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时我并没有多么留恋，因为自己已经决意将来会再回美国，而如何回，何时回，我暂且还没有考虑过。而且，我也很渴望回到伦敦，怀念住在我们家那套舒适房间里的日子。去美国之后，我几乎把那几间屋子视为我的朝圣之地了。
我很久没有接到雪尼的信了。他最后一封信提到要把外祖父接到我们家。但在伦敦车站接我的时候他却跟我说，他结婚了，所以退了那套房间，搬到布里克斯顿路一所有家具的房子里去了。这让我倍受打击，因为我已经无家可归了。那个让我的生活充满了意义的地方，那个让我宽慰的避风港，那个让我骄傲的家已经不存在了。我只好在布里克斯顿路租了一间房子。但那个地方让我觉得郁郁寡欢，我想要尽快回到美国。那晚，伦敦对我的归来表现得那么冷淡，我就像一枚钱币投进了空洞的老虎机一样，毫无声响。
我很少去看雪尼，因为他已经结婚，而且每晚都有工作。但每周日，我们都会一起去看望母亲。母亲的病情不大好，在那医院里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由于我们现在已经能负担她的医疗费了，就把她转进一家私人医院，已故的英国著名喜剧演员丹·伦诺曾经在那住过院。
我像个流浪儿一样，孤独感一天天加强。我想，如果能够回到当初那套小公寓里，我的情绪不会这样的。不过，我自然也会有快乐的心情。英国熟悉的风俗和生活都让我倍感亲切。当时正值夏季，英国在这个时候的浪漫和可爱是绝无仅有的。
卡诺，我的老板，邀我跟他一起去塔格岛度周末，乘着他那艘能住家的船去。那是一艘装修考究的船，船上镶着红木板，还有几间客厅。入夜时分，船上亮起五光十色的彩灯，十分好看。在一个温暖而叫人欢喜的夜晚，我们吃完晚饭，坐在甲板的彩灯下，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抽着烟。这样的英国风情让我对其他国家不再留恋了。
从美国归来后，我们的戏团再次登台，在伦敦的各个游艺场连续演出了十四个星期，非常卖座，观众们都十分喜爱。但我一直在想着自己能不能回到美国。我爱英国，却不可能在英国一直生活下去。我总是因为自己的卑微出身而感到不安，想到自己将来注定会郁郁不得志。因而，当知道我们又被邀请到美国巡演时，我才觉得又看见了出人头地的希望。
周日我和雪尼去看了母亲，她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雪尼离开伦敦去外省前，我跟他一起吃了晚餐。在伦敦的最后一晚，为了消解心中的混乱和烦闷，我又去西区散步，边走边告诉自己说：“这些街道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了。”
这次我们乘的是“奥林匹克”号，住在二等舱内，抵达纽约后再转赴美国西岸。随着轮机声渐弱，我们离目的地也越来越近。这次来美国让我觉得很亲切，因为我已经交了很多外国朋友。
在热爱纽约之余，我还期待去西部，再去见那些以前是萍水之交，现在我认为是好朋友的人，就像蒙大拿州比亚特一间酒吧里的爱尔兰伙计，明尼阿波里斯那个腰缠万贯而热情好客的地产商人，圣保罗那个跟我缠绵了一周的美丽姑娘，盐湖城那个苏格兰矿山的老板麦卡比，塔科马那个为人和善的牙医，还有旧金山的格劳曼一家。
我们去太平洋沿岸之前，一直在一些小戏馆里演出，主要在芝加哥和费城郊区，还有福尔河和德卢斯那些工业城镇里。跟往常一样，我仍然独自在外面寄住。这正好给我提供了学习知识的机会。之前的几个月，我一直想要学习，却难以付诸实践。当时戏班里热心学习的不止我一个。只不过我不像他们为学而学，我对知识的学习不是因为爱好，而是想把它作为挡箭牌，以免自己因为愚昧而受人歧视。我总是利用空闲时间去逛旧书店。
有一次在费城，我无意间看见了一部罗伯特·英格苏尔的《论文演说集》。惊奇地发现他的无神论观点跟我的想法完全契合。接着我还读了爱默生的《谈独立》，粗略地看了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还有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在化妆室休息时，我喜欢读一读吐温、坡、霍桑、欧文和黑兹利特的作品。也许在这次巡演期间，我没能像预期的那样阅读很多古典著作，但对演戏行业下层的沉闷却有了充分的体会。
