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黄昏，穿着短袖汗衫和筒裙的她总是搬一只木凳坐在门台上面，声音很高地同进出机关的人们打着招呼。她是那种性情爽直、心宽体胖的女人。面色是赤红的，淡淡的一幅眉毛间隔得很远，眼睛是圆圆的，像纯真的小男孩一样诚挚地望着你。嘴唇出奇的薄，装饰着小巧的嘴，那些完全农妇式的热情关切的话语，便伴着粗大的嗓音由其中毫无顾忌地蹦跳出来。年近半百的人，叫人觉得还很年轻似的，一个生活热情极高，活力旺盛的女人，命运对于她，仿佛并不曾带来丝毫的忧愁。
这就是县委机关收发员，人们习惯上称之为“门房”的聂凤鸣同志的家属。老聂这个人身上本来就有几分劳动人民的质朴和风趣，加之他的老伴又是。热情好客的人，我在县委工作的时候，闲暇无事，总喜欢到他们那收发室兼住室的小平房里坐坐。那总共不足十平方米，又被隔作里外两间的小屋，由于常年堆垛着麦包和土豆，腌着酸菜，便有一种农舍的气息散发出来。加之女主人那纯粹农妇式的热情好客，于是当我坐在那只垫布有些灰暗的简易沙发上同他们随便拉着家常话时，总有一种亲切、亲近的感觉。说不清为什么，那个家庭在县委机关显得有些独特的氛围总是令人惬意。他们夫妇显然也很欢迎我常来坐坐。
如今有消息传来，说“老聂的女人不在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正是北京炎热难耐的酷暑时节，这消息像一瓢冰镇过的凉水，当头泼下来，使人周身寒颤。“怎么会这样突然？到底是怎么回事？”消息是另一位可靠的朋友用电话于千里之遥传给我的。他在电话里清晰地说……老聂前两天寻问你的地址，说要写信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说他女人临终时讲，她过世后，给忽书记写封信，告诉我生病的情况，啩是个好人……“听到这里，我的耳朵里便轰地一声。什么也听不清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眼前是一团漆黑。过了好一阵，等我回过神来，方才回忆起发生了什么事情。隐隐约约记得，那位朋友是说老聂的女人不在了，患的是癌症。”我突然意识到命运太残酷，太无情！一个人在命运面前，竟是这般的弱小而无能为力！我开始想象着那个脸上失了健康红润2的女人，瘦削而憔悴地躺在病床上，目光恐惧，不，也许是安详地等待着死神降临的情形，想象着她那相依为命的老伴同四个孩子痛苦地守候在她的身边，无可奈何地眼巴巴看着她一天天衰弱下去……消息是中午传来的，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处在恍惚不安中。晚上散步，迎面走过来一个人，就觉得是老聂的女人。深夜躺在床上，也是不能安睡。眼前闪过许许多多的往事，觉得一个纯真善良的人，便这么突然消失，永远地消失了。这个事实，实在太严酷，令人很难一下子接受。想到即使回到潼关，坐在那间熟悉而亲切的平板屋里，却不见了那个热情好客的女主人，心里就很难过。凌晨4点钟起来，想写一些什么话来纪念那个至今还不知道姓名的普通人，那个半个月前已经安卧在潼关古塬上的善良苦命的女人。
记得半个月之前，亦即老聂的女人病逝的那几日，西安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据说她是在西安住院时病危的。可见炎夏带给他们一家人的竟然是冰霜一般的冷酷。她的生命是由炎夏结束，我的断断续续的关于她的不很确切的回忆，却由隆冬的日子开始。
潼关古塬上的冬天是寒冷异常的。凛冽的风由空旷的黄河滩挟着风沙吹过来，把一切都吹得阴冷邦硬。特别到了夜晚，县城的大街小巷是没有一个人转游，偶尔有人走过，也是匆忙地裹着大衣、缩着脖子。这时候，老聂的小屋却显得很温暖。我看书有些累了，在院子里透透气儿。走过老聂的窗外，听见里面人声鼎沸，便推门进去。见老聂和老伴儿两人，穿着棉大衣、裹着被子偎依在一张单人床上看电视。屋里没有生火，窗户上开着很大的口子，屋里的温度其实比外面高不了几度。但两人的兴致却很高。那14英寸的黑白电视，屏幕总像下雪，依然是模糊不清，大体能分辨出男女山水草木街楼的轮廓，他们却看得津津有味。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仿佛要借音量来弥补图像的不足。两个人边看边评论，满屋子便充满了热闹气氛。