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民粹主义的推崇者******，也许是因为他本人在遵义会议之前屡遭打击，他还记得真理一旦被冤屈是个什么滋味；也许是因为在严酷无情、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里，夜晚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睛，他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在别人“左”的时候，他还能识别出“左”来，在延安为“抢救失足者运动”承担责任并加以甄别，便是一例。
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从总体上说，还远看不清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竟会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
即便是来自解放区、身心已留有斑斑伤痕的知识分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隆隆的开国庆典的礼炮声中，蓦然回首过去，除了难以忘却康生那藏在镜片后的一对冷蛇似的幽光，更多的还是庆幸自己经受了革命的考验，从而才能在今天站在十月蓝湛湛的晴空下，分享这革命所带来的无限光荣与巨大憧憬……不过，民粹主义一旦睡在了历史的床上，揭开掩体的被单，“左”倾思潮的突起与泛滥，便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指针，正越来越接近这个时间……
4圆，一种美妙的平衡
当中国卸下从民族解放的大道上一路驶来的满肩风尘，摆在眼前的已是一条奔向现代化的大道。
随之骤然而至的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全社会吃喝拉撒睡的全方位管理。与战争环境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截然相反，******感到了陌生。在没有其他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欣然接受了伊凡大叔的经验，在接见来访的苏联客人时，他用一个小小的幽默道出了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极为虔诚的心情：你们是大乌龟，我们是小乌龟，我们只要跟着你们后面爬就行了……
很快，蛰伏的民粹主义，感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战争年代那种登高一呼、便山摇地动、云集影从的壮阔画面，得送进历史博物馆了，领袖的盖世神力和英雄之举将失去大众观摩的舞台。如马克思·韦伯所分析的一种由前理性时代愚昧落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造成的社会心理现象，即奇理斯玛型统治，得为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法理型组织形式所代替。
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个人永恒的魅力，精神上神秘的感应，热情火焰一样燃烧，意志黄河一样奔腾……
那么，后者强调的则是系统运转的稳定，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以及三军仪仗队一般的秩序，春江花月夜一般的和谐……
另一方面，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疏远农民的经验、才干乃至身分的优越感的同时，必然要愈来愈亲近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在事业上的热情。知识分子却是这样一种尤物：当长征途中多少吃皮带、咽草根的故事，让他们既感动不已、又羞愧不已的时候，自身的价值感和荣誉感在他们的头脑里只是一片空白；而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农民们道德的魅力与身分的优越感，日愈稀薄于共和国每日攀升不已的脚手架前，他们的价值感和荣誉感便日愈苏醒了。
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后者给自己戴上“社会的良心”的桂冠，并以理所当然、毫不妥协的姿态去审视社会、批判社会；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身上，也流着儒家传统的血液。唐朝的魏征、姚崇为这个传统标识了楷模，即知识分子必须为国家尽忠尽职，当统治者偏离了国家利益的时候，知识分子要敢于直言进谏。
这便意味着，在长期以来习惯了一种声音的社会氛围里，得开始习惯响起不同的声音；而且，犹如在吃了一顿肉食之后，总能在牙缝间剔出几点肉丝来，作为西方文明的心仪者与传播者的知识分子，一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便总能让人从中捕捉到几丝微妙、乃至令人不安的东西来……
民粹主义开始在床上躁动不已。它眼里有了血丝，腮帮上鼓起了一道道的棱子肉，指关节也被扳得叭叭作响。在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之后，它不会甘心就这么悄然地离开历史舞台……
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民族文化的人格化身，******自然感觉到这来自两方面的挑战。
