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这是为什么
犹如豆荚在暑天里炸开，当整风的“豆荚”一进入盛夏之日，那机诈的“豆粒”便一颗颗圆滚滚地成熟了，并随即不断发出令人心悸的爆裂声……
第一道声音发自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
为了让这一声响得似晴空霹雳，有遏阻流云之势，据说，******吩咐过好些党内的笔杆子去草拟该报这一天的社论，最后让他觉得满意的还是4月间他已经召见过的王若水写的稿子。他作了某些修改，又冠之以一个十分大众化、又十分赫然醒目的标题：《这是为什么？》--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回到资产阶级****，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
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员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在这篇明白如话、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一看就懂的社论里，惟一必须加以注释的是卢郁文其人，因为从表面上，他收到了恐吓信一事，正成了这篇社论论点的缘由。
卢先生是何许人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地主阶级出身，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做了多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吏，半生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实在些，他做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1949年4月北平和谈，他在张治中率领的南京政府代表团里担任秘书长。和谈破裂后，他随代表团的成员一起留了下来。卢先生因收到“恐吓信”而一时风头劲健之时，正做着民革中央委员外，还是******参事室参事。
在5月25日民革中央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他说即使是在整风运动期间，共产党不应该也决不会对错误的言论放任自流。他还指出，几乎在每一个高级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都有人喋喋不休地提到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却没有一个人提及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本身并不胜任……
在这番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发言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在6月6日******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他公开了这封恐吓信。从信的内容看，并没有夹寄上一颗子弹，一根雷管，或是写着“决不轻饶你这条狗命”一类让卢先生毛骨耸然的话，只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给了他敌对的道德评价，诸如“为虎作伥”，诸如“无耻之尤”……
有人以为将此信称作为“恐吓信”是夸大其辞的。在民革中央，在私下，不是一、二个头面人物和中央委员，更以为此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给自己的。“这一回陈铭枢、李世军他们是冤枉卢郁文了。匿名信确实并非他的捏造。公安机关于1958或1959年侦破此案，将写信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杨秉功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事情如果就此打住，好似一个浪花在历史的长河里倏然一闪，便没有了戏剧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多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民主人士被扫荡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他崛起了，俨然成为紧贴在党身上的一件泛出青钢色光泽的坚硬铠甲，仿佛不击穿这件铠甲，阶级敌人就无法向党作出进攻：
卢先生自称，从第一封匿名信公开之后，他在6、7、8三个月间，收到了来自全国16个大中城市的30封匿名信。这些信的内容，除了“没有气节”、“少了人格”、“不折不扣的奴才”一类咬牙切齿的辱骂外，便是张牙舞爪地恐吓：“不要继续为虎作伥，否则自寻其恶果”、“你的性命难保”、“波匈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共产党不满三年将自取灭亡”
一封盖着石家庄市邮戳的匿名信里有这样一句话：“请不要卑鄙地追究这封信的墨水、纸张，你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卢先生据此认为写信的人一定是一个老牌特务。即使这些信没有似公开发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往来书信一样被肆意剪裁，可凭着他如此敏锐的政治嗅觉，十有八九，它们都被他犹如挖到金缕玉衣一般兴致勃勃地交出去了，并让公安部门够忙乎一阵……
