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乎与康有为提出激烈政治改革方案的同时，开明官僚张之洞认为，当前的中国确实到了不变不可的地步，“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哉？”据他的判断，国人对中国必须变法而方能富强的道路选择已达成基本共识，顽固地反对虽说对变法事业仍有很大威胁，但其理论似乎已不值得一驳，“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为苟安之俗吏。盖以变法必劳思、必集费、必择人、必任事，其余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计皆有不便，故借书生泥古之谈以文其滑吏苟安之智，此其隐情也。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驰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又一为苟求之谈士。”[?张之洞：《劝学篇?变法》，《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6页，中国书店1990年。
]由此可见，张之洞不仅无意与康有为为敌，反对变法，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也是19世纪末年中国变法改革思潮的积极推动者。
张之洞确曾力主改革变法，并身体力行，不仅提出一整套向西方学习的废科举、改学制、开矿藏、修铁路、讲求农工商学、发展近代工业的计划与主张，而且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做出许多颇有实效的贡献。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张之洞“施展浑身的解数，殚智竭能地举办了一系列洋务新政：创办实业、倡言商战、训练新军、兴革文教……，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造成了一种耸动中外视听的格局，……在他的经济活动中，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却把握了形成新的生产力这个方面，将引进的先进设备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取得经济效益的生产力，从而奠定了可以触摸的物质基础，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点表现。……张之洞的经济活动顺应了时代的先声，符合中国人民求强求富的抉择，迎和了世人亟图从这五角六张、七颠八倒的危机中解脱出来的愿望”[?陈钧：《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第1~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
然而，张之洞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改革派，他虽然像康有为一样，竭力主张中国应该通过变法而谋富强，但他对变法的理解与主张却又与康有为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别。一方面，他认为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期望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它不仅需要几代中国人的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埋头苦干，更需要人们认准方向后锲而不舍的精神。他在总结19世纪中叶以来的改革教训时指出：“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亦诚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制造各局出洋各员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一、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谈不推原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而吹求责效，较之见弹求鸮炙，见卵求时夜，殆有甚焉。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矿山未开而责其获利，事无定衡，人无定志，事志则无事不举，事缓则无事不废，一埋一，岂有成功哉！”[?张之洞：《劝学篇·变法》，《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6页。
]应该承认，张之洞这种反省确实说到了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如果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改革不存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国的现状肯定要比已有的情况好得多。
另一方面，张之洞强调，任何改革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实际阶段而进行激烈的、深层的变动，不仅不可能达到改革的预想目的，反而势必引起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取得与主观愿望相背离的客观效果。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张之洞：《劝学篇·循序》，《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59页。
]很显然，张之洞在这里的真实用意并不在于反对西学的合理性以及对中国的有用性，他的意思只是在说，当中国的社会发展尚不足以全盘承受西方的伦理观念、文化成就与政治制度时，超前借鉴西方模式改革中国固有的制度尤其是伦理纲常，并不可能取得什么好的效果。
张之洞的警告当然只是一种智者的冷静思索，事实上，后来中国的发展几乎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视张之洞的警告而进行超前的试验与改革。结果，中国旧有的基础遭到极大的破坏，新的基础一时建立不起来，中国只好在张之洞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中支撑、飘摇。如果当时人能够稍微用心想一想张之洞的“不同意见”，而不是因其意见不合而嗤之以鼻，将张之洞的意见置于不容讨论之境地，恐怕中国也不至于总在激烈的理念指导下一再寻求根本解决和彻底解决的方案。在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承认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不在于是否能为中国提出一个彻底的更新方案，恰好相反，它的正确选择可能有待于中国人净化那种强烈的焦灼意识和使命感，以从容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也以从容的心态正视中国的弱点以及与世界的差距，然后埋头苦干，中国的局面终有一天将彻底改观，中国终将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以政治而言，我们当然不会承认清朝的政治体制是举世无比的良好制度，更不会反对中国应该借鉴、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的政治体制中合乎我用的东西。问题在于，中国旧有的政治体制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构思，它在本质上从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人们无视社会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人为地移植外来新体制，那么，它的后果便必然与人们的善良愿望相反。近现代中国的一系列巨变，已为我们提供难以记数、值得玩味、值得汲取的教训。
破旧而未能立新
