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张思先故意骑一只奇瘦之马从太祖面前经过，并惊慌下马向皇帝请安。皇帝问道“你这马匹为何如此之瘦？是不是你不好好喂它？”张思先答：“一天三斗。”太祖又问：“吃得这么多，为何还如此之瘦？”张答：“我答应给它一天三斗粮，可是我没给它吃那么多。”二人大笑不止。
太祖是个聪明人，马上有所顿悟。第二天，就下旨任命张思先为司徒长史。
《三国志》中也有一件有趣的事：
曹操的儿子曹植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很受曹操的宠爱。因此曹操便想废除长子曹丕的世子之位，而改立曹植为世子。这一天，曹操叫来谋士贾诩，屏退左右，向贾诩说起自己打算废丕立植之意，并问贾诩：“你说说你的看法。”
贾诩心中是不赞成改立世子的，可直截了当地否定曹操的心愿当然不行。贾诩听完曹操的述说后，一直默默不语，也没有回答曹操的询问。曹操见他半天不说话，便问道：“和你说了半天，可你却不回答我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贾诩慢悠悠地回答说：“臣下在想一件事，因而未能及时回答您的问题。”曹操又问：“你在想什么事？”
贾诩沉思半晌，回答道：“我在想袁绍、刘表父子的事呀！”袁绍和刘表都是东汉末年称霸一方的豪强，袁绍因为非常喜欢小儿子袁尚，便让他代替了长子袁谭做了世子。袁绍死后，袁尚、袁谭各树一帜，互相争斗，最后都被曹操一一灭掉了。刘表也很喜欢小儿子刘琮，后来便废掉了长子刘琦，让刘琮做了继承人，最后也被曹操灭掉。贾诩特意点出这两个废长立幼而最终又被曹操攻灭的人来，意在表明废长立幼终不可取，非常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劝谏。
曹操听了贾诩的话，当然马上明白了其中的深意，哈哈一笑，从此再也不提改立世子的事了。
上级有失误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注意方式。英国大文豪毛姆在其名着《人性枷锁》一书中说过一句亘古名言：“身居高位之人，即使请你批评指教，他所真正要的还是赞美。”因为这是人性所在。因此，为了达到同一目的，你要含蓄、幽默，要让人感悟，而非刺痛，这样才能皆大欢喜。
管理学家认为：
1．批评的效益在什么时候都是与被批评者对你的信任成正比关系，否则将适得其反。
2．当被批评者的不当行为可能重复发生且可能予以纠正时，才值得批评、才有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3．要选择批评的时机，要避免含混不清或类似讽刺的措辞，尤其不能对其表现出完全置身于外的态度。
4．在批评过程中，要对事不对人，一切言辞都要实事求是，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夸张是大忌。
学会做个有心人
应该主动去发掘工作，而不是等着上司指派，在上司的心目中，下属是不能在办公时间停下来的，下属有责任去发掘工作，而不是让工作去等他们。
在单位里，要做个有心人，善于观察，做事灵活，适时变通，这样才能领先别人一步，早日获得上司赏识。
不懂机智应变的人也许工作非常努力刻苦，但充其量不过是一头勤奋的牛，只能用来干粗活、重活，被人牵着鼻子工作。
在工作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困难时，你所做出的应变行为是否恰当，是老板给分或扣分的依据。假如你的应变符合老板的意愿，你就获得了一次令老板赏识的机会，向牵牛人的位子近了一步，否则就失去了机会，离牵牛人的位子越来越远。
和珅本是宫中的一名小侍卫，默默无闻。一日，乾隆帝大驾将出，仓促间求黄龙伞盖不得，乾隆帝发了脾气，问道：“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乾隆帝说的这句话，出自《论语》，因为他喜欢风雅，经常引经据典。这也是很多领导的喜好。
皇帝发怒，非同小可，一时间，随行人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措，而和珅知道此句出自《论语》，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他声音洪亮，口齿清楚，语言干脆。
乾隆皇帝不禁一怔。循声望去，只见说话人仪态俊雅，气质非凡，乾隆帝很喜欢。就问他出身，知是官学生，虽然学历不高，但毕竟乃读书人出身，这在侍卫中也实属凤毛麟角了。从此记住了和珅。和珅开始发迹。
和珅常在乾隆身边，他对乾隆的性情喜好，生活习惯，甚至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处处注意，留心观察。时间一久，把乾隆的脾气、心理爱憎等等，了解得十分清楚。乾隆什么时候想要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该办什么事情，他一看乾隆的脸色，就能猜得出个八九。有时不等乾隆开口，他早已把该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因此，和珅费尽心机，在各方面都使乾隆非常满意。
有一年，顺天府举办乡试，四书的题目照例由皇帝钦命。先是内阁预先进呈一部四书，皇帝出完题后再发回。这一次当太监捧着四书发还内阁时，和珅就打听乾隆命题时的情况。太监说：“皇上信手翻着《论语》，第一本快完的时候，忽然点头微笑，振笔直书。”和珅想了想，说：“一定是要考‘乞醯’这一章。”考题发下来，果然如此。原来这一年是乙酉年，“乞醯”二字正好嵌着“乙酉”。和珅的揣摩本领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和珅对乾隆皇帝的心理看得很准，又费尽心机去逢迎，乾隆帝对他的办事能力极为满意，嘉他勤勉忠心。
每一位领导都希望自己的下属能主动工作，并带着思考去工作，他绝不想让下属变成“机器”，也不愿接受机器般的下属，因为这样会让他不得不分出精力去指导具体业务的进行。
因此，在工作中，你若不能发挥主动接受、思考及实践的精神，你就永远不可能有进步，而永远被人踩在脚下。
首先，你不能只一味地按照指令上说的去做，上司没有交代的事就绝对不做；也不能整天抱着“只要领得到薪水就成了”的想法。
每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绝不在单位多待一分一秒，上司交办的工作虽然不会拖拖拉拉完成，也绝对不会提前完成；就算在完成了现有工作之后，如果上司没有分配下一次任务，也不会主动找工作去做，并认为上司没有及时交代工作任务是他的过失，这些做法和想法都是错误的。
你应该主动去发掘工作，而不是等着上司指派，在上司的心目中，下属是不能在办公时间停下来的，下属有责任去发掘工作，而不是让工作去等他们。
