家银子不需付利息，这等于是白借本钱。
当然，这样做有一项条件，那就是王有龄必须得一个署理州、县的实缺。当时王有龄刚刚仕途起步，还只是浙江海运局“坐办”，一来他还不具备真正给胡雪岩提供代理公款的条件；二来他自己也确实需要胡雪岩的全力相助，因此，他不同意胡雪岩立即着手开办钱庄。依王有龄的想法，等他真正在官场立足之后再着手胡雪岩的钱庄也不迟，反正他们的交情本来就不必瞒人，按当时官场通例，他把官库银子给胡雪岩钱庄“代理”，也是极普通的事情，不怕别人说什么。
清朝末叶，西化运动逐渐生根，朝廷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涉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等于是现在的外交部。不过，总理衙门不管拿主意，算是第二线事务机构，真正与外国官商打交道的第一线衙门有两个，一个是设于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另一个则是设于南京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