对于第一个方面的挑战，随着本书的展开，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素来讨厌繁文缛节、又着迷于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感召力的******，将会怎样以越来越激烈的口吻，去嘲讽那个庞大的将他和自己人民隔离开的法理型组织形式，并使这一组织形式的驾御者******，如同在泥泞地里驾御一挂重载的驴车，日愈陷入一种动辄得咎、狼狈不堪的境地……
对于第二个方面的挑战，******早已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传达出他鲜明的倾向--
长期以来，他交了不少党外朋友，诸如黄炎培、柳亚子、章士钊、陈叔通、马叙伦、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王季范、周士钊、周谷城、冯友兰……翻一翻《******书信选集》，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
对于党内干部，******宛如只接受香火、而从不离开庙宇的庄严的菩萨，基本只保持工作关系，极少有私人交往，即便是对几十年跟随左右的******，建国后他也只去过一次西花厅，其他领导人家里，他则一次都未去过。
而对于这批人，他则由“菩萨”还原成了有着儿女情长的人：迎送出门，上下搀扶，挽手搭肩，泛舟漫步，嘘寒问暖，送钱送物，且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程潜早年当过他的老师，一解放，程潜来北京，他亲自去车站迎接，据说这是他唯一一次移动大驾，去车站欢迎一个人。周谷城曾和他共事于湖南师范，在他的鼓动下，周谷城还参加过湖南省农民协会，并被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建国后，自1957年到1965年，******到了上海，或是周谷城去北京，总会安排两人见上一面。1958年1月6日，******在杭州时，念友心切，竟特意派了架飞机来上海接周谷城。
1920年，为湖南的革命运动和蔡和森等人赴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颇大的款子。******找到章士钊帮忙，后者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筹措到二万银圆。四十三年后，章士钊早已将此事置于九霄云外，******却记起了，从这年开始，每年的正月初二，都派秘书从他的稿费中取出二千元，给章府送去。到1972年，累计“还债”已满二万元，秘书自作主张将此事停办了，一生不爱摸枪更不爱摸钱的******，对这笔钱则记得牢牢的，他告诉秘书说：“我‘还债’是假，给老先生生活补助是真，那能真的十年就停？不过对行老可不能这么说，你告诉他，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是多少我也算不清，就这样吧，只要行老健在，利息就得还下去……”
******很强调在阶级社会里生活，每个人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他的这批朋友们身上的旧烙印可不是一点点，要能刮下来，大抵每人都能刮个一斤、半斤。以章士钊为例，其人当过北洋军阀时代的教育总长，对其所作所为，鲁迅曾写文章加以斥责。******却能网开一面，以旧谊新情轻松地抹去了他们身上的烙印……
和他们在一起，******更能挥洒自己性格的魅力。无疑，他会向他们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励他们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和党与人民站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与他们一道纵横古今，吟诗唱和，意溢于海，情满于山，一派文人墨客气象。在这派洋洋暖暖的气象中，他们无不为******的通今博古、上天达地的学识所折服，但更被他的礼贤下士的儒雅之风所倾倒，眼前的这位不就是集历代圣王于一身的当世“风流人物”吗？
于是他们或效行皇权时代的礼节，对******执君臣之礼，或在呈送的诗文中多有溢美之词：
“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涤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
在这一氛围里，自尊心极强、在党内生活里从不向别人袒露心迹的******，紧绷着的神经在浓厚的书卷气中得以放松，“高处不胜寒”的心灵，在酽酽的友情吹拂下有了暖意；更重要的是，与知识分子放弃知识特权，去俯身教诲村夫桑妇一样，胜利者放弃胜利的特权，去雍容大度地和失败者、旁观者握手言欢，这在历史上同样是富有道德魅力的形象。
******一定感到了这种魅力，并醉意微醺地沉迷于这一魅力……
早就有人注意到，“一个颇可揣摩的现象是，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文人，特别是革命队伍和党内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成为******的私交朋友的却不多。”（陈晋《******的文化性格》）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揣摩的现象是，这批“旧式”朋友大多有深厚的古代文化根基，儒学修养自然也不在话下，但倘若不夹起尾巴做人，而认真地表现出儒教的风骨来，******仍会这般温文尔雅吗？
1953年9月9日，梁漱溟先生在听取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之后，在小组讨论会上作了关于发扬民主的即席发言。反应颇为热烈，******便邀他去大会上发个言。
