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稍微停顿一下，很随意地说：“我刚到法国时，主要精力是攻读生物专业硕士，我曾想过在法国要找一个称心的职业。后来我们结婚有了孩子，少伯在公司做事早出晚归，我们的家居住在巴黎市西郊30公里远的一个很有名气的小镇，那小镇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应该叫宜人愉快的小镇。我们住在一座公寓式的8层大楼房里，租了一个三室一厅，每个月租金3000多个法朗，相当咱们的人民币5000多元了，少伯去斯卑公司上班，距家也有30公里，公司并不在巴黎市内，也在郊区，我们买了辆标致小轿车，花了8万法郎。孩子需要照看，少伯又是满负荷地工作，这样我就打消了找工作上班的念头。如果找到工作，家里还要请保姆照看孩子、做家务，花费也很大，况且对孩子的教育，就不如我自己做更合适。”
范少伯插话：“在法国，如果男人做工程师或做管理人员（白领阶层），妻子大多就不工作了，一门心思料理家务。”
“但是，也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女人还是要上班的，关键是能否找到合适的职业。”毛文又补充说。
“如果只靠男人一人工作，生活是否有保证呢？”我不知道法国人的工资情况和消费水平，我想，这大概是女人上班或不上班的依据吧。
“是这样，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一个月的工资支撑这个四口之家应该说是可以的，法国还有个特殊政策，对生孩子的家庭要给以补贴。我们有两个孩子，政府每个月就补助700法朗，若生到第3个孩子就补助1700法朗，生得越多，补助增长的幅度越大。”范少伯停顿一下又说：“来到小浪底以后，我们的住房、用水、用电，都是福利性的，不用自己掏腰包，这样就省去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有汽车的费用也省去了。所以尽管在法国一个星期我只上40小时的班，而在小浪底要干70小时，但我还是很乐意来的。况且，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
“你们在外国人中间工作和生活已很久，觉得外国人写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对于这个问题，这对夫妇最有发言权。
范少伯先说：“外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敬业精神强、事业心强、责任心强，相当多的外国人干工作很卖力，不是一般的卖力，因为工作成绩决定着每个人的前途。在法国斯卑公司，我与那里的同仁们合作得还是愉快的。但是，我感到，中国人在这方面就差了，许多人干活目的不明，他们不认为干工作是为自己，大家都把工作做好了，这个家园就会越来越好。一些中国人缺乏事业心、敬业精神和责任感。另外，我切身体会到，中国人这块牌子在国外没有优势，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国家长期闭关锁国造成的穷困落后的状态给人的影响。有些老外还是对中国人有偏见，不过，一旦他们发现你有一套，有真才实学，他会很快转变对你的看法。尽管有些老外不大情愿重用中国人，实质上是不愿重用异国人，但是，对真正能处理问题、解决难题的中国人，他们还是要用的。到了小浪底以后，情况与法国有些不同，也许是我来的时间还短，也许是小浪底云集的外国人太多，一下子来了50个国家的人，像我在二标搞进口塔，其中就有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还有美洲人等等。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的思想方法，处理问题的思路，还有习惯观念等等都有差异。我负责进口塔的工作，有时候我拿出一个工作的大方案，就很难被所有的同仁认可，这就要碰撞，就要争论，在这种‘多国部队’中工作，很不容易。我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得学会处理好不同国籍的人际关系，更不能忘记首先处理好中国人之间的关系。”
“来小浪底，虽然是回到中国了，可是我们却住在外国人的营地里，天天碰面的都是外国人。在小浪底，我们周围有许乡国籍的外国人。当我走出营地，去洛阳市和济源市购物、买菜，碰到的都是中国人，这样还是给我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在法国就不一样，我们住的那个小镇，只有一家是中国人。生活逼着我们说法语、说英语，我的孩子安安才6岁，法语就讲得很流利了。”女主人在谈她的心理感觉。
