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70万个生产队70万条，都登出来，一个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登1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1年，就是1星期，那也要灭亡的。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走！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仅有30公里，相当危险，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
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如疾风吹袭的庐山松涛，在“众神仙”耳畔轰响，而且越来越凌厉，越来越苛严了。会场的空气近乎凝固。
在谈到怎样看待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时，他说：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在去年11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12月武昌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今年1月北京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2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3月底、4月初上海会议上提出意见，而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这些同志为什么不在那时候提，而在这时候提？因为他们的一套，那时提不出。如果他们有一套正确的见解，比我们高明，在北戴河会议就提嘛！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决了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来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因为他们感觉现在不提再等几个月以后，形势会更好转，时机过了，就更不行了，故急于发难。
接着，他把彭德怀等人在会议期间的发言摘要有重点地扯出来进行剖析：我们的缺点和错误的确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着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到错误的方向去。彭德怀讲“有失有得”，把“得”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的。有人把张闻天7月21日的发言作了一番统计，说发言长达万言，但讲成绩也只有270个字。以成绩作幌子，专在“但”字后面做文章，仅“但”字就有39个，其中只有一个好“但”字。又有3个“危险”，12个“紧张”，108年“损失”……
他严厉指责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纳领”，其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错误，而是有组织的、有准备的、有目的的”。“他趁我党处在国内外夹攻的困难时候，向党进攻，企图篡党，成立他的机会主义的党”。
他带着情绪谈了自己的“错误”和责任：
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600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也觉可行。我6月讲1，070万吨，北戴河搞到公报上，从此闯下大祸，几千万人上阵。所谓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
讲到这儿，他的声音硬咽了，他的眼睛湿润了，那只夹着烟卷的大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颤抖。
全场一片肃静。一颗颗被摇撼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他任随自己的意识流在历史与实现之间奔逐：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给我分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是分担一点。谭老板（指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着欧洲革命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也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如讲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庆施喊：有！）是否比我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1，070万吨钢，几千万人上阵，得不偿失，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
我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我们检讨了多次，你们没听到？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毛泽东讲到这里打住了，续上一支烟贪婪地吸着，眼睛迅速地巡视一下会场和左右，意思是说：我的话讲完了，你们谁讲尽管讲。
然而，全场鸦雀无声。一个巨大的心理磁场把人们紧紧地钉在了原地。全体与会者的头脑停止了思维……
毛泽东以他的宏大的气魄，以他的被领导核心赋予并被全党认可的“最后决定之权”的力量，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由纠“左”急剧转向反右。没有异议，没有争论，会议迅速凝结成为一个声音：反右！反右！反右！
顷刻间，一切都动摇了！一切都重新组合了！一切都明朗化了！一切悬而未定的命运频频寻找各自的择抉和归宿！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最信得过的几位“左”派人物，趁机发挥起“机关枪”、“迫击炮”的作用，大打出手了。柯庆施、康生，还有那位自称“野云闲鹤”的陈伯达，纷纷发言，对彭德怀的“错误”作理论上的阐释，或补充“事实”上的例证，极尽造谣惑众、挑拨离间、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之能事。
此时的彭德怀，完全被突然的事变搞懵了，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时间恍恍惚惚，神情憔悴而痉挛。
啊，庐山颤栗了！
“哗--”被扯掉纽扣的褂子扔在了藤椅上。他伫立在窗前足足有半个时辰了，浑身肌肉不能自抑地簌簌颤抖，太阳穴边弯曲暴涨的青筋抽动着，两道混浊的泪水流过微显浮肿的脸颊……
这是他有生以来所经受的一次最重大的打击。革命之前，他受过压迫和虐待；战争岁月，他受过进攻和包围。但是，那时候他可以愤怒，可以呐喊，可以反抗；那时候他是和人民一起受苦，面对的是人民共同的敌人，他的精神被强大的后盾支撑着，他很充实，很自信，很乐观。而现在，他受到的是自己最崇敬的伟大领袖、人民的大救星的谴责，并将因此而受到自己一向引为父母的人民的谴责，他不能愤怒，不能怨恨，不能反抗。他的精神忍受着残酷的折磨，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灼灼燃烧。
他凝神静思，那混浊的眼睛布满血丝，耳畔轰响着那和他一样的浓重的湖南口音，那字字句句犹如阵阵惊涛骇浪，一遍遍地打击着他的心灵之岸……
他想不通啊！他一次次地将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动机仔细回想，反复思考，左右衡量，无论如何觉得自己没有想错，没有说错，没有写错。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党的章程所规定的一切原则！
他怎么也想不通！他每根血管里沸腾的热血像着了火。喝水杯子被他麻木的手紧紧攥着，沉重地举起来，在半空中略一停顿，然后猝然劈了下来……
散会回来，他没有去吃午饭，没有和任何人说起会议的内容，就这样苦苦地在屋里闷了几个小时。