11日下午，他走到了主席台上，稍作应景之词，便直指他一向关注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仿佛这涉及到了“专利权”，而“专利权”是不容侵犯的，次日，大会上******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当即写信，要求往日那位胸襟博大、谈笑风生的******站出来讲理。次日晚上，两人匆匆晤面，那位******似乎从此离他远去了，站在面前的依然是以九雷轰击他脑袋的******。16日，他又在大会再次发言，表白自己是拥护总路线的，以求公众评理。会场上一片沉寂，他没有料到当虎皮的斑斓之色出现在草丛中时，公理也就从森林里失踪了……
第二天，一位****领导人登台，将梁漱溟的历史剥得一丝不挂。******斜睨着这一丝不挂的历史，点燃起一支香烟，顺吐出的一缕缕袅袅烟雾，不时送过几句话来：
“你虽没有以刀子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你提出所谓‘九天九地’……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是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派的建议”……
少有人提及早在1953年，顺缕缕袅袅烟雾飘过来的，已经不是烟卷味了，此话一出--“以笔杀人”，******打量知识分子的目光里，就有了浓浓的火药味……
梁漱溟要求当场作答，但被告知第二天再讲。次日，在这本该是他“刑场”的地方，“杀人犯”却更加倔犟地挺直了自己瘦长的脖子。他的话刚开头，便不断遭人打断，不让他再讲下去。他转过头，不含一丝乞怜的目光直逼******：
“……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及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以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当即回答：
“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此刻一定感到了一种大厦将倾般的彻骨悲凉，一种即将在玉石俱焚的火焰中腾空而去的悲壮：
“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两人的对答声不时被台下狂愤的呼喊所打断，共和国最高级别的会议，俨然开成了“****”期间七月流火般遍布国中的批判会：
“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
“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梁漱溟滚下台来！”
历史记下了这一幕：这是建国后，在党外人士里，敢于当面“犯上”的第一人，也许还是唯一的一人！
梁漱溟未免过于迂腐，极端认真，但仿佛正是他宁折不弯的人格力量，使个性同样分明的******，觉得了几分踌躇，倒是******的口气有些缓和，答应给他十分钟陈述。
他却不依不饶，为了充分袒露心中的冤屈，他要求和批判者一样“有个公平的待遇”。结果有人提议表决，自然是东风压倒了西风，他就此被哄下台，这一驱逐便是悠悠二十余年……
露水对霞光是敏感的，******对知识分子有着同样的敏感；
猫头鹰对夜色是警惕的，******对知识分子有着同样的警惕。
他终生割不断自己与农民阶级的感情脐带，但当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压在他的肩头时，他又能够驾御自己的感情：农民可以打下江山，夺取政权，农民却不能设计机床、电站，规划铁路、通讯，培养出中学生、大学生，并用文字为后人记录下眼前这个被称之为“******时代”的史诗般的年代……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可他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毛之不存，皮即不毛之地。
他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活动的天地，这天地是一个圆：圆心是工农作主的政权，半径则是意识形态的尺度与他的忍耐。
他觉得，有了这个圆，在保持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和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建设成就来--这两者之间，便找到了一种美妙的平衡。
作为感情源于农民阶级、胸怀与视野又远远高于农民阶级的******，他的想法无疑是对的。但是犹如物理学上著名的加速度实验只能在真空里进行，如果换在非真空里实验，其数据便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在民粹主义躁动不已的氛围里，在知识分子的价值感与荣誉感泯灭多年之后，一旦经工业文明春风的触摸，已经如柳芽一样小心翼翼地绽开之时，这种美妙的平衡，便常常被不美妙地打破了……
5双方都未找到感觉
罗德里克和费正清这样评介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49年以后，党对知识分子执行了互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它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这比以往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这种互相矛盾的态度使得政策发生摇摆：在镇压时期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遇，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