与此同时，卢先生又自称，他还收到了除西藏外的来自全国各省市的71封慰问信，有的是以工会、学校、合作社的全体名义寄来的，有的是以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名义发出的。内容是慰问，是支持，是鼓励：“如果恐吓者，真要动一动您的一根毫毛，他就要粉身碎骨”，“我们虽然不相识，共同的理想把我们连在一起”，“勇于前进吧，亲爱的同志，随时都有一群青年人在支持你”……
不知他是否像交出匿名信一样也交出了这些慰问信，如果交出了并得到妥善保存的话，它们应该放进博物馆，让后来人在参观一部往往沉重得令心尖发痛的历史时，也能稍稍的幽默一下。
卢先生还发现，自《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出来后，周围的人们对自己的面孔起了显著的变化：
平素相当要好的朋友中间，有的人对他冷淡起来，甚至在背后将他夹在上下牙床之间，唾沫里滚动一阵后，像吐瓜子壳一样吐了出去。相反，有些人平素和他只有一面之交，现在碰到了则格外热情，从那一片崇仰自己的盈盈眼波中，他感觉自己是被一群小行星包围的大行星。乃至对他的老底十分了解的他过去的学生，原来为着他替反动政权帮凶深感憎恶，二十多年来与他压根没有来往，现在也来信问候，言辞之歉疚、温暖，宛如写信人自己是一只迷途知返的羔羊……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对于这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有着卢郁文这般良好感觉的，只是凤毛麟角。不久，他被提升为民革中央常委，******副秘书长。
还在这几天之前的一个炎热的夜晚，当丛维熙从妻子张沪口里听到一份党内文件的内容：“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大鱼正在撞网，便于聚而歼之”……他已经瞠目结舌了！好似妻子参加了这份文件的草拟，他一下扛起悲愤的“火箭筒”，向她作出一连串的击发：
“这可能吗？我不相信！”
“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
“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号召鸣放？”
“主席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又变成了撞网的大鱼？”
张沪“我自岿然不动”。她正在奶孩子，怀里的孩子显得那么弱小，像只煞是可爱、极易受到伤害的小动物，吮吸态又那么恬静，好似天欲晓未晓之时那沾满晶晶夜露的花萼……一股带乳香的温馨味，撩拨着她的鼻翼，她不由得低下头，在孩子的前额上轻吻了一下。
顿然，一股为人之母的情怀，犹如雨水渗透土壤一样渗进了她的胸间。也许为人之母的情怀与算计生命、摧残生命的“阳谋”比起来，无异于正高唱赞美诗的教堂与红头苍蝇飞舞的公共厕所间的区别；她一下还进不去眼前这个龌龊的现实世界，她一直沉默不语。
最后，她讲话了，还是以一个母亲的善良，来解释眼前这个并非善良的现实世界：
“这些词儿，可能是指那些资产阶级政客而言，不是指广大知识分子鸣放说的。”
当晚，丛维熙在床上辗转反侧，这是1957年里他第一个失眠的夜晚。
他想起在******召开的在京青年作家座谈会上，自己这个因出身不好平时寡言少语、且讲话口讷的人，竟当着“红色沙皇”周扬的面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写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的问题……言辞之莽撞，以致于一讲完，好友蓝翎便耳语道：
“蔫人出豹子！”
他还想起自己的一个短篇小说《阳春三月》，这是根据京郊一个合作社因过分扩大公共积累，导致农民生活拮据、被迫去区委闹事的真实材料写成的。稿子寄给了天津的《新港》杂志，不久就给退了回来，理由是这篇小说存在着不健康的思想苗头。他没有以那位编辑冷峻的政治眼光，像掐蒜苗一样坚决掐去这苗头；相反，却以为自己的创作在摆脱流行的理论说教后，这苗头上沾满的是生活之晨的点点露珠。稿子在改名为《并不愉快的故事》后，又交给了《长春》杂志，该刊已发排在七月号的头条位置。能抽得下来吗？十有八九来不及了，这新改的题目怕是成了自己命运的一道谶语……
天快亮时，他才昏昏沉沉睡去，可枕着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普希金的一则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不过梦境里，那海不是明晰的碧蓝色，而是深不可测的墨黑色；钻进那小口大肚缸里的金鱼，也不是一条，而是摇头摆尾、欢快得好似去踏春、赶集、幽会的一片鳞光闪闪的鱼群……
猛然醒来，他把这一梦境告诉了妻子，张沪似乎这才回到了现实世界里，她不无凄恻地说：
“反正不是什么好兆头……”
丛维熙的梦，便应验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
那份感觉，即使是在几十年后写来，也显得那般似迷似惘，如泣如诉--
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黄鹂、百灵、杜鹃、翠鸟的啼春之声顿时消失，“资产阶级****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昨天的播音员，还在盛赞鸣放的莺歌燕舞；今天则转口说它充满毒汁，语调中流露出肃杀之气。街道上一度播放着的印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突然哑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从广播中销声匿迹。仿佛在这盛夏时节的短短几天，历史的火车头来了个急转弯，一下子从车厢里甩下来几十万对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
