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已八个月后，在一个午后时分，我终于回到了比弗利山家里。站在屋子的中间，看着几缕金色的阳光洒进屋子，一道长长的日影铺在窗外的草坪上，显得那么安静。可我却思想混乱，茫无目标，只感到心神不安，寂寞难耐。我不知道这次回归，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有种想哭的冲动。
本以为去趟欧洲会遇到一个人，她可以改变我的生活方向。可是，在我所遇到的女性中，几乎没有这样类型的。而那些符合要求的，却彼此没有好感。现在，加州对我来说就像是个墓地，没有一点生气。
我离开这么久，似乎已与世隔绝。我想打电话随便找一个朋友，约他们来吃晚饭，但一时间竟然发现，一个合适的人选都没有。我的经理里夫斯得知我回来了，就来看我，告诉我公司里一切都好。除了他，没有任何人来看望我。
我那幢房子太大了，我不喜欢自己在里面吃饭，于是，那晚我吩咐不必开饭，之后自己驱车去好莱坞，沿着好莱坞大街走下去。恍惚中，我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好莱坞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新兴市镇的格局：一排排的平房店铺排到很远处，陈旧的军需品商店，廉价药房，伍尔沃思和克雷斯吉连锁店，一切都带着萧条的气息，都俗不可耐。
我一边沿街行驶，一边想着：在好莱坞，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留恋了，我是不是应该从此退休，将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到中国去隐居起来？无声电影的时代就要过去了，我也不想跟有声电影唱对台戏。
对我来说，电影制片厂就像是一潭冰冷的水，但是我不得不跳下去，因为有那么多沉闷无聊的事务需要我处理。不过，令人振奋的事情还是有的，《城市之光》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已经为我们净赚了三百万美元，现在每月也有十几万美元的进账。里夫斯希望我去好莱坞的银行见一见新上任的负责人，拉拉关系。可我已经七年没跟银行打交道了，最终我选择不去。
德皇的孙子路易·费迪南德亲王到电影制片厂来看我，并和我一起回家享受晚餐。我们很谈得来。亲王是个机智而又风趣的人，我们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俄国革命，最后，他用一句话做了总括：“俄国革命是一出悲剧，我国革命是一个笑话。”
我回到美国后，看到了不少很神奇的事。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上了总统，但美国并未如前任总统所预言的那样，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新总统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被忘了的人》，使美国政治重新振作。他一上任，就开始用行动履行他的诺言。为了防止银行倒闭，他命令所有的银行放十天假。那段时间，全体美国人都在努力奋起。商店的经营继续采用信贷的方式，连电影院卖票都采用赊销的办法。在这紧张的十天里，罗斯福带着智囊团一刻不停，制订了新政纲领。同样的十天里，美国人民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这一切也在影响着好莱坞的生活。优美宁静的无声电影己经退居二线，有声电影已经奠定了基础。事实上，除了包括我在内的少数几个人之外，其余无声电影的影星已经消失。电影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工业生产。大得像间屋子似的摄影机，像神像般在摄影场上推来推去，一路上隆隆作响。电影制片厂的革命，主要是由配音的技术人员主导的，他们组装起了复杂的设备，收音机上缠绕着数不清的电线。一些人带着耳机，穿着奇装异服，像来自火星的勇士一样坐在那里，钓鱼竿似的传声器在他们头顶上晃来晃去，演员则在他们面前表演。一个人的四周布置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看着让人很不舒服。我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到厌恶。后来这些仪器都做了改进，复杂的设备也便于携带了，摄影机被改成更易于移动的，只要拿出较少的费用就可以租用那些设备。但是，我仍旧提不起重新工作的兴致。我的脑子里依然在盘算着，我是否应该将拍电影的事忘个一干二净。我不能在好莱坞沉迷下去，也许我应当收起摊子去中国侨居，我可以在香港生活得很好。
另外，一个年轻的影评家发表的几句言论让我更加消沉。他虽然赞扬了《城市之光》，但又觉得其风格过于悲观。他认为，我应该更多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对于他的言论，当时我是默认的。不过现在看来，我当时见识有限，否则应该有很多条反驳他的理由，我可能会对他说：所谓写实主义手法，事实上往往是假的，平淡无奇的，而且能够看出不自然的痕迹；电影艺术重要的并不是表现现实，而是通过想象力表达一定的意义。
