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气正不正，关键看领导
居于领导地位者，如能以身示范，以自己的美德感化下属，下属们则会仰领导之德犹无声的命令。德之所化，无不望而披靡。同样道理，若居于领导地位者出现方向性错误，往往也会诱使部下们误入途路。
《论语》中记载着孔子这么一句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意思是告诫领导者必须端正自身态度，谨慎处事，以身示范。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所作所为必定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效仿的对象，所谓上行下效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裴矩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代代红”式的人物，他一生侍奉过北齐、隋文帝、隋炀帝、宇文化及、窦建德、唐高祖、唐太宗，共三个王朝，七个主子，他在每一个主子手下都很得意。
隋朝时，他看出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便想方设法挑动他的拓边扩土的野心。他不辞辛苦，亲自深入西域各国，了解各国的风俗习惯、山川状况、民族分布、物产服装等情况，撰写了一本《西域图记》，果然大得炀帝的欢心，一次便赏赐他五百段绸缎，每天将他召到御座之旁，详细询问西域状态，并将他提升为黄门侍郎，让他到西北地区处理与西域各国的事务。他不负所望，说服了十几个小国归顺了隋朝。
有一年，隋炀帝要到西北边地巡视，裴矩不惜花费重金，说服西域二十七个国家的酋长，佩珠戴玉，服锦衣绣，焚香奏乐，载歌载舞，拜谒于道旁；又命令当地男女百姓浓装艳抹，纵情围观，队伍绵延数十里，可谓盛况空前。隋炀帝大为高兴，又将他升为银青光禄大夫。裴矩一看他这一手屡屡奏效，便越发别出心裁，劝隋炀帝将天下四方各种奇技，诸如爬高竿、走钢丝、相扑、摔跤以及斗鸡走马等各种杂技玩耍，全都集中到东都洛阳，令西域各国酋长使节纵情观看，以夸示国威，前后历时一月之久。在这期间，又在洛阳街头搭设帐篷，盛陈酒食，让外国人随意吃喝，醉饱而散，分文不取。当时外国人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出这是浮夸，是打肿脸充胖子，隋炀帝却十分满意，对裴矩更是夸奖备至，说道：“裴矩太了解我了，凡是他所奏请的，都是我早已想到的，可还没等我说出来，他就先提出来了。如果不是对国家的事处处留心，怎么能做到这一点？”于是一次又赐钱四十万，还有各种珍贵的毛皮及西域的宝物。
裴矩个人是发达了，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场罪恶的讨伐辽东的战争便是在裴矩的唆使之下而发动的，战争旷日持久，屡打屡败，耗尽了隋朝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致闹得国弊民穷，怨声四起，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而当义兵满布、怒火四起，隋炀帝困守扬州，一筹莫展之时，裴矩看出来，这个皇帝已是日暮途穷了，再一味地巴结他，对自己百害而无一利，他就转舵了，将讨好的目标转向那些躁动不安的军官士卒了，他见了这些人总是低头哈腰，哪怕是地位再低的官吏，他也总是笑脸相迎。他并且向隋炀帝建议：“陛下来扬州已经两年了，士兵们在这里形单影只，也没个贴心人，这不是长久之计，请陛下允许士兵在这里娶妻成家，将扬州内外的孤女寡妇、女尼道姑分配给士兵，原来有私情交往的，一律予以承认！”
隋炀帝对这一建议十分赞赏，立即批准执行，士兵们更是皆大欢喜，对裴矩赞不绝口，纷纷说：“这是裴大人的恩典！”等到将士们发动政变，绞杀隋炀帝时，原来的一些宠臣都被乱兵杀死，唯独裴矩，士兵们异口同声地说他是好人，得以幸免于难。
后来他几经辗转，投降了唐朝，在唐太宗时担任吏部尚书。唐太宗对官吏贪赃受贿之事十分担忧，决心加以禁绝，可又苦于抓不住证据。有一次他派人故意给人送礼行贿，有一个掌管门禁的小官接受了一匹绢，太宗大怒，要将这个小官杀掉。裴矩谏阻道：“此人受贿，应当严惩。可是，陛下先以财物引诱，因此而行极刑，这叫做陷人以罪，恐怕不符合以礼义道德教导人的原则。”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召集来臣僚说道：“裴矩能够当众表示意见，而不是表面上顺从而心存不满。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这样，还用担心天下不会大治吗？”
司马光在论及裴矩的变化时说过一段话：“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为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表，标志），臣者景也（景，影子），表动则景随矣。”这段话说得有理。一个国君，便是一个国家的标志，标志正，则影子直；标志邪，则影子歪。忠臣良臣的出现，是由于国君的培植、倡导；奸臣佞臣的出现，是由于国君的放纵、默许。历史上曾有许多大臣，原本并不是坏人，只是因为国君的品行道德方面有问题，他们也就跟着误入歧途了。好比裴矩，当隋炀帝好大喜功的时候，他就兴师动众，推波助澜；而当他遇上贤主李世民时，他就变成了一个敢于直谏的谏臣，可见君主的影响力之大。