然而，不是所有的“****分子”都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列车上被甩了下来，那时还不像后来中国的好人要习惯将自己当成“坏人”那般容易。浦熙修便是其中一位，她还端然端坐在车厢里，只是随身子的猛烈摇晃而惊讶：这列车何以作如此急、如此大的转弯？
她有事可径直走去******的办公室。中国威风凛凛的十大元帅，她见了也几乎都能走上前去打声招呼。过去倘若她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有什么不解之处，她总去找党，好似孩子有道题目不会做了，总要去问自己的父母。这既出自于她自感与党之间的那种近似于血缘关系的情感联系，也出自于她努力追求事实真相的职业品格，因为她不仅仅是一个记者，还是《文汇报》伸向中国政治天空的一片雷达天线。
读罢6月8日的社论，她习惯性地拿起了话筒，接话人是******部长陆定一。
她问对方：这篇社论的发表，是否意味着大鸣大放已经结束？
陆定一作了否定的回答。
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不会不清楚：
一场强劲的政治风暴，业已在一年多来阳光朗照、百鸟闹林的中国开始登陆了。但是这并不意味他要误导几个月以前他还颇为心仪的《文汇报》，在这场风暴中粉身碎骨。从他在“****”里的磨难经历看，他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高级官员，而不是那类心眼犹如网眼一样密布的政客。何况在这时他也远未料到，在22天之后，《文汇报》及浦熙修本人，竟会被******由过去几近含在咀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的宝贝，而一下变成蟑螂般地被恶狠狠地踩死在7月1日……
可能的答案是，毕生忠实于党的陆定一，不会发出任何有违于党的声音。虽然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本人发出的，但这时，中央政治局却还未对大鸣大放、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这两者之间原本极为排斥的关系，作出冠冕堂皇的决议和解释。
读罢社论，储安平先生则一下明白了这社论的矛头首先是冲着自己“党天下”的发言来的，犹如刀子划过肌肤一般，他明彻而又痛楚地感到，自己在做了几十年的好人之后，一下给混成了个“坏人”。
6月8日吃午饭的时候，章伯钧接到储安平的电话。他说：“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未等章伯钧说什么电话就挂断了。
两点整，储安平跨进了父亲的书房。他神色严肃，又显得有些匆忙，连茶也顾不上喝，便说：“昨天，报馆有人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长”的信函递上。接过一看，是亲笔辞职信，父亲哑然。“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
父亲说完这话，储安平立即起身，告辞。
整个下午，父亲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言论的******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并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章伯钧敢去史良面前如是说，当然是两人的私人关系很好，章史两家亦亲密无间。从几件生活小事可见一斑：有一天，史良送来两打雪白的洗脸毛巾。笑眯眯道：“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一次，章伯钧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见后，用宜兴小罐闷好鸡汤叫人送来，她还带话给李健生：“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章诒和更是从孩提时起，对史良的天生丽质、气度与品格，一直羡慕和崇拜得五体投地。可能在她的眼里，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史良，与其说是个政治人物，不如说她更像是个英格丽·褒曼或白杨那样的电影明星。她写道：“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能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
然而，正是当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眼里的“三美”相加的“史大姐”家里，像是有条热线和新华社通着--次日新华社发出通稿，通稿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章伯钧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话，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
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在政协礼堂举行委员活动，已垂垂老矣的李健生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特意将前者的一个女媳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难道李大姐忘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