我一直游荡了三个星期。有一天，乔·申克来电话约我到他的游艇上度周末。我对此并无兴趣，但还是接受了邀请，这是因为我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当时非常寂寞，而乔的船上往往少不了美丽的姑娘，我希望可以在美女中找到一线生机。
没想到，老天真的是眷顾我，我确实如愿以偿。我遇到了性格开朗的宝莲·高黛。一天晚上，她跟我说，前夫给她留下了五万美元，她准备把这笔钱投资到一家影片公司里。她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就等着签字了。我知道那家公司做的是滑头生意，于是强制性地阻止她不要这么做。
我说：“差不多从电影创始以来，我就开始干这一行。根据我对这一行的了解，千万不要往电影里投资一分钱，如果电影是由我自己来拍，那该当别论；不过，即便是我自己拍，风险也不小。赫斯特的公司里有那么多人，分散在全国各地，美国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可是即便这样，赫斯特投资在电影里的钱，还赔进去七百万美元。连他都这样，可想而知，你怎么可能想赚到钱呢？”
经我这么一说，她打消了投资电影的计划。这是我们俩交友的开始。
她刚从纽约来，对这里感到很生疏。寂寞把她和我联系在了一起。平时我们各忙各的，但是一到了周日，大家都会感到无聊空虚，便一起开车去远游。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将整个加州海岸线都跑遍了。和宝莲在一块儿，做的全是些无聊的事，比如看跑马、泡夜总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当时我还没有制订出新的工作计划，不过，在疯狂游乐的同时，我经常会产生愧疚感，常常扪心自问：卓别林，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你到底在干什么？
幸运再次降临。完全是出于偶然，一件事情意外地发生了，这件事让我有了再拍一部无声电影的勇气。一天，我和宝莲去墨西哥蒂华纳看赛马，赛后，主持人请宝莲去给获胜的骑师颁奖。她立即答应了邀请。我从扩音器里听到她的声音，感到很惊讶。她是土生土长的布鲁克林人，但居然能把肯塔基的交际花口音模仿得像模像样。毫无疑问，她是个演戏的好材料。我忽发奇想，觉得她可以扮演一个街头流浪女郎。我展开想象：我扮演的流浪汉，在拥挤的囚车里邂逅了一个流浪女郎，流浪汉很有绅士风度，起身将座位让给女郎。这个情节可以作为电影中的主要段落，其他情节就此展开，这样，会有很多笑料。
记得有一次，我曾经会见纽约《世界报》的一位年轻记者。他听说我要去底特律，就给我讲了一些那里的事情：不少健康的青年人，从农村中出来，投入到城市的大工业中去，整整四五年的时间，他们被传动带等机械装置驱赶着，一刻不停，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我现在又想到了他的谈话，并确定了新的影片主题--《摩登时代》。有好多镜头应该是在工厂里，最后，流浪汉得了精神病。接下来的情节，顺其自然地发展。流浪汉病好后，被警察抓走，在一辆挤满了犯人的囚车中，遇见那个因为偷面包被捉去的流浪女郎。这个场景过后，下面就是经济萧条、罢工、暴动、失业，等等，两人身不由己地被社会的各种苦难所包围，在这个“摩登时代”里勉强填饱肚子。
拍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使用了一台吃饭机器，以便工人们及时在吃饭时间也可以继续工作。为了把宝莲打扮得邋遢些，像个流浪女的样子，我在她脸上涂了几块油污，她差点儿哭出来。我开玩笑地安慰道：“这可不是油污，这就是美人痣！”
用时髦服装把一个女演员包装得光彩照人，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情。但是，要把一个女演员打扮成卖花姑娘，又要将她俏丽动人的一面展示出来，就得伤脑筋了，我们在《城市之光》遇到过这样的难题。不过相比之下，《摩登时代》里流浪女郎的服装问题难度更大，如果处理得不够恰当，那些用于表现贫苦的补丁就会显得像戏装一样，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要想给宝莲设计出合适的服装，必须苦心孤诣，具备非凡的创造力。
《摩登时代》上映之前，报上刊登了影片的故事摘要，有几位专栏作家据此发表评论，说他们获悉该影片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另一些影评家的说法似乎公正一些，他们说，该片既不拥护也不反对共产主义，如果打个比喻，那就是******。
