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字中有一个字“羁”字。以前我不知道这个字的读音，亦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也就是在这一刻，我明白了，它叫“限制”，叫“规则”，叫“设置障碍”，叫“扼杀天性”。
那第一个制造出这个字的人，一定像我一样，有过草原生活的经历。说不定也会像我一样，在一个良辰，面对一片美景，去造访一匹貌似幸福的马，于是，他发现了这人类生活那可怕的本质。
当年的那匹马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一块草原已经枯黄。
当年我站立的砖瓦窑甚至也没有了。我问路边的行人，问当年那座砖瓦窑在哪里，行人们说，这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砖瓦窑，看着我呆头呆头的样子，他们偷偷地说：“一个莒子！”
不过185团转运站还在，行人们将那座面北的低矮的破旧的房屋指给我，告诉我这就是185团转运站。
眼前这个昨日的建筑让我明白了，我不是白日做梦，那个砖瓦窑，那个落日的黄昏，那匹马，它们都曾确实存在过，并且进入过我的生活。
在吉木乃
2000年的8月1日早晨，作为这次白房子之行的最后的尾声，我在边防四团的安排下，去吉木乃边防站。
吉木乃边防站离我服役的北湾边防站，距离其实并不远，也就是60公里吧。当然，这个60公里是直线距离，即跨过额尔齐斯河，越过422高地，穿过南湾争议地区和别尔克乌争议地区就到了。也就是说是沿着边境线骑马行走。
但是我们这次的行程则要绕一个大弯子，即从哈巴河出发，南行到布尔津，然后，从布尔津，斜插到吉木乃去。
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吉木乃县城。
这个县城我知道。虽然我并没有来过这里，但是我听说过，当年，县城紧靠着边界，也就是说，和吉木乃边防站在一起。边防站里出过好几次事情，上级怀疑是和县城里潜伏的特务有关。可是谁是特务呢？又调查不出。于是，上级指示，将县城后撤20公里，脱离边界。
眼下这个县城，就应当是脱离边界后，新修的那个县城。
县城很小，十字路口上树着一杆高杆，四边有四条几百米长的街道。较之布尔津，较之哈巴河，它明显地小多了，仿佛内地一个小镇。
出了县城，向正西前行20公里，就是如今的中哈边界了。
这20公里的地面上，散布着几个兵团村庄。这里的兵团叫186团。
紧靠着边界，是吉木乃边防站。
吉木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边防会晤站。当年，中苏之间的许多事情，都是在这里会晤、会谈解决的。
有一条边境小河，小河的上面有一座木桥，桥的两边，各有一个会晤室。中方有什么事要会晤了，于是在自己的会晤室上插上国旗，苏方见了，便越过木桥来会晤。苏方有了事情，也是这样。会晤上几次以后，有些事情决定不了，于是请高一级的军官来谈，这样，会晤也就升格为会谈。通常，会谈是由阿勒泰军分区的首长，与斋桑军区的首长来进行的。
据说，当年吉木乃边防站的厕所，正对着界河，士兵们拉屎的时候，白白的屁股蛋子正对着苏方。为此，苏联士兵曾经多次抗议。
我记得，那个坐在界碑上，转着圈儿，高叫着“我出国了，我出国了”的愚蠢的分区参谋长，就是在这里倒楣的。
吉木乃边防站离界河200米，离哈站800米。
物换斗移，事过境迁，阳光把一切阴霾都扫去了。如今的吉木乃，也像我此行中到过的所有的边防站一样，安宁、祥和。
因为今天是节日的缘故，边防站还笼罩在一片轻松喜悦的气氛中。
边防四团的韩副团长恰好在这里检查工作，他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
我登上了了望台，举目向哈萨克境内望去，眼前是一片荒凉。我的触目所及，竟然不见一个人影。
当年，6000公里漫长的中苏边界，苏军共部署有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降师，如今，好像一阵风都将它们吹走了一样，我的眼前剩下的只是一片虚无。它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我临行前，还要到边界上来一次，就是为了看这一眼。
这是恶狠狠的一眼。
接着，在韩副团长的陪同下，我来到那座著名的会晤桥上。
这是一座木桥，这木桥已经年久失修。如今，围绕着这座桥的那种森严、冷酷的气息已经没有了，它给我的感觉，更像一座乡间小河上的那种小木桥。
木桥刚刚用红油漆刷过，还十分鲜艳，木桥的中间，画了一根白线，韩副团长说：白线的那边，就是哈萨克斯坦了。
韩副团长说着，指着哈萨克斯坦那边的油漆，骂了句“偷工减料”。他是嫌那边的油漆涂得不匀，很多地方都没有涂到。
他说，如今这边境上，没有什么大事了，如果有事，也就是人畜越界，山林起火这些事，通常，双方如果有事要会晤，都来到桥上，隔着这个白线，谈上几分钟，问题就解决了。