张之洞稳健的渐进方案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与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失为********发展的一种理想选择，尤其是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建构，不仅有效地化解了中国面对西方挑战而产生的种种困惑与尴尬，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发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它既是给反对激进派的十字军运动以有力的思想支援，[?（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又是对真正意义上的保守派以及那些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苟求之谈士的当头棒喝。清政府的官方评价是：“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上谕。
]外国学者与观察家则称赞张之洞的理论建构为“中国唯一之希望”（China’s only Hope），似乎中国如果遵循张之洞指出的道路向前发展，中国便有可能避免重蹈先前几十年的错误。
不过，由于张之洞稳健的渐进改革方案既“反左”，又“反右”，因而它不仅无法唤起国人的一致响应与共鸣，而且势必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夹攻。保守者一方面欢呼张之洞的理论建构是对康梁一揽子改革方案的有力反击，“康梁辈方骎骎响用，奥援弥固，连与成朋。许尚书、文侍御既已参劾获罪，而其党且执新旧相争为词，欲以阻挠新政之名罗织异己，自朝逮野，默不敢言，唯张香涛尚书《劝学篇》……辞而辟之”，[?苏舆：《翼教丛编序》，《翼教丛编》卷首第1页，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武昌重刻本。
]似乎只有张之洞才真正做到“绝康梁并谢天下”，[?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第9页。
]挽救了民族危机和国家危亡。另一方面，他们对张之洞的某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认为张的一些论点实际上在为康梁张目，在本质上与康梁的主张并无区别，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
在康梁以及那些激进的改革主张者看来，张之洞的理论“其志则是，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深恐似此之说出自大吏，不难如曾侯中国已醒之论，又害我中国十年也”。[?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第1页，辛丑年吴记广译书局重印本。
]梁启超故作轻蔑地说，张之洞的主张虽然“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偏行于海内”，但其“嗫嗫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梁启超：《地球第一守旧党》，《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7页。
]轻蔑而不以为然的言辞、神态中依然透露出极端的关注和愤怒。
张之洞的理论无法唤起国人的共鸣与响应，中国只能在混乱的秩序中盲目前进，其情势未免令人失望，甚至以为中国的前途无可救药。不但一揽子的政治改革方案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中国，而且如果不将清政府打倒，一切从头开始，中国就不可能存有丝毫的希望。最先看到这一点的，在19世纪末年当推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
孙中山对中国前途的认识，有一貌似复杂而实则简单的思想转变过程。大体而言，在1894年6月他上李鸿章书之前，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与时代思潮的主流即渐进的改革方案并无根本的差异。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几十年洋务新政的内在缺陷，但他不仅没有想到推翻清政府，反而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清政府克服危机，重建河山。他在写给李鸿章的建议中说：“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禁其才，地能禁其利，物能禁其用，货能禁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中华书局1981年。
]孙中山在这里所强调的“本”与六七年前康有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相比较，[?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12月）》，《康有为政论集》第52~61页。
]虽然说不上是理论上的倒退与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不过，其内在心情实与康有为无别，都是期望清政府统治者振作起来，继续前进。
然而，由于孙中山的上书选择的实在不是时候，当他携带这份精心起草的文件于1894年6月下旬由上海抵达天津时，正是李鸿章最为繁忙的时候。是年4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向清政府紧急求援。身负军事外交重任的李鸿章既担心东学党起义危及朝鲜的现存统治和中朝宗藩关系，更担心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干涉而不敢冒然派兵去朝鲜。到了6月初，李鸿章听信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俟无他意”的错误判断，决意“遣兵代剿”，遂下令丁汝昌、叶志超等率领军队赴朝鲜。清王朝的这一举动正中日本的圈套，日本遂借机出兵朝鲜，并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正是中日交涉最为紧要的关头，双方虽然尚未以兵刃相见，但由于利益攸关，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拖至7月下旬，著名的甲午战争终于爆发。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藉咫军务匆忙，拒绝延见”孙中山这一平民百姓，[?《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73页，中华书局1991年。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孙中山当年看来则是极其严重的事情。资料足以表明，他对此次求见李鸿章看得很重，他不仅关闭了他的药房，斩断了退路，而且又通过郑观应、王韬、罗丰禄等那么多知名人士的介绍，这些事实都不能不对他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觉得李鸿章对他的冷落使他无颜再见到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机缘的巧合使李鸿章没有接见和提携孙中山，李鸿章的这一失误不仅导致了孙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转变为反对者，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由此被冷落转而变得对清廷的失望，由先前真诚地想帮助清政府克服危机而变为要彻底推翻清廷的革命者。他不仅不再相信洋务新政可以救中国，即使是康梁的一揽子政治改革方案他也不屑一顾了。在孙中山的心目中，以后唯一念念不忘的，只是革命，只是以暴力手段去取得政权，重建中国。他说：“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多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盖海陆军人腐败贪黩，养成积习，外患既迫，则一败涂地矣。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