居于领导地位者，如能以身示范，以自己的美德感化下属，下属们则会仰领导之德犹无声的命令。德之所化，无不望而披靡。同样道理，若居于领导地位者出现方向性错误，往往也会诱使部下们误入歧路。因此，领导者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必须以身作则，谨防上梁不正下梁歪。
不拿显微镜看人
人无完人，要允许别人犯错误。那些本可以精明但宁愿装糊涂的人，实际上正是他们的精明之处。那些以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的人，恰恰是不通人情世故，大事糊涂的人。
唐太宗时期，大臣张蕴古呈给太宗《大宝箴》，谈道“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意思是说处于上位者既不能糊里糊涂，浑浑噩噩，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能过于苛察、精明，连臣下的细微小事也知道，要在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中庸之道，即所谓的“勿浑浑而浊，勿察察而明”。当然，这个中庸，对于领导人来说，不是什么事情都折中处理，而是大事精明，小事不苛察。
唐朝时，武则天当上了皇帝，所宠信的大臣唯有狄仁杰，把他提拔到宰相的位置上。可能是为了表示亲近，武则天将一些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秘密事情告诉狄仁杰。她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当地方官时很有政绩，但是有人诬陷你，现在想知道诬陷者的姓名吗？狄仁杰首先感谢则天皇后对他的信任，接着说：“陛下不以臣为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武则天听了深为赞叹。知道过去是谁诬陷了他，对狄仁杰的宰相工作并无半点好处，而诬陷者或许会担心狄仁杰挟嫌报复，多生出一些事来。所以，狄仁杰宁愿糊涂，不愿苛察。
曹操焚烧他的下属私通袁绍的书信的事，是许多人所知道的。200年，袁曹在官渡决战，袁绍被打得大败。曹操在收缴袁绍往来书信中，得到许都官员及自己军中将领写给袁绍的信。在别人看来，这正是一个查明内部立场不稳者的绝好机会。但是查出这点，对曹操的事业又有什么好处？袁绍已被击败，人们已断了观望骑墙者的希望。另外，当时正是用人之际，不能不用这些人。既然要继续使用他们，查明谁在背后与袁绍通过信，只会令他们疑神疑鬼，增加内部的不稳定。所以，曹操在这个问题上宁要糊涂，不要精明，他把收缴到的书信全部付之一炬，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对私通者表示理解，一概予以原谅。
事实证明，不知道不需要知道的事情，下属会因此而受到信任，原本摇摆不定的人很可能因受到信任而定下心来，一心一意为其事业服务。410年，东晋将领刘道规与反叛者卢循、桓谦作战。卢循、桓谦人多势众，进逼江陵、在这种形势下，江陵百姓都给桓谦写信，告诉他城内情况，打算在桓谦攻城时做内应。但结果刘道规率领的东晋军队击败了桓谦，他从桓谦那里搜捡到了这些信件，一封也不看，下令把信全部焚烧。江陵百姓从此内心非常安定。不久，卢循的另一支大军由徐道覆带领直下江陵，城中无兵。有人传说，卢循已经扫平了京邑，这是派徐道覆来当刺史。但是，江汉地区的百姓却感激刘道规焚烧书信、不计前嫌的恩德，都不再有贰心了。
要是刘道规当时苛察，一定要知道谁私通桓谦，在那样一个战乱年代，恐怕他后来就不会得到江汉地区百姓的支持，甚至可能会站在他的对手一边与他为敌了。刘道规的不苛察，得到十分丰厚的回报。
人无完人，要允许别人犯错误。那些本可以精明但宁愿装糊涂的人，实际上正是他们的精明之处。那些以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的人，恰恰是不通人情世故，大事糊涂的人。
苛察的最大弊端就是容易引起下属的怨恨。具体情况有：
第一，下属会觉得上司对他不信任，于是心里不安，可能设法摆脱上司，或者跳槽。
第二，下属会感到受到的干预过多，做事情没有自主权，因而逐渐变得消极，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或大搞形式主义，来对付他所负责的工作。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前总裁S.托伊说过：“当你发现下属处事方针有所偏差时，抑制干涉的冲动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领导者必须克制自己的这种冲动。
做人多点人情味
做人多点人情味，会使你更有人格魅力，也更容易被人接受。
北宋名臣张咏，官至吏部尚书。一次，他办完公事回到后厅，见后厅的一名守卫正在熟睡。张咏就把他叫醒，和气地问他：“你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啊？”果然，那人闷闷不乐地说：“我母亲病了很久，哥哥外出很久了也没有音信。”张咏派人调查，证实说的是实话。
第二天，张咏派了一个仆人去帮助看厅的人照料他的母亲，帮他把事情安排好，那人感激不尽。
事后张咏说：“在我的后厅怎么敢有人睡觉呢？这人当时睡着了，一定是心里很愁闷，所以我才怜悯他。”