桥的两边，各有两个高大的牌楼，这就是所谓的国门。
中国这边的牌楼，上面写着“哈萨克斯坦”，背后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我想哈萨克斯坦那边的牌楼，也会是这样写着的，遗憾的是我不认识哈文。
新修的牌楼，新漆的大桥，大约正是这次中哈重新勘界之后的举措。
对面的哈站，是一座两层的阁楼式建筑，有点像当年我们为苏联专家修的那种公寓。房屋已经十分破旧了，显露出一种灰败的褐色。在我们在会晤桥上活动的时候，那边始终没有出现过一个人影。
吉木乃边防站原来叫吉木乃边防检查站，现在则在边防站的北边，新修了一个公安边防检查站，而吉木乃边防站的职能，仅仅是守边和会晤了。
那里这些年建起了一个岸，口岸上新修了一座漂亮的石桥。据186团那位宣传科长说，这些天来，口岸上经常过车队，一过就是160多辆大卡车。卡车上拉的是从俄罗斯境内运往中国的废钢铁。年轻的女宣传科长惊讶地说：“俄罗斯怎么有那么多的废钢铁！”
今天这口岸却静悄悄的，没有一辆车通行。
口岸离边防站其实并不远，也就是一二百米的距离，可是我对韩副团长说，能不能找个马，让我骑上去。
一会夫，我，兵团作家老钱，记者小陈，再加上韩副团长和吉木乃的连长，便一人一匹马，顺着界河边的铁丝网，直奔口岸而去。
口岸上静悄悄的，只有两个年轻的公安兵在站岗。在那座横跨界河的大石桥中国一侧，竖立着一根界柱，界柱上写着“中国45号”我记得白房子河口地段那个界桩，是“39号”。60公里以后，中哈边界是前行到这个地方，成了“45号”，看来，界桩是10公里树一个的。
我没有忘记老连长的儿子的事。我说过，如果到吉木乃来，一定要去看看他的。
那个站岗的小兵告诉我，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只是，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检查站组织人到吉木乃县城旅游去了，得晚上才能回来。
听了这话，我只好作罢。
从45号界柱再往前，沿边界线一直走，就能走到我的白房子去。
此刻，我真想这样地走一遭。
我打着马，顺着铁丝网，一路小颠着向前跑去。
蹄声惊起了界河边歇息的鹞鹰。它们一群一群，在我的马前马后上下翻飞，高声鸣啾。
草原上翱翔的鹞鹰，它们原来就歇息在这里。
你看那苍鹰又在天空遨游，
它是否生在战乱的时候？
你看那片片的流云在疾走，
它莫非在呼唤已去风雷的怒吼？
在奔驰中，我的口中念叨着这不知是谁的诗。
我当然不可能走多远的。白房子还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我告别了四团，告别了哈巴河，也告别了这个故事中的一切事情，乘车向乌鲁木齐急驰而去。
当最后一眼望那片苍茫的天地时，我对自己说，我把白房子，把我的过去都留在那里了，我将因此而获得解脱，当我下一次重返白房子的时候，我将会是以一个轻松的旅行者的身份出现的。
结束语
但是，我能逃离白房子吗？我能够将它从我生命中剔除出来吗？我能够从此像看待地球上的任何一块地面一样平心静气地看待白房子吗？也许我不能做到，或很难做到。
它是生活塞给我的一本书，是在我青春的年代，生活以猝不及防的形式塞给我的一本书。白房子吞没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的一生，注定了我的一生。它是宿命。“我的地方，小小的地方，并不是我自己要来，也不是马儿载了我来，是那，可诅咒的命运，它带着我来的！”这是一首俄罗斯古歌。
白房子是我的梦魇之乡，我的永远的噩梦，我的十字架。许多年来，我像蜗牛一样背负着我的十字架，走着我的蹒跚的人生。因为它，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独特的我。
且让我在此，向那远方天宇下宁静的一隅，那孤零零的白房子，深深地脱帽以礼。它是我的地理图书，我的一张邮票大小的地方，我用阅历和全部的爱恨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文学是回忆和仇恨”，法国人加缪的这句话很对，但是我想，除了回忆产生文学，仇恨产生文学之外，爱也会产生文学的。而我的这本关于白房子的书，正是这三种感情的一个混合物。
但愿写完这本书之后，或者说完成这次人生的远行之后，我的地理图书的白房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将会像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一样平常、平俗和静溢。将历史重新交给历史吧，在交出的同时发出深重的一声叹息。
2001年11月25日定稿西安
个人化的地球一隅（后记）