那一刻，他们夫妇俩在我的眼里并不是年近半百的人，而是两个童心未泯的年轻人。老聂那布满皱纹的痩脸上堆积着质朴而风趣的笑，像一幅生动的木刻；他女人胖胖的善良、诚挚的赤红脸，因兴奋而像一颗熟透了的秦冠苹果，泛着暗红的光泽。那情景十分令人感动。见他们和和美美的样子，我便不忍心打搅，刚要退出来，两人却一齐从床上下来，说什么也要我坐进被窝里一起看电视。我推辞不过，只得照例坐在那只简易沙发上，参加到他们中间，口里嚼着柿饼、核桃之类的土产，享受那冬夜的别有一番情趣的生活的温暖。他们的日子，在外人的眼里的确是很和美的。两个人从来没见过争吵，可在夫妻感情上，叫人觉得又丝毫没有关中农民的生硬和拘谨，倒是很有几分都市年轻人浪漫的情调。让人联想到他们的结合，必定有过一段不大寻常的经历。
后来才知，他们的婚姻，果然不像周围其他同龄人那样大多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真正的自由恋爱。50年代末期，老聂由部队转业到兰州某家国营大厂担任工会干事。用他自己不无得意的话说广当时二十来岁，跳舞唱歌，打球照相咱样样能来！“她女人比他小好几岁，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由山东农村来到兰州大工厂给亲戚抱孩子。两人在一次周末舞会上认识，不久便恋爱结婚。如果不遇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他们很可能至今还在那家厂子里过着稳定而温饱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在困难的日子里，他们有了大孩子。一家三口人，仅凭老聂一个人的口粮，无奈只好申请退职回到潼关农村。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漫长的20年间，他们像真正的农民一样过着艰苦却又不得温饱的生活。老聂的女人很能吃苦耐劳，又胆大聪明，且在城市待过，有点儿医疗卫生常识，平时还乐干助人，村里便培养她担任了赤脚医生。70年代农村合作医疗站的赤脚医生，可是一个备受人们尊重的了不起角色。村里大人小孩子只要有了病，赤脚医生儿乎都有办法。内科、外科、西医、中医，注射针灸，接生包扎，那是无所不会无所不能。
想到老聂的女人当初在村里便是这样一个角色，我便对她生出几分敬意来。夫妇俩在那20年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不用问，只要仔细看一看老聂脸上的皱纹也就明白了。老聂的女人显然是沾了性情爽直和精神乐观的光。20年农村艰苦的劳动生活，使得这个生育了四个孩子的母亲，并不因操劳而显得过分苍老，却依然葆有着她那爽直乐观的天性。直至我到潼关的80年代末，随了被雇用到县委机关担任收发员的老聂住进县城时，她的户口还在农村，每年还要好几次地回到农村中播种收获责任田里的庄稼。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未曾脱离农业生产劳动的农妇。平常的日子里，她在县委对过祖赁了一间门面房，开一个小诊所给人打针看病。她的医术是否高超，我不大清楚，只看见找她看病的人却不少。有许多农彳付3女进城来，不去县医院，却要找她看病。起初我以为这与她的人缘好有关系。有一个时期，由于劳累，我的血压突然升高，总是她给量血压，药也是从她的诊所里开。她自己也是一个高血压病患者，知道不少治疗的偏方，譬如用玉米缨子泡茶喝，用榕树花泡茶喝，用大麻叶子泡茶喝，这些土办法，都是她告诉我的。照她讲的办法喝了一个时期，果然还有效。花钱不多，倒能治病。我这才意识到：她这个医生高明的地方，不是能故弄玄虚地讲出多少深奥的道理来，而是像亲人一样让病人感到亲切、亲近，轻松愉快，感到她的话可以信赖，确信自己的病一定能治好。这或许正是那些农村妇女喜欢找她看病的一个根本原因。她的医道是更接近于病人的心灵，更有益于提高病人同疾病抗争的自信心的。这种不仅仅注重于药物和现代医疗器械的医道、医德，其实是可贵而崇高的。
