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后记是件画蛇添足的事情。
但是，有些话又不得不说，书外边的意思跟书里边的意思毕竟不尽相同。一本小说没有序和后记恰如没有封面和封底，让人觉得不完美，觉得少了点儿什么；如若没有精致的插图，也会让人感到美中不足。本书承蒙邓友梅先生不弃赐序，承蒙老画家李滨声先生作插图，确是这部作品一大幸事。借此机会感谢两位大家对后学晚辈的提携和支持。
这部作品写了北京金家十四个子女的故事，也写了我自己。
它是由九个既相关又游离的故事，像编辫子一样，捋出了老北京一个世家的历史及其子女的命运历程。其中自然有不少我的情感和我的生活的东西，有人说我是在写自己，在写家族史，这未免让人有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文学作品跟生活毕竞有很大差距，很难严丝合缝地对应起来。这点，我想，熟悉我的家世的人和我们家那些知根知底的朋友以及我的那些在世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当是最清楚的。
我们家是旗人，祖姓叶赫那拉，辛亥革命后改姓叶。叶赫那拉是一个庞大而辉煌的姓氏，以出皇后而著名，从高皇帝努尔哈赤的孝慈高皇后到景皇帝光绪的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中先后有五位姑奶奶入主过中宫，至于嫔、妃之类就更不在话下了。那拉氏一族中还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就是纳兰性德，这位三十一岁便逝去的词界才子，一生写了那么多动人心弦的词章，实为我们满族叶赫人的骄傲。今日将其《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一词的词牌、词句作为本书书名及章节名，一方面是借其凄婉深沉的寓意，弥补本书之浮浅，一方面也有纪念先人的意思在其中。
我的祖先入关后即被朝廷安置在北京东城，后来虽然搬了几回家，可终没离开过东边这块地界儿。按清朝典制，哪个旗在北京什么地方住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许随便乱挪。那时候的北京，东贵西富南穷北杂，风情极不相同。我们家人口多，规矩也多，我的祖父做过官，似乎没什么本事和作为，我们虽然将他呼之为老祖，但他对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谁也说不出他的更多情景。家里有前清时候留下来的照片，我们的老祖端坐其中，威严肃整、器宇轩昂，女眷们美丽端庄、丰容盛鬓，显示出了这个家族的精神。
与我同辈的孩子按大排行来排一共十四个，十四个孩子均按“广”字相排，取名也很有讲究。我与我同父异母的大哥大约相差了三十多岁，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己经六十多岁了，六十多岁的父亲可以说是个很老的老阿玛了，理所当然便对我多了几分惯纵和宠爱。在叶家的女孩子中，有小名的只有我一个，我被全家人叫做“王八丫丫”，据说王八的性情是很倔强的，它一旦咬上了什么，绝不会撒嘴，我之所以与王八相连，被冠以王八称号，脾气秉性大概多与此物相近。我的小名在较我大几十岁的哥哥姐姐们中问广为流传，一直叫到今天，我的孩子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我在娘家还被人称为王八丫丫。儿时是戏谑，是喜爱，到了今天，便成了亲情，成了对过去岁月不可追溯的吊唁。三哥在临终时，挣扎着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末尾深情地说，丫丫，你是我从小抱大的啊！
听着这一声声呼唤，只让人动情。
小时候父亲到哪儿去，参加什么活动，都爱带着我，别人说我是他孙女，这话我很不爱听，我父亲也不爱听。我能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显得活跃而灵动，与我那些严谨的哥哥姐姐们大相径庭，这与我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不无关系。后来叶家子女中只有我从事文学创作，用他们的话说是属“不入流”的职业，这大约也是我的性情所致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家到了我这儿己经压根儿谈不上什么规矩了，所以我在他们眼里也就成了极没出息的“不伦不类”。
1968年我走出北京，来到陕西，这使我有了与京师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再后来我到国外去留学，那完全陌生的领域又使我与中国文化彻底拉开了距离，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民族与文化，这些无异于给我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视野。90年代中期，我从国外回来后，许多情景都有了很大改变，当然，这之中更大的是我个人观念的改变。1994年我成了“待业中年”，这与我不受羁绊、桀骜狂猖的性情有关，看似是被人推上了绝路，其实不啻是另一种生机的转折。承陕西作家陈忠实及省委宣传部孙豹隐的推荐，承贾平凹等大力支持，我被调入了西安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我至今感念文联的知遇之恩，感念我这些可贵的文学朋友们，--当然我也感念那些扇我一巴掌又将我踹出大门的人。
生活的色彩是丰富的。
也就是调入文联以后，创作才有了起色，如树上的果子一样，人大约也是到了该熟的时候，我写作的一些作品开始受到了读者的关注，那些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个人的一些难忘的体验，常常不由自主地涌上笔端，这似乎不是我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应该说我赶上了好时候，我们的文学处在一个创作空前自由、心灵非常舒展、文艺的路子越走越宽的时代。西安市文联和市里的领导不止一次对我说：叶广芩你什么心也不要操，你就塌塌实实地写你的小说，争取拿出好作品来！
我为这种理解和支持而感动。
我同样为我所处的时代而感动。
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中，背叛也好，维护也好，修正也好，变革也好，惟不能堕落。在改革开放多方位、多元化全面变更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是静止的，它也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人们的观念在变，人们的行为也在变，因文化所圈起的一切，终会因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导致的文化态度的变化而分裂，而各奔东西。这是我写《采桑子》的初衷。我力图将对文化、对历史、对社会、对现实的关怀纳入这种初衷，纳入一种文化和传统家族文化的背景，使它们形成一种反差而又共生互补。这其中，我个人的经历、文化习惯以及北京东城那座大宅院所赋予我的一切，同影响我们的这个时代一样是不可回避的，它在适合的土壤和空气中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了我的作品。这些不能不说的生活体验和感情积累，是我在以后才有的新的感受和思考，这种思考大概和一直生活在北京的我的亲人们已经完全不同，有了很大差异。我是在写北京，写浸润北京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和事情，但我已不属于北京，至少我的心态己不属于北京。
我能够在陕西存活下来，能够在这里顺利发展、生存，成为一个作家，这当归于陕西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和他们的善良与朴实。陕西恢弘的帝王之气与厚重的人本之气是上天给予陕西作家得天独厚的馈赠。这是任何地域都无法替代的。古老的土地有周秦的大度、汉唐的气魄，土厚水醇。崇尚实际，西安以它的宽厚、诚挚、热情接纳了我，这也是我的福气和幸运。
在这里，我要感谢全国各地喜欢我作品的读者，感谢全国各地的文学朋友和文学刊物。《采桑子》尚未完稿时，部分章节曾在一些刊物刊出过，这次承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错爱，使全稿得心付梓，其间编辑同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我会努力地写作，以回报生活和朋友们给我的一切。
叶广芩
1999年6月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