这段时间，巡演低级轻歌舞剧的情形让人沮丧，我们每周演七天，每天演三场甚至四场。这种拼了命的辛苦让我对美国的希望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英国的时候，演轻歌舞剧就好比在天堂里一样快活。每周只演六天，每晚两场。不过在这里总算有一点好处，就是能多挣点钱。
在内地连续五个月的乏味演出已经让我心灰意懒，所以在费城休假一周的时候，我简直太高兴了。我决意从轻歌舞剧那烦闷的演出中解脱出来，尽情享受一周浪漫而闲适的生活，把自己忘记，成为另外一个人。这时候我一下想开了，想要痛痛快快地花一次存下来的钱。我节衣缩食地存了这么多，如果有一天失业了，又得过节衣缩食的日子，何不趁现在潇洒一把呢？
我花七十五美元买了一件很贵的睡衣和一只时髦的旅行箱。店员十分殷勤地问：“需要我们给您送去吗，先生？”仅仅这句话就让我感觉自己很优越。我打算去纽约，一洗前段时间在演出里郁积的烦闷。
我在阿斯特旅馆订了一间当时算十分奢华的房间，打扮得体体面面，穿着一件下摆裁圆了的时髦外套，戴着圆顶帽子，拿着手杖，提着刚买的那只箱子。在豪华的休息室里看见客人们个个举止潇洒自若，我登记房间的时候不禁稍稍有些哆嗦。
房钱是每天四元五角美金。我怯怯地问是否要预付。登记的人十分客气地说：“不用的，先生，不必先预付。”
我十分激动地走过那富丽堂皇的休息室，到自己房间里的时候只觉得要哭。我在房间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仔细看着这精细考究的陈设，这是尽可以享受的豪华啊！
我洗好澡梳好头之后，穿上新睡衣，准备充分享受这花了我四元五角的奢侈生活。我很想读点报纸，但是又不好意思打电话让人送来，于是把一张椅子搬到房间正中，坐下来看着四周的一切，在这金碧辉煌中突然有了忧郁的思绪。
一会之后，我穿戴完毕，到楼下问了大餐厅的位置，然后去了那里。还不到晚饭时间，餐厅里的座位几乎都是空着的，只有一两个人。领班领我到窗边的一张桌子旁：“先生，您坐这可以吗？”
“坐哪里都可以。”我用自己最动听的英国口音回答。
接着侍应生们就赶过来，一股脑儿送上冰水、菜单还有黄油和面包。由于过于兴奋，我并不觉得饿。但还是做了做样子，点了清蒸肉汤、烤子鸡和香草冰激凌，还有半瓶香槟。我只顾沉浸在对现在角色的扮演中，无心用餐。饭后我还给了应侍生一美元的小费，当时这算是出手相当阔绰了。我一路走出来时，他们对我都恭恭敬敬，让我觉得这钱花得很值。我没缘由地回到自己房间坐了十分钟，洗了手之后又出去了。
那是一个夏夜，天气舒适，我情绪甚佳，稳步走向大都会歌剧院。大歌舞剧《汤豪舍》正在那里上演。我并不喜欢这部戏，所以从没完整地看过，只在轻歌舞剧中见到一些片断。但这时我却对它饶有兴致。我买了票，坐在二楼的观台上。歌剧是用德语演的，我完全听不懂，也不知道在演什么。但是，当朝圣者合唱队的歌声响起，那去世的皇后被人从场上抬过时，我感觉那出戏就像是我劳苦一生的终结，于是抑制不住地哭了。不知道旁边的观众会怎么看我。走出剧院时，我步履蹒跚，内心被极大地震撼了。
这时的我，已经无法经受百老汇大街那些繁华喧嚣的刺激，不想马上回到旅馆那奢华的房间里去。我专挑商业区里那些黑暗的街道走着，试图让自己内心平静下来。心情终于平复之后，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已经精疲力竭，于是打算回去睡觉了。
刚走到旅馆门口，迎面忽然走来海蒂的哥哥阿瑟·凯利，他以前是海蒂那个歌舞团里的管事。因为海蒂的缘故我们交上了朋友，上次见到他已经是几年以前了。他跟我寒暄了几句，给我介绍了一下他身边的两个朋友，然后邀我们一起到他在麦迪逊大街的公寓里喝点咖啡。
阿瑟知道了我住在阿斯特旅馆，很想打听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只是告诉他我来纽约度几天的假。闲谈中他一直避免提到我们过去的事情。他现在已经是他姐夫弗兰克·J.古尔德的助手，一个有钱的富商了，和当年在坎伯韦尔的情景大不一样。在他喋喋不休地谈着社会新闻的时候，我觉得烦闷无比。他在提到某个朋友时说：“他是个有教养的年轻人，家世很好的。”我哑然失笑，阿瑟现在关心的都是门第出身，看来，我们俩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人了。