在我血压高的那一段日子，他们夫妇认为我的工作太忙，精神过于紧张，应当想个办法很好地放松放松。一个周末的晚上，记得也是在冬季，他们夫妇俩穿着厚厚的外套来找我，说请我到工会俱乐部去跳舞。我原本不会跳舞，一看他们那么热情，真有些盛情难却，也就同意去了。没想到平时貌不惊人的老聂，跳起舞来几乎变了另一个人。他步履敏捷，腰腿灵活，周身每一个细胞都仿佛充满了音乐的节奏和韵律。他的面部表情也变得不同寻常，平素的质朴与风趣里增添了几分庄重。我再留心地看看他的女人。她没有上场，只是兴奋地坐在墙根的条発上。目光追逐着正同一位年轻姑娘跳舞的老聂。我惊讶地发现，她的目光，不再像小男孩那样地天真，而是充满了一个真正女人的激情。她的双脚在轻快的音乐中跟着节拍点着地板，嘴里还轻轻地随之哼唱着。当她全神贯注地沉浸在音乐舞蹈的氛围和意境里，我仿佛看到了50年代末那个来自胶东农村的天真大胆，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十六七岁的姑娘，她也许正是在这音乐和舞蹈的气氛中，爱上了那个年轻活泼而有趣的厂工会干事。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她死心塌地地跟着老聂由都市回到农村，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难，眼瞅着他由活泼英俊的青年变成满脸皱纹的老头子，仍然不改初衷。理解了这一点，我便深受感动，觉得她很有些了不起，是那种在命运面前，不叹息、不屈服、更不回头的坚强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自食其力的女性，她的人生态度的豁达和对于生活本质理解的超凡脱俗，倒使许多自命不凡的人望尘莫及。我从此对老聂女人的看法，又进了一步，总觉得她在同命运的抗争中，是一个强者。
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如此懂得生活，又深深地热爱着生活的人，竟这样快地被可恶的癌症夺去了生命。那个快乐的平板屋里永远地失去了她胶东口音和兰州话相混着的直爽的粗嗓门的说笑声了，我想象不来当寒冷而漫长的冬季再度降临的时候，年近花甲总喜欢热闹的老聂该如何挨过那一个个寂寥冷清的夜？
记得有一年端午节，大清早老聂轻轻地拍着我的窗户说今晌午在我那儿吃饭。”我一听，便答应了他，心想一定是他的女人的主意。不料白天下乡去，遇到棘手的问题，直到晚上9点多钟才回到机关，把老聂叫吃饭的事早忘了。刚进房子拉开灯，老聂便领着他女人来了。他手里捧着一个笼布包儿，他女人手里端着两碟菜。夫妇一进门，就说快趁热吃吧，等你多时了。“我当时很感动，也不好说已经吃过晚饭，坐在那里剥开笼布里的粽子慢慢地就着菜吃。说真的，他女人并不是一个烹调的行家里手，但那餐饭却使人难以忘怀。因为当我吃着他们送来的饭菜时，他们的目光里透出的那种纯真善意和幸福的满足使我想起了自己儿时的小伙伴，那是在成年人的脸上很少能看到的目光，只有保有着童真心灵的人们才可能具有的一种目光。此后不知又有多少次，当我在那间平板屋里吃着辣子酸菜夹馍时，总能够看到他们夫妇的这种目光。那目光，给予我身心的愉悦，是远远超过那辣子酸菜夹馍本身的，令人久久地难以忘怀。唉，眼下再走进那间平板屋，是再也咽不下那辣子酸菜夹馍了。老聂孤独忧郁的目光，如今想象着也是不寒而栗呀。
中午时分，当这篇文章即将写就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却是老聂打来的，头一句话便说”唉，我想你呀！“我不知该说什么，他的电话证实了那个可怕的消息。我才知道他女人的病是半年多以前发现的，七个月时间，五次去西安住院，花销三万多元，老聂是日日夜夜守候在病人身边。那痛苦是旁人无法想象的。老聂诉说完了他女人的事情，便沉默着无话。我说你要注意身体。”他说我的身体垮了：我便无话可说，觉得再什么也是多余。此后问及他女人的姓名和籍贯。他&；她叫邵桂花，山东烟台文登县人。“随即又是沉默无语，我便意识到，他女人的逝世已使生性活泼的老聂变得沉默寡言了，甚至在那简短的话语中，还隐约有几分内疚在其中。我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他们的年龄，才知邵桂花今年51岁，老聂57岁。沉默必定是每个人的归宿，只是对于他们夫妇来得太快、太突然，我想。人在命运面前只能抗争，是否能够战胜它，那就很难说了。但愿我的朋友老聂不要屈服于命运的摆布，像他的女人那样，至死不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