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变革秦法，使得秦国日益富强.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也并没有把法令再改变回来，此后的秦国就沿着商鞅所设定的道路逐步走向富强。这说明，要说秦人皆恨商鞅，那是不对的，痛恨商鞅的只是公子虔等旧贵族而已。然而商鞅极大地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甚至残害公子虔、公孙贾等人的肉体，却依旧饶过他们一命，除恶不尽，这才会反受所害。照理说，他应该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孝公去世，太子驷登基，很可能听信公子虔等人的谗言谋害自己，别人且不去说，这些围绕在太子身边的旧贵族，必须尽数铲除，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和新法的不被倾覆呀！
以史为鉴
商鞅的新法固然有强国的一面，却也有愚民的一面，老百姓从此就被限定在“耕”、“战”这两个字上，除了种地和打仗，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管，只要老老实实在新法的条条框框里生存而非生活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再闹什么纷争，谁死谁活，和老百姓全都没有关系，所以商鞅之死，秦人并不哀伤，这对于商鞅本人来说，就更增添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商鞅之死，虽是悲剧，却也是活该。
死不瞑目的大将军
强权者总是以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为目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总是可以不择手段。必须要记住，那些强权者都是“可以共患难，而不可共享乐”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力，他们可以不顾手足之情、朋友之义。他们展示“仁义”的时候，也是他们举起屠刀的时候。
据史书记载，有一次，孙琳给孙休奉献牛酒，可不知孙休是不满孙琳专权，或是有什么其他想法，竟然拒绝不收，孙琳无奈，只得顺便命人将牛酒携至左将军张布家。
张布见孙琳郁郁不快，忙命人速备酒菜，二人便在客厅对饮起来。几巡酒过之后，孙琳酒酣耳热，说话也渐渐没有遮拦了。他对张布大发牢骚说：“当初废黜孙亮时，许多人劝我自立为帝，可我以为陛下贤明，所以迎立他为君。没有我，陛下如何能当上皇帝？可今天我奉献礼物，陛下竟然拒不接收，这岂不把我看成凡臣俗子了吗？这口气实在难以下咽！以后有机会，我定要改立新君。”
张布一听，心中大惊，表面却不露声色，随便附和了几句，见孙琳已大醉，便命人将他送回去。张布见孙琳等人走远，火速奔入宫中，将孙琳之意报告孙休。
孙休一听，也大为恐慌，可转念一想，又哭丧着脸，无可奈何地对张布说：“孙琳权势逼人，我早已不安，现在他又明露反意，实在罪该万死，可现在我一无权，二无人，张将军，您说怎么办呢？”
张布答道：“陛下所言极是，依臣愚见，为了避免激起孙琳早日谋反，不如对他继续优待赏赐，使其不备，陛下也好做些准备。”
孙休点头道：“张将军见解不差，还请张将军以后多加留意，并为我做些准备。”张布答应。
于是孙休对孙琳像往常一样，继续委大任于他，并不断加以赏赐。
这时，有人告发孙琳，说他心怀不满，侮辱君上，企图谋反。孙休为了进一步麻痹孙琳，就吩咐有司将告发者送给孙琳发落，孙琳杀了告发者，但心中惊慌不安，唯恐朝廷中再有人与他作对，更担心孙休听信他人之言，联合朝臣整治自己。于是，孙琳便请求至武昌（今武汉市）屯守，孙休答应，并敕命有司，允许孙琳将所率精兵万人全部带走，并允许他的军队将士任其所需，武器兵具，装备粮食等物，随意装载，不加限制。
于是，孙琳军中上下，都忙着打点行装，搬运物资，整个兵营里装备、粮食堆积如山，简直像仓库一样。孙琳又请求带两名书郎，以协助掌管军政诸事，有司上奏，孙休下诏特许，并满足孙琳的其他全部要求。孙琳等人大喜过望，以为孙休仍然信任自己，便无忧无虑地整日饮酒作乐，专等吉日良辰起程开拔了。
这时，将军魏邈来见孙休，说：“孙琳手握重兵，居住在外，早晚必然生变。”
孙休认为时机已到，此时适逢卫士施朔又进入宫中，报告孙休说孙琳等人正整装待发。于是，孙休立即派人急赴孙琳家中请孙琳来宫中做客，说是要为他饯行。只可惜，孙琳毫无防范，信以为真。很快，孙琳就到了。就在宴会上，孙琳稀里糊涂地就被皇帝杀了。
以史为鉴
强权者是以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为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要为假仁假义所蒙骗，当他们向你展示“仁义”的时候，也是他们举起屠刀的时候。所以，在社交处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心机的人，不要被他人的假仁假义所蒙骗，要做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
