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大家一开始都有点拘谨，晚饭后，一起喝咖啡闲谈时，才变得轻松起来。我对拉姆齐·麦克唐纳说，1921年我来伦敦的时候，到处都是穷人，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像流浪汉一样，露宿在泰晤士河堤岸上。但是我这次来伦敦，英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商店里货物充足，孩子们穿着干净整齐的鞋袜，那些老太太和流浪汉都不见了。这一切都是工党政府的功劳。我想知道的是，工党政府能否对这个国家的组织结构进行重大的改变呢？
他眨了眨眼睛，带着幽默的口吻说：“应该可以。但是，英国的政治中有一个矛盾现象：一旦你大权在握，立刻就会变得无计可施。”
在我离开伦敦之前的一天中午，我受邀参加约克公爵及夫人的一次便宴，席上只有公爵、公爵夫人、夫人的双亲，此外还有她的弟弟--一个十三岁左右的小家伙。过了不久，菲利普·萨逊爵士也来了。餐后公爵夫人托我和菲利普爵士把她的兄弟送回伊顿中学。
这个小家伙很安静地紧跟着菲利普爵士和我。到了学校后，两位班长陪同我们在学校附近走了一圈，后来，班长和其他几个学生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卖糖果和普通茶叶的小卖部，说要请我们喝茶。公爵夫人的弟弟，还有近百名学生在外面等着我们。小卖部的楼上有一间很狭窄的屋子，我们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下。这几个学生很周到，后来他们又问我是否要再来一杯茶时，我的一句随便应答却害苦了他们，因为我们的小主人钱不够了，只好和其他几个学生商量办法去了。
菲利普小声对我说：“这可怎么办呢？他们请咱们喝茶，缺了两便士。”
最后，他们总算凑够了再叫一壶茶的钱，但是因为离上课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不得不赶快给喝完，就手忙脚乱地往校舍赶去。校长出来接待了我们，并领着我们进了一间大厅，大厅里刻着雪莱和其他许多名人的姓名。然后校长又让那两位班长领着我们进了雪莱住过的那间屋子，也是全校最神圣的地方。
我和哥哥雪尼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和妻子住在尼斯，所以这次我决定从英国到尼斯去看看他。在我的记忆中，雪尼总是唠叨着一句话，说自己要是能赚到二十五万美元，就立即退休。事实上，他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且还是一名杰出的喜剧演员，他拍了许多火爆的影片，其中包括《潜艇领航》、《吉星高照》、《箱中人》、《查理的姑妈》，等等，他肯定从中赚了不少钱。据我估计，他现在拥有的资产已经大大超过了二十五万美元。
那时候弗兰克·J.古尔德也在尼斯安了家，他得知我要去那儿看雪尼，就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答应了。
我打算先到巴黎停留两天，然后再去尼斯。因为我听说兰开夏八童伶班的艾尔弗雷德·杰克逊正在女神剧场领班，他是从前剧团中的童伶之一。所以我决定先去巴黎，看看女神剧场。我和艾尔弗雷德见了面，他说杰克逊家族现在非常富有，已经有了八个舞蹈班，他的父亲仍旧健在，虽然已经八十岁多岁了，但仍然精神头十足，如果我想见他，在女神剧场肯定可以找到他，因为有几个戏班正在那里排练。
谈到往事，我们不禁感慨万分：“真没想到啊！时间过得真快！”
他说：“是啊，查理，你小时候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你是个乖孩子。”
社会的赞扬只会暂时使你陶醉，就象蛋白牛奶酥一样，时间一久就会瘪下去。这一次我受欢迎，不代表我可以永远受到人们的喜爱。伦敦和巴黎的激情已经消逝，倦怠的感觉开始袭扰我，我需要好好休息一阵了。可是这个时候，又有人邀请我去伦敦守护神戏院，为王室作一次演出。这通知来的太突然，我来不及为此作准备，便汇去了二百英镑，没有去参加演出。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当局说我冒犯王室。守护神戏院经理的一纸通知竟有如女王的圣旨，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过了几个星期，第二次抨击又来了。有一天，我和朋友约好去打网球，我先到了球场。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走到我身边自我介绍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有一个弱点，就是对新认识的人很好奇，尤其是那种善于聆听的人，这个小伙子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很有同情心。于是我便和他聊了起来，随着聊天的深入，涉及的话题也多起来。在谈到世界局势时，我悲观地表示，欧洲很可能会迎来又一场战争。
小伙子说：“哼，如果再发生战争，休想指望我去战场。”
我回答：“我能理解你。我对那些专给人们带来苦难的人很鄙夷，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吩咐我们去杀死什么人，去为什么事情送命。见鬼去吧，我就是不爱听人家吩咐。”
后来，和我一起打球的朋友来了，我和这个小伙子亲切地道别，还约他第二天共进晚餐，但是他并没有赴约。第二天，一个大标题出现在报纸的显要位置：“查理·卓别林不是爱国者！”我这才恍然大悟，和我谈话的那个人并不是什么朋友，他原来是一位新闻记者。