象张咏这么有人情味的领导，下属能不愿为他尽力做事吗？
做人多点人情味，会使你更有人格魅力，也更容易被人接受。战国时赵国的左师触龙就是这样的人，他正是靠人情味说服了倔犟的赵太后，使她同意把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以解除当时赵国面临的危机。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死了，他儿子丹即位，就是赵孝成王。孝成王年幼，国家大权实际上由他母亲赵太后掌管。这时候，秦国乘机出兵侵犯赵国，接连攻占三座城池。赵国形势危急，只得向齐国求救。齐国提出一个条件，要把孝成王的弟弟长安君送来做人质，才肯出兵。做人质是有一定风险的，一旦两国关系破裂，人质的处境难测。
如今齐国要长安君做人质，长安君是赵太后最疼爱的小儿子。太后不愿让他去冒这个风险，所以无论如何不肯让他去。眼看秦国军队一天天逼近，形势越来越吃紧，大臣们都很焦急，又想不出别的办法，都一个个来劝说太后，请她答应齐国的条件。太后坚决不同意，还气呼呼地说：“谁再来劝我，我就唾他一脸唾沫！”这样谁也不敢跟她提这件事了。
左师触龙知道这个情况，就去求见赵太后。太后心里估摸，一定又是来劝我的，哼，我得给他点颜色看看，就怒气冲冲地等着他。触龙已经上了年纪，他一瘸一拐地慢慢走到太后跟前坐下，抱歉地说：“老臣腿脚有毛病，行动不方便，所以好久没来看您，请您原谅。您身子骨还好吧！我总是惦记着您，怕您哪儿不舒服，今天特地来看您。”太后说：“我身体还过得去。”触龙说：“饭量怎么样？”太后说：“就靠喝点粥。”触龙说：“老臣有时候不想吃饭，逼着自己多散散步，每天走三四里地，吃饭才香一点，身子骨也觉着舒服些了。”太后说：“我可走不下来啊！”就这样扯开了家常话，太后慢慢消了气，脸色也开始平和些了。
接着，触龙换了话题，说：“老臣有个最小的儿子，叫舒祺，不大成器。我已经老了，偏偏最疼这个儿子。冒昧地提个请求，希望您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宫廷做一名卫士，不知道行不行？”太后说：“我会照办的。您儿子几岁了？”触龙说：“十五了，年纪虽说小了些，但是如果能在我死以前把他托付给太后，我死也就放心了。”
太后见一个大男人感情也这么丰富，很感兴趣地问：“你们男人也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吗？”触龙说：“只怕还要超过妇人呢！”太后笑了：“这可不见得，妇人家才最疼小儿子呢！”触龙说：“我看不能这样说，比方太后对燕后（燕后是赵太后嫁给燕国君主的女儿）就比对长安君还要疼爱。”太后听了很不以为然，说：“您错了，我疼长安君远远超过了疼燕后啊！”触龙说：“我看不见得吧，父母真正疼爱子女：总是为他们做好长远打算。记得燕后出嫁的时候，您一直送她上了车，还抱着她的脚哭，想的是她嫁出的地方太远了，心里非常难过。等她走了以后，还常常思念她，祝愿她子子孙孙世代相传做燕国的君主，您替她思虑得还不远吗？”太后似有所悟，说：“倒也不错。”
触龙又问太后：“赵家立国到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请您想一想，除去最近的三代以外，过去的赵家子孙，还有谁能把爵禄继承到今天的吗？”太后说：“早没有了。”触龙说：“其他国家呢？”太后说：“也没听说过。”触龙说：“您想过这是什么原因吗？这是因为，这些子孙都是继承父辈传下来的现成爵位，他们继承的爵位虽然很高，可是没立过什么功勋；得到的俸禄很厚，却没有为国家作出多少贡献；毫无能力和经验，倒要行使很大的权力。这样就非常危险：他们的地位往往很不稳固，容易受到人家的攻击，自己遭到杀身之祸且不说，还连累他的子孙，所以过去的赵家子孙现在还当侯爵的就没有了。如今太后一心提高长安君的地位，封他最肥沃的土地，给他最大的权力，却不趁现在让他为国家建立功勋，有一天您去世之后，长安君凭着什么功劳能在赵国站住脚呢？看来太后为长安君想得太近了，所以我说太后爱他不如爱燕后呀？”听了这一番话，赵太后才猛醒过来，忙说：“您说得对极了。好，长安君的去留完全听您安排吧！”
就这样，触龙成功说服了赵太后。与其说他是深谙劝说的技巧，不如说是靠人情味打动了赵太后啊。人都是有感情的，只有富有人情味的人才能触动别人的心弦，真正赢得对方的好感。
令人敬而远之的海瑞
海瑞堪称廉吏的典范，但就是这样一个好官，不仅在当时为多数人所不容而见弃，后世也无几人能真正以他为榜样。原因恐怕在于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而不通人情世故，他只是****机器上一颗忠贞的螺丝钉而已。所以终其一生并无丰功伟绩可言，唯有道德操守为后人敬仰，却又不可效仿。
海瑞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和同时代的很多同僚不同，海瑞尊重法律，恪守原则，并且竭尽所能地按照最高限度去执行。即使朝廷发给官吏的薪水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海瑞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开始被委任为福建一个县的儒学教授，任期4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他已经4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