这时候，我方从沙发上站起来，注视着大厅四周，只见沙发两侧，一边挂着一名西安的书法家写给范少伯的苏东坡的诗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另一边墙壁上挂着烧制的彩色瓷器，上边是5头牛的各种姿态，下边放着电视机、音响等。在大厅另一侧餐桌上边，挂着一幅法国油画家西蒙的风景画。迎屋门的墙壁上则是洛阳一位画家的作品，黑牡丹。
最后，我问范少伯：“你们是否加入法国籍？”
他说：“早已拿到绿卡，但没有申请加入他们的国籍，因为自己还有些想法，至于两个儿子，现在还都是中国护照，按照法国的规定，孩子长到16周岁，由他们自己选择国籍。他们将来干什么？现在还不能过早地定向，但是，从发展眼光看，人类生物工程、计算机都是很有前途的专业。儿子现在已能说华语和法语，到三年级以后就要学英语了。”
谈到自己，范少伯尚有一种紧迫感、危机感。他说：“我这个家就像飘泊在浩瀚无边的大海洋上的一叶小舟，不停地飘啊飘啊地漫游，永远不能靠岸似的，之所以会有今天这种处境，也是形势逼出来的。”
现在他既习惯这种飘泊，又想改变这种飘泊。但是，倘若真的让他的小舟过早地停泊在一个不惬意的港湾，那会更不习惯呢。
14、从台湾来的工程师
陈维建是从台湾来到小浪底的工程师。这个1966年出生在台北市的年轻人，祖籍并不在台湾，而是在安徽省桐城县。他的父亲是1949午随国民党军队去台湾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才19岁，到台湾好些年后方成家立业。成家时，他的父亲早已从部队退役，进入台湾的一家电力公司工作。
小陈的道路是顺利的。老陈（这样称小陈的父亲更明了）根据自己的人生道路悟出个道理，人还是学点能应用的真本事稳妥。在他的引导下，小陈高中毕业就选择了搞理工的去向，考入了台湾的中原大学的建筑设计专业。
1989年，小陈从这所大学毕业了，按照规定，到军队服役两年。之后，他走进了社会开始工作。这时，小陈感到自己学的东西太少，决定到美国留学。1992年，他考进美国的佛罗里达大学，攻读营造管理专业。两年后，他拿到这所大学的文凭，返回台湾，在一家德国人办的联营体东怡毕德公司工作。
是1995年11月，在中国承包小浪底泄洪工程的德国旭普林公司到台湾招聘人才，早就对祖国内地有一种神秘感的小陈毫不犹豫地报名应聘。经过一番考试和答辩，小陈被旭普林公司委任为计划工程师，派往小浪底二标工程处做计划工作。
小浪底工地的工作是紧张的，每天至少干10个小时，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午饭占去一个小时。
工程处的计划工作是枯燥的、单调的，只与那些生硬的技术术语和古板的数目字谋面、交流、会话。这种生活对一个刚步入而立之年的未婚男人，的确是寂寞孤独的，特别是对一个远离家乡亲人，孑然一身步入异地的小陈。
然而，工地上有个姑娘却给小陈酌生活注入了诗意，平添了浪漫的色彩。这姑娘叫曲颖，她的办公室就在小陈的对面。
说起曲颖进入小浪底工作，还有一段故事。
曲颖的家在小浪底工地南侧的洛阳市，她的父母都在洛阳工学院工作。1995年，小曲从洛阳工学院毕业子，她听说小浪底工地的外国承包商正招聘人，就满怀希望奔赴工地应聘，正好二标的德国旭普林公司要招聘财会人员，小曲学的正是财会专业，而且她的英语学得很好，能与老外直接对话。她如愿以偿，进入了德国人的工作营地的财务部。财务部与小陈的办公室门对门，中国人在外国人群中工作，反而被老外们视为了“老外”。当然，他们就很容易沟通。小曲与小陈的交往不需要介绍人的牵线搭桥，她们从陌生到认识，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到成为朋友，一段不算长也不算短的时光，完全是友谊做纽带。友谊发展半年以后，渐渐转化为爱情。到1996年仲秋，两人的爱情之果已经成熟，小陈的父亲老陈专程从台湾飞来，来看看即将成为儿媳的小曲。当然，小曲的父母对未来女婿小陈也已进行过多次“考察”。
终于，台湾籍的小陈与河南籍的小曲在济源市领取了结婚证，结婚证经过公证部门公证之后，寄到台湾有关部门，以办理新娘小曲的户口手续。可是，台湾地方有个规定，只有结婚8年以后，像她这样的新娘方能办理户口手续，在没有办理户口的8个年头中，她每年只能在台湾住半年，其余半年必须离开台湾。
小曲对这种规定很有看法，她像是开玩笑地说：“台湾当局是否对内地人太不放心？我与小陈结婚了，还要待8年后才能安居台湾。待小浪底工程结束后，我不能回台湾工作，现在就得找好出路。”
眼卞在小浪底：小陈与小曲工作生活得很惬意。小曲做财会工作，后又调到采购帮搞采赡，每月实际收3000元人民币（包括加班费等）o她的丈夫小陈的收入，至少是她的10倍。
说到工资，小陈说：“承包商在制定工资标准时要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即你从哪里来？你在的那个地方的消费水平怎样？消费水平高，工资就定得高，老外愿意在内地聘用人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内地消费水平低。”
在德国承包商的公司工作，单身职工每年有两次探亲假，每次3个星期，已婚的男女职工每年一次探亲假，假期6个星期。