报道是属实的，可是，我当时并没有允许他把我的个人看法公诸于众。我的想法是：有人以爱国主义为幌子，残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你怎么能容忍这种爱国主义？也许有人说，那种事情只在德国发生过；可是，那种杀人的组织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有呀。我也许真的不是爱国主义者，但不是由于我在道德或理智上的反动，而是由于我不喜欢所谓“爱国主义”的感情。
我认为，所谓的爱国主义，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些地方主义的思想感情，比如赛马、打猎，吃约克郡布丁，或者吃美国牛肉饼、喝可口可乐。这些地方性的特产，如今已经世界化了。我愿意鼓吹所谓的“国家自豪感”。如果你只是尊重自己家族的传统，喜欢自己的住宅和院子，怀念自己的快乐童年，与家人和朋友很亲近，等等，我是能够理解你这种感情的。不幸的是，我本人没有真正体会过这种感情。假如我的国家遭到侵略，我一定会与大多数人一样，愿意为国家作出很大的牺牲。可是，我对祖国的爱，不会那么狂热，否则我担心自己会陷入纳粹式的思想情感中去。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才并不把“爱国主义”太当回事。如果不是因为我坚信某一政治目标，否则我不会考虑为国家牺牲自己；我更不会为某位总统、首相或独裁者而宁愿丢掉自己的生命。
两天后，我在菲利普·萨逊爵士的陪同下去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鲍尔桑家午餐。那是在法国南部一个地方，风景迷人。一同进餐的客人当中，有一位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身材又高又瘦，头发油黑，蓄着小胡子，看起来很容易接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和他闲聊起来。
我们是从梅杰·道格拉斯写的《经济民主》一书聊起的。那位瘦长绅士脸上泛光，眼睛张得大大的，甚至连眼白都看得清清楚楚，这让我相信，他肯定对我的某些想法很感兴趣。他似乎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很赞同，我不妨援引孔苏埃洛·鲍尔桑那天午后所说的话：“我发现和卓别林谈话十分有趣，他那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接下来，可能是我的某些意见跟他不同，他的神情变得很失望。他是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后来成了英国黑衫党头子。他的模样--瞳人上边露出眼白，咧开着的大嘴里露出牙齿，最然长得不是很可怕，但至少是感觉怪异的。
我还收到了埃米尔·路德维希发给我的一份电报，他说对我的《城市之光》十分欣赏，很希望能和我见一面。他是一位作家，曾经为拿破仑、俾斯麦、巴尔扎克等人写了厚厚的传记。在法国南部，我们两人在我的旅馆里见了面。他留着很长的头发，嘴唇丰满，带有女性的某些特征，他的样子跟我想象中有很大差别。
他见到我后，一边将一片月桂树叶递给我，一边说：“很多年前，在罗马有个风俗，如果一个人出了名，别人就会送给他一顶用月桂树叶编的王冠。您现在也是个成名的人，所以我将一片月桂树叶送给您。”此举有些做作，让人感觉很别扭。
没过多久，我逐渐适应了路德维希这种热情的赞扬，才发觉他这样做是为了掩盖他的羞涩。等他彻底放松后，我发现他这个人其实很聪明，也很有趣。
我问他：“你写传记时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
“最基本的是态度。”他说。
“要是这样，那么，带有偏见和经过删节的记录就可以称之为传记啦。”我说。
他回答：“可以这么说，在一个人的经历中，大约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内容是不能写出来的，以免牵涉到别人。”
在吃晚餐的时候，他问我：“在你见过的所有事物中，你觉得最美的是什么？”
我毫不考虑地回答说：“在我眼里最美的莫过于海伦·威尔斯打网球的动作，她的动作简洁连贯，姿势优美，给人的感觉既健康又阳光。还有一个新闻片镜头我也觉得很美，那个镜头拍的是战后不久，一个农民在佛兰德犁地，那片土地上曾经死了不计其数的人，那种美有种说不出的苍凉。”
路德维希也说了他认为最美的画面：在佛罗里达海滩上，几个穿游泳衣的漂亮姑娘坐在一辆敞篷汽车里，车子缓缓地向前行驶着，有一个坐在后挡泥板上的姑娘，用脚趾触碰着沙土，随着汽车的缓缓行驶，画出了一条丝带一样的痕迹。
我会在这本书里谈到一些与性有关的问题，这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人类的繁殖是自然界中的重要活动之一，无论年纪大还是年纪小的男人，只要遇见一个异性，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琢磨一下他与对方之间是否会有性的可能。当然，我也不例外。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并不多，讲不出多少新鲜事儿，更不会有什么值得渲染的内容。我只有在闲着没事时，才会忍不住想一些跟女人有关的事情。当我忙于工作的时候，是从来不想这些问题的。H.G.威尔斯曾经说过：“每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总会有忙完一切事务而闷得发慌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多想一些关于性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