我第二天早上就决定回费城了。在纽约度过的这一天，让我的生活有了变化，但也让我徒增寂寞的愁绪。我开始需要朋友，心想在周一早上演出的时候，就可以遇到同事们了。虽然我还是对工作感到烦闷，但那一天的优雅生活已经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
回到费城戏馆，我碰巧看见里夫斯先生收到一份电报，上面说：“你戏班内有无姓卓福尔或姓与此相似的人？若有，请使之与百老汇大街隆加克大厦二十四号，凯塞尔与鲍曼事务所联系。”他觉得这说的有可能是我。因为我们戏班并没有卓福尔这个姓。
于是我的情绪激动了，据我所知，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中段的隆加克大厦里都是律师事务所。我记得自己在美国有一位很富有的伯母，于是幻想着是不是她去世了，给我留了一大笔财产。我给那个事务所回电说，戏班里有一位卓别林，不知是不是他们所说的人，然后焦急的等待着回复。他们当天就给我回了电：“能否请卓别林速来事务所？”
第二天，我满怀希望地搭上去纽约的早班车。从费城到那里的两个半小时里，我一直幻想着这样一幅场景：自己坐在律所里，听着别人向我宣读遗嘱。
但到那之后，我这希望就破灭了，因为凯塞尔与鲍曼只是一家电影制片公司，而不是律师事务所。不过这件事的经过却十分刺激。
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查尔斯·凯塞尔，是奇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一个股东，他告诉我，麦克·森纳特先生曾在第四十二街的美国音乐厅里，看到过一个演员在戏里扮演酒鬼，如果那是我的话，他想要邀请我去代替福特·斯特林先生去演电影。
我以前就经常想到要拍电影，还试图跟戏班老板里夫斯合伙，把卡诺剧团的所有的独幕剧上演权都买下，改拍成电影。但对于拍电影来说，我们都是外行，所以里夫斯一直很保守，不敢贸然行事。
凯塞尔先生问我有没有看过奇斯顿的滑稽影片。我看过好几部，但并不很热心，只是对它们的宣传价值有所了解。这时我想着演上一年电影后，再回去演轻歌舞剧，就能成国际有名的演员了，何况还能体验新生活和环境。凯塞尔说要跟我签三部电影的合同，每周有一百五十美元的报酬。这可是我在卡诺戏班里薪酬的两倍，但我还是吞吞吐吐地说，我一周至少要拿二百美元。凯塞尔先生说，他要跟还在加州的森纳特先生商量一下，然后告诉我他们的决定。
等候回音的时候我一直忐忑不安，担心自己要价过高。最后公司答应跟我签一年的合同，从我们在沙利文和康斯汀轮回戏院演出结束后开始，前三个月给我每周一百五十美元，其余时间给我每周一百七十五美元，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能拿这么多钱。
这都始于我们在洛杉矶皇后戏院的演出。多谢上帝保佑，那演出当时极受欢迎。我在《俱乐部之夜》这部喜剧里扮演一个酒鬼，老态龙钟，看起来起码五十岁。森纳特先生也去看了演出，结束后还向我祝贺过。在那次短短的见面中，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堪萨斯城时，我要跟戏班分别了，心里有些犹豫。他们即将返回英国，而我则要一个人转赴洛杉矶打拼，对未来很不确定。最后一场演出前，我请戏班里的人喝酒，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分别，不免有些留恋。
戏班里一个叫阿瑟·丹顿的演员，不知为何一直不喜欢我。这时想要捉弄我一把，就私下告诉我，戏班有一件小礼物要送我，当时我甚为感动。但直到大家都喝完酒走出了化妆室，我也没收到礼物。小弗雷德·卡诺告诉我，丹顿原先要演讲一番，然后把那礼物送给我，但见我请他们喝酒，就不好意思再玩这个把戏了。他那件“礼物”放在化装台的镜子后面，是一个包着锡纸的空烟盒，装着几个用剩的油彩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