“作家地理”是个有些奇怪的名词组合。我給它下的定义是：一本作家个人化了的地理图书。如果这话再要展开来说，那么所谓的“作家地理”，即是写作者独特视角中的地球一隅，写作者主观意识下的第二自然，如此而已。如果再要打一些比方，那我们可以举出福克纳笔下的那一张邮票大的地方--井底之蛙县，哈代笔下的英国的德比郡，等等。
这几年，随着写作的进行，我的脑子里陡然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地理哲学意识。我的许多思考和归纳，用现成的文学理论都不能予以指导和解释。例如关于白房子，那个中苏边界我生活过五年的险恶地区，例如我曾经在里面待过十三天的罗布泊，例如成就我的长篇《最后一个匈奴》的陕北高原。我觉得除了赋予这些地方以理论家所解释出的那些文学含义之外，它还是地理的，而地理的哲学意藉甚至是支撑思考、支撑一本书的主要框架。
但是我还不能想透这件事。
比如读者读到的这个《白房子》吧，当我用一种奇怪的文体将它写出时，我自己也感到茫然。我称它是一个怪胎。它的框架是用地理哲学的思路支撑起的。
类似的事情还出现在马丽华的《走遍西藏》，张承志的描写西海固生活的书中。它们其实都是一些极度个人化的地理图书。
2001年的秋天的时候，我对这件事情仍然想不透。记得在给一个笔会讲课时，我对学员们说，观察地理，感受地理吧，像频道那样去发现你自己的地域。
而在参与央视10频道探索。发现频道的策划时，我献上我的思考。这个思考是：在已知的领域，我们重新发现；在未知的领域，我们初次发现。这段话后来出现在该栏目的片头。
但是时至这时，我仍然不能把“作家地理”这句话说出。我已经悟觉到了，但是我说不出。我像一个哑巴一样。我明白，这层窗户纸的捅破，将给我的创作，将给我们老掉牙的文学理论，开辟一个重要的领域。
我感激这套书的策划者姚鸿文先生，他在看了《白房子》一书以后，说这种思维和叙事框架叫“作家地理”，并以此为题，策划出了一整套书。我说“作家地理”这个概念的提出，也许对文坛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它使我们的许多创作实践得以理论支撑。
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的眼前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发觉自己又有了一个游刃有余的新的创作天地，那些平日惯常的事物，因为这两个词的组合，而溅起新的想像，有了新的含义。
白房子一直是我年轻时代的一个噩梦。那条叫做额尔齐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横亘在中亚细亚地面的阿尔泰山，那块干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的楔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都会给我带来一种病态的深深的忧郁。
你能想像一个满身疮痍的老兵，在走近他的“作家地理”时，那一步一惊的感觉。
这是一条血淋淋的心路历程。
这次行程共用了二十二天时间。
二十二天令我记了五万字的笔记。随行的《新西部》杂志的记者陈旭，则拍了四十个肢卷。
回到西安以后，我即开始案牍劳作。
我处于一种恍惚中。我处于一种激情中。在写作的途中，我的时间不是以白天和黑夜来区分的，而是以写作时间和非写作时间来区分的。
我对自己说，如果不把这些人，这些事情诉诸世界，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还有什么理由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笔还有什么理由敢四处胡戳。
是的，假如由于我的倦怠，而将它们重新带入坟墓的话，那我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肯定会深深遗憾的。
《白房子》成书了。
我为本书的真正制造者--那些一百年来在这块白房子争议地区守卫、居住和滞留的人们，献上我的敬意。他们也许更有资格写这本书，因为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而已，但是，由于他们手中没有这枝笔，而我有，我就起了“代劳”的作用。
我希望读者能够接受这本书。
在接受的同时忘记我的卑微的名字。
而书舌上的“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这句话，是我的尊贵的朋友，已故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说的。
我十分喜欢这句话。这句话像一个咒语，当你将它喃喃念出时，死了的记忆开始复活，旧年间的人和事从你眼前列队走过。
我将《白房子》完成了。我将它慷慨地交给了社会。它开始有了它自己的命运，那么，让它去经历。
2001年11月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