景希珍以为他连着熬夜，身体出了毛病，就悄悄请来了医生。他走到彭德怀身边轻声说：“彭总，医生来了，您检查一下身体吧！”
“检查什么？我没病！以后不要叫医生了。”他一口回绝，睁大着呆滞的眼睛看着天花板。
晚饭，他又没有吃。
迎着血色黄昏，他独自走出屋子去散步。路上碰到一个老同志，这位老帅主动向他打招呼：
“老彭，我正要找你呢！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彭德怀说：“哎，我听天由命，随便吧！说我‘急于发难’，听来似乎很合乎逻辑，但不符合事实，我接受不了！两次郑州会议我只参加了一次，因为接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武昌会议上，我虽然同意主席指定公布的数字，可我当即就提出了自己还是怀疑的看法。上海会议上，我提了意见，主席还批评过我。至于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我根本就没参加！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主席列举的一大堆罪状，我看是子虚乌有，肯定有人在他眼前使了手脚！”
他们并肩漫步在小径上。
“老彭啊，主席的话可不是一般说说而已，应该从思想上好好考虑才是啊！”
彭德怀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
“老彭，现在看来，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了。哎，要是不写那封信该多好，惹主席生那么大的气！”
彭德怀说：“反正我没什么可考虑的，我没搞阴谋，我有什么就说什么嘛！”
“老彭，主席的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原则高度，你应该慎重考虑一下啊！要顾大局嘛！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个书面发言。”
彭德怀说：“我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
“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
彭德怀说：“我没带秘书，只带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
这位老帅沉默了：是啊，思想不通，怎能写出检查呢？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彭德怀正走着，忽听背后有人说话。他一征，只见康生边向他靠近边说：“这件事太重大子，彭总也应该注意一下身体，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不犯错误！”
彭德怀听了这番充满感情的话，不仅没有感到温暖，反而心里泛起一阵恶心。他一声没吭，大步流星地往回走去。康生尴尬地愣在了那里。
归途中，彭德怀又碰上了张闻天。二人相对而立，都觉得有满肚子话要说，可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各自低下头望着同一条小径。啊，还是昨天走的这条小径，时隔一日，却今非昔比了。
张闻天突然四下张望，紧张得有点神经质：“彭总，咱们不能再讨论了。我们总结经验，人家扣帽子。”
彭德怀却很镇静：“为什么不能讨论？真理就是真理，弄清一些糊涂思想也好嘛！”
张闻天痛苦地摇摇头。
二人匆匆话别，各自走开去。
彭德怀刚进屋，朱德、杨尚昆、王震、肖华、王恩茂等人相继前来看望。他们都劝慰他要想开些，要保重身体。
此刻，他们和他的心情一样沉重，除了这些安慰的话，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时，王承光送来了西藏军区要求增加运输车辆的电报。彭德怀立即拿上电报到隔壁房间黄成诚的住处去商议。
刚推开黄克诚的门，就听见黄克诚在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此时黄克诚根本无法相信那垂天大网会把他也包罗进去。
彭德怀悄然进到屋里，已来多时的周小舟、周惠、李锐马上站了起来。周小舟迎上去说：“彭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50步了……”
彭德怀淡淡地笑笑：“50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糊涂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嘛！”
屋里陷入一片沉寂。
彭德怀与黄克诚商量完西藏军区的电报后，径直返回自己的住处--他哪儿也不想再多去了！
他坐在办公桌前，凝思良久。突然，他拿起笔，铺开纸，快速写道：
我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即意见书）7月16日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会同志。至7月22日，各小组经过6天的讨论，对信完全同意的，只有一个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也只有一个同志。其余在发言中的大多数同志是基本上同意的。但还有一部分同志，还没有发表意见。至如（于）我写这封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写给主席作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原则。因此，国内在经济建设中，出现许多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它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国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造成）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
这就是他受到严厉批评后的当晚写下的一篇日记。尽管这篇日记在当时鲜为人知，而今天却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它验证了一个共产党员遭受弥天大辱时恪守真理的坚贞信念，验证了他预感到国家和民族将要蒙受灾难时所作的警言！
写完日记，他静静地躺在床上，没有关灯，没有关门，说不清什么样的情绪啃噬着他的心……
屋子里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凝重的，只有从山岭缓缓飘来的不倦的松涛倾诉着不可言喻的悲凉，只有办公桌上那只上紧了发条的闹钟迈着“嚓嚓”的脚步，艰难地向明天行进。
新的一天（7月24日）开始了。彭德怀用凉水擦擦脸，慢慢走出屋子，在门口打起太极拳。
这时，昨天同彭德怀谈话的那位老帅与另一位老帅相偕而来看望他。
“老彭，你昨天考虑得怎么样？”
“我考虑好了，我的看法没有错！”
“要有新的认识才行啊，老彭！”
“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彭德怀狠狠拍了一下大腿，忿忿地踱着步子，“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
“那你写信前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
“噢，只有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这儿谈了些湖南的具体工作情况，我跟他说我准备写信给主席，根本没有谈及内容。此外，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提起过写信的事。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这儿坐坐，有时散步时碰上，也只是谈了些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有涉及到写信的问题。黄克诚同志上山很晚，我除了和他商量军委的事情外，什么也没有谈过。至于说他上山后发言同意我信中的观点，我根本不知道。”
“老彭呀，说到底你只有认了。形势所迫，非同小可呀！有人已把问题扯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来了，而且得到主席认可。既然说得这么严重，所以为了我们党和主席的威望，你只有……”
说到此，三人都热泪盈眶，沉默了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