其次，如果你不能很好地领会上司的意图去完成工作，并能够自己思考着将这种意图实践到工作中去，那升迁的事也就与你无关了。
若是你能很好地领会他们的意图并去执行任务，对他们来说简直再好不过了。
所以，你要能够很明确地掌握老板和上司的指令，并加上本身的智慧与才干，把指令的内容做得比上司想象的还要好。
平时，要主动地学习更多的有关工作范围的知识，随时运用到工作上。要有高度的自律能力，不用督促就可以把工作效率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上。别人有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你及时学过来，化为己用。
学会在工作中做一个“有心人”，你的工作和你的事业才能发展得更接近你的理想。
避免与上级发生冲突
在处理与上级的关系时，要懂得权变之道。上级的命令要执行，上级的意图要领会。如果自己的主张与上级有分歧，要避免与上级发生冲突，要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既办成了自己的事，又得到上级认可。
前面我们讲过，上级喜欢听话的下属，喜欢那种接到任务后没有任何借口、保证完成任务的下属。但是，假如你是一名中层领导，负责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工作，你该怎么面对自己的上级呢？如果上级不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指手划脚、干预太多怎么办？如果上级昏庸，教条主义怎么办？这时候，你要懂得权变，懂得迂回，既不能违背他的命令，又要做成自己的事。
曾国藩生在晚清，是朝中最有实力的大臣，他的上级就是昏庸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贵族了。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维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荡。
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自己，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丁消除朝廷的猜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他们觉得太平天国被消灭了，保存一支自己无法控制的军队，才是最危险的。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已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
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翦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京津。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相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
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灭，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
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起程的原因，但又无法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八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上司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李鸿章在处理与上级关系时，也颇懂权变之道。
对李鸿章来说，他最大的上级就是慈禧太后，如何得到这位野心家和权力狂的信任，是最关键的。慈禧太后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派，李鸿章则是兴办洋务的改革派，如何协调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治十三年（1874），两宫皇太后谒祖陵的时候，召李鸿章护送，这就给了慈禧太后一个判断李鸿章的个人品性的机会，也给了李鸿章得到慈禧欣赏的机会。第二年，围绕着同治帝去世和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帝推上帝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慈禧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以验证李鸿章的忠诚和能力。由于朝廷中的一些大臣极力反对慈禧让他的外甥继承帝位的计划，慈禧便向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求援，请他率兵进京支持自己的行动。
李鸿章没有亲自率军进京，而是派了一支淮军，让慈禧的心腹亲信、护军统领荣禄指挥进京，对反对派给予镇压，终于把光绪皇帝推上了帝位。
李鸿章没有亲自前去，是不愿意加入最高权力的争夺中，成为别人的牺牲品。但当时手握大权的是慈禧，他又不得不服从命令。他把军队交给慈禧的心腹，既表示向慈禧效忠，又避免了深入权力斗争的核心，即使事情不成，他也可进可退，游刃有余。政变两个星期之后，李鸿章才从天津到达北京。四天内，他三次觐见慈禧太后，表达了他对慈禧的尊重和服从。这样，他在慈禧太后心里的地位更高了，这也是慈禧一直放心把很多大事交给他办理的原因。
百日维新之后，慈禧企图废了光绪，另立皇帝，想争取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向慈禧太后明确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口头上表示不参与，实际上是不同意慈禧的做法。虽然李鸿章当时已经失势，但在慈禧的心目中，仍然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李鸿章用这种不参与的方式委婉地拒绝了慈禧，在内外强烈反对面前，慈禧也不敢贸然行事，这一废立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