小陈每个月可领到5000元人民币的零花钱，其余的收入全部寄往台湾他的银行帐户上。在二标生活营地，小两口住一套近8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房舍，雇佣了一个29岁的钟点工。这个钟点工原先在小浪底的一家工程局做仓库保管员，她的丈夫也在这家工程局工作，不久以前，因工程局裁减人员，她下岗了，就做起为人家服务的钟点工。她与丈夫住在小浪底的中国劳务的生活营地，每天早晨，丈夫去工程局上班时，她就乘二标的班车进入德国人的生活营地，来到陈维建的家，打扫卫生，洗菜、淘米、做饭，每小时工资5元。在小陈家干一个上午，下午她再到另一家做钟点工。
小曲与小陈成婚后，曾去台湾探亲6个星期。小曲感受很多，她以为，台湾人的传统观念很重，传统文化色彩很浓，大多家庭还属那种大男子主义，整个社会导向是要女子做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女性，这与内地女强人的逐渐增多、家庭中多是“妻管严”的现象反差很大。
小陈以为，在内地工作，竞争特别厉害。这可能是内地人太多，人均资源相对减少的缘故；在台湾气氛就比较宽松些。
小曲告诉我，近日要休探亲假了。这次计划在台湾小停一下，更多的时间是到美国转转看看。
她说：“自从与小陈结婚后，自己的观念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自己不把故乡看得那么重了。实际上，世界各地都能成为很好的居住地，只要那里有事情干，有好生活，就是好去处。”
15、法语学校及其校长
这是一所非常别致的学校，校名是小浪底法语学校。校舍在小浪底三标法国生活营地的一个浅土坡上，一幢长约20米的房舍，分割成五六个单间，每个单间是一个教室。另外，还有老师办公备课的小房间，教室都不大。有的教室里，只有4名学生，有的教室仅有2名学生。这个学校现在总共有学生16人，学生的父母多是在小浪底工作的法国人，也有法国承包商杜美兹公司雇佣的异国人。不论学生多步，都有专职教师在上课，或在辅导。学生们年龄最大的是14岁，最小的属学龄前儿童，共分8个年级。
在学校的一间办公室里，我找到了校长菲利浦·沃格尼斯。他大约有30岁的样子，个头适中，面庞红润，温文尔雅。他的故乡在法国的布尔塔尼。他是从家乡的一所师范大学毕业的，来中国的小浪底已两年多了。为了支持他到小浪底，新婚的妻子辞去了财会工作，随丈夫到中国安居新家。现在，他们有个8个月的男孩。小家庭就在距学校不远的营地里。
校长领我到每个班级去看看，教室学生虽然少，但秩序很好，有的孩子端坐在课桌边，听老师讲课，有的孩子在做自习，演算什么，老师在进行个别辅导。最少学生的教室只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年龄大约7岁。看见我进来，她们很天真地对我微笑一下，就转过身去注视站在课桌前边的老师了。有一个教室有4个学生，其中一个黑种人、两个白种人，还有一个黄种人，这个教室的孩子正在做自习，老师在课堂一边阅读什么资料，见我们过来，他很友好地点点头。
校长说，学校规模虽小，又远离法国，但学习的课程及老师的教学大纲与法国学校同年级的内容完全一样，小学1-2年级用法语教学，从3年级开始学习英语。法国教育机构对小浪底法语学校是认可的，从这所学校转回法国的学生，都可以被国内相应的学校接纳。
现在这所学校有6名教师，其中4名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在法国，对教师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一名正规学校的教师必须经过3年的师资培训，取得资格证书之后，方能上岗讲课。
我问校长：“你们小浪底这所学校与国内的同等学校有什么差别？”
校长说：“当然小浪底法语学校比不上国内了，像通讯啊，电视联络网啊，一些基础设施和教学仪器，不如国内的。还有地理位置，远离我们的国家，一些教育界的信息就不能及时传递过来了。”
“你们来这里教学，是自愿的，还是教育部门调来的呢？”
校长说：“首先是教师自愿，然后审核该教师的条件，如合格了，方能派遣过来。”
“你为什么愿意来这么偏远的地方教学？”
校长答道：“在这里教学，很能锻炼人，丰富人的阅历，提高自身的能力。这里的教师要胜任多种课程，多个年级，因为老师的数量限制，教师就必须能担当起多种角色的任务。还有，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来自我们国家各个地方，甚至全世界的各个地方，教这样的学生，当然更能丰富自身的知识。”
校长又告诉我：“在这里教学，还有一个优越的地方，教师们除领取与国内一样的工资之外，还有一定比例的补偿费。”
与校长边看边聊着，不知不觉下课时间到了，一名年轻的男教师走过来，友好地与我握手，翻译向我介绍，他的名字叫菲利浦‘派勒格林，今年29岁，毕业于法国一所工业技术大学，在这里教物理、生物、数学、体育运动和电器技术等。
我问他：“你是否也带着妻子来小浪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