影片在纽约和洛杉矶首映后，我只想着尽快远离这两座城市，越远越好。我不愿意被有关影片的报道所折磨，每次报道都让人心里七上八下：一会儿说第一个星期里观众人数打破了记录；一会儿又说第二个星期里人数略有下降。由于这样的逃避心里，我决定带上宝莲和她的母亲，一起去檀香山度假。临行前，我让公司随时与我保持联系。
我们上船是在洛杉矶，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天气里抵达旧金山。不过，天气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上岸买了些东西，又回到船上。在经过仓库时，我看见一批货物上的戳印是“中国”。
“咱们到那儿去！”我斩钉截铁地说。
宝莲问：“到哪儿呀？
“中国。”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咱们现在就去，否则以后就没机会去啦。”我说。
“可是我连换洗衣服都没带。”
“可以在檀香山买呀。”我说。
也许，没有任何其他方式比航海更有利于恢复你的健康，船上的日子会让你暂时抛开所有的烦恼。不过，航行总会结束的。船一抵达檀香山，我就看见了《摩登时代》的大幅广告，码头上站满了新闻记者，看上去跃跃欲试，好像要把我生吞活剥。这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
在檀香山只是短暂逗留，随即赶往日本东京。当时，日本刚刚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几百人伤亡，鉴于此，我想这次去东京应该尽量低调，不要让人知道。船长很照顾我，帮我登记了一个假名字。所以，船到达东京时，没有人知道我来了。直到日本海关看了我的护照，才大惊小怪起来：“您来之前，怎么不通知我们呢？”我们在日本逗留的时间里，有一位政府派来的官员，始终在我们身边转悠。
从旧金山到香港的整个途中，我们几乎不和其他旅客交谈。不过，当船停靠香港，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了。我和宝莲在旅途中结了婚。离开好莱坞五个月后，我们在新加坡搭了一条日本船回美国。当我们回到比弗利山家里的时候，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从电影制片厂传来：《摩登时代》已经风靡全国。
但是，我仍然被“是否应当再拍一部无声电影“的问题困扰着。整个好莱坞已经没有人拍无声电影了，我算是硕果仅存的一个。迄今为止，我是幸运的，但如果继续拍下去就不好说了，应该会有非常大的风险。可是，如果我真的去拍有声电影，也不大可能达到无声电影的水平。
宝莲由于在《摩登时代》中一炮走红，已被派拉蒙影片公司聘请去拍了几部电影。由于我总惦记着事业，导致情绪一直焦虑不安，所以也冷落了宝莲。我们结婚一年了，彼此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我当时既不能安心工作，也没有寻欢作乐的心情。在如此愁闷的状况下，我跟一个名叫蒂姆·杜兰特的朋友一起去了佩布尔海滩。我觉得，在那里我能工作得很愉快。
佩布尔海滩位于旧金山以南，相距一百多英里。那里有成群的麋鹿游荡在树林里，还有一些宽敞漂亮的大房子可供出售出租。总的看来，那是个蛮荒的地方。朽腐的树干横七竖八地倒在空地上，木虱和毒藤随处可见，还有丛生的夹竹桃，有毒的龙葵……这里景色苍凉，甚至有种阴森的感觉，似乎很适合女妖出没。一般人管它叫“十七里车道”，我管那地方叫“浪迹天涯者的家”。
我们租住的房子可以看到半英里以外的大海。房子里面很潮湿，很少有阳光照射进来，一生火就搞得满屋子里都是烟。蒂姆和佩布尔海滩许多上流社会人物都认识，经常出去应酬，我从不跟他出去，只想安心工作。好多日子以来，我一直单独在图书室里看书查资料，累了就到花园里散散步，努力思索新的电影题材。可是，我越使劲想越想不出，最后我决定不再自寻烦恼了，也和蒂姆一起去见见我们那些邻舍。
诗人鲁滨逊·杰弗斯就在佩布尔海滩附近居住。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当时我和蒂姆都在。他是个话语很少的人，我仍像往常那样高谈阔论，说了许多对当时的社会现象不满的话，主要是想活跃一下气氛。但是，无论我说什么，鲁滨逊始终不说一句话。晚会结束后，我非常后悔，觉得自己不应该一个人说那么多话，心想鲁滨逊一定对我很反感。可是我想错了，他在一星期后请我和蒂姆去吃茶点。
鲁滨逊夫妇住的房子在太平洋岸边的一块岩石上，是一个中世纪石头城堡式的房子。房子是他们自己建的，鲁滨逊称之为“石窟”。里面最大的一个房间只有十二英尺见方。距离房子几英尺远的地方，是一个圆形石塔，塔高十八英尺，径长四英尺，样子也是中世纪风格。我觉得这种设计有点像小孩过家家。沿着狭窄的石梯走过去，便进了小圆屋子，墙上开了几个口，算作窗子，整间屋子看起来更像是一间地牢。这就是他的书房，他就是在这个书房里完成了那部《杂毛马》的。蒂姆说，只有心理上乐于早死的人，才会喜欢这种墓穴式的房子。话虽这么说，但当我看到鲁滨逊在日暮时分带着小狗出去散步，欣赏美丽的夕阳，脸上流露着宁静淡然的神情时，我敢保证，像鲁滨逊这样的人，肯定不会以死为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