不论忠奸，格杀勿论
杨坚是在刘防、郑译等人拥戴下控制朝政并取周自代的，但这些人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才能，况且在杨坚称帝后，这些人大多恃功自傲，总想得到更多的财富和权力。杨坚要真正治理国家，就必须彻底摆脱这些人的干扰，以免他们以后再跟自己捣乱。在建立新的领导核心时，这些人逐步被疏远、罢免或杀头。
杨坚做皇帝，使用了阴谋诡计，由独揽朝政发展为取周自代。他的经验就是成功地利用了周静帝年龄幼小、宇文氏又没有有效地控制大权的机会。由此，杨坚也把它作为教训，在使宗亲、亲信把持大权的同时，极力加强自己的****统治，对朝廷百官，特别是功勋卓著的文武大臣，时时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他们的言行密切注意，唯恐他们也走自己的道路，颠覆杨家的天下。
杨坚在建国初期成功地排除了曾为他做皇帝立下汗马功劳，但实际上没有治国能力的刘防、郑译等人，使用了高颖、苏威、李德林等一批真正能帮他治理国家的人才。在他巩固统治的同时，他所使用的文臣武将都获得了高官勋爵，但他们又引起了杨坚的猜疑。
至杨坚晚年，开国功臣、平定三方武装反抗的地方将领、南平北抚的文武大将、帮他在中央主持一系列改革的重臣，已所剩无几，或遭杀戮，或被废弃，大部分都没有明显的恶迹，只是充当了杨坚猜疑的牺牲品。
梁睿本是北周旧臣，在征讨王谦时有大功，出任益州总管。只因他在益州颇得人心，杨坚便怀疑他有发展地方割据之意。梁睿也深知杨坚怀疑自己，便主动辞去益州总管的职务，到长安去做京官，接受杨坚的直接监督。终因遭致非议，被免官。
王世积也是北周官僚，在平尉迟迥和灭陈时，数有大功，进位上柱国。王世积亲眼看到许多功臣被杀，从此嗜酒如命，不参与任何政事。
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杨坚征辽东，以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回师后被任命为凉州总管。这时，王世积的一个亲信皇甫孝谐犯罪，被官府缉捕，投奔王世积，王世积没有接受。皇甫孝谐被捕，判以发配，为报复王世积不肯包庇，便诬陷王世积谋反，杨坚明知并无任何根据，‘仍下令处死王世积。
虞庆则也是北周旧官，因在安抚突厥和灭齐中曾立大功，颇受杨坚赏识，位至尚书右仆射，成为除皇帝外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李贤叛乱，杨坚指名要虞庆则为行军总管。在回师途中，虞庆则曾指着一个地方说：“若在这里有一个合适的人驻守，只要有足够的粮食，便难以攻破。”杨坚便以谋反罪杀死虞庆则。
高颖是杨坚作为治国之才拉为心腹较早的一个。高颖原本是独孤信的部下，被赐姓独孤。杨坚的妻子是独孤信的女儿，故杨坚和高颖的关系一直很融洽。杨坚代周，高颖是高参；杨坚做皇帝，高颖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是掌实权协助杨坚治国的第一号人物。政治、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决策，杨坚都得之于高颖。
高颖是杨坚长期依赖的亲信，也是最得力的助手。杨坚对高颖也非常信任，常把高颖比作镜子，说他可以矫正自己的过失；有人说高颖的坏话，一律不听，甚至治告状者的罪；封官职、爵位都到极限，赏赐的财物更是无数。
至开皇末年，杨坚对长子杨勇越来越不满意，准备把帝位传给次子杨广。高颖并未领会杨坚的意图，反对废杨勇而立杨广。杨坚为削弱杨勇的力量，要从东宫挑选卫士，高颖不同意。因为杨勇的女儿是高颖的儿媳妇，若杨勇继位，高颖则是地位显赫的皇亲国戚。
杨坚是以外戚身份谋取帝位的，故对此非常敏感，认为高颖坚持让杨勇做皇帝并为其着想实是想步自己的后尘。后以王世积之事株连高颖，便罢免了他的左仆射职务和上柱国勋衔。
有人告高颖有谋反迹象，杨坚没做任何核实，就信以为真，只是不愿落个连续杀戮功臣的名声，才没有杀死高颖，而是剥夺了他的全部官职，贬为平民。
为树立自己的权威，杨坚在宫廷中长期放着杖棒，稍不如意，则当场施以杖刑，有时一天就要打好几个人。杨坚还常嫌持杖者下手过轻，怀疑他们手下留情，便要推出杀头。故宫廷中常有人死于杖下。
以史为鉴
对于那些强权者来说，权势就意味着一切。在封建社会的权力斗争中，权欲与人性时时交锋，往往是权欲胜，人性败。当我们捡起失败者的头颅审视的时候，也许可以发现一点点的人性：当我们仰视胜利者的微笑时，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权欲。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不做那个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定要从中学会做人的心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