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提起王伦这个名字，怕未必马上意识到是谁，但一加上“白衣秀士”，立刻就明白，而且会在脑海里跳出一个气量褊狭，容不得人的人的形象。
“白衣秀士”，原指尚未及第的士子，从字面推敲，本无贬义。但经《水浒传》一用，就成了带有否定意义的专属词汇，一是专指《水浒传》中的王伦，二是泛指类似王伦式不能容人的小人之辈。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要给你鼻子上抹块白，千秋万代也洗不干净。一提奥赛罗，便是嫉妒的同义词，一提麦克白夫人，便是欲望与恶的代表，一提葛朗台，最好别同他谈钱，一提奥勃洛摩夫，便意味着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去干了。
《水浒传》里有许多反面人物，王伦是着墨最少，却是最成功的一个负面典型。因此，我们常说的不朽，很重要的方面，就包括这些大师所塑造出来的一个个人物形象，能够长期地，活生生地在人们口头上存在着。当前有许多名作家，看来准定不朽无疑，研究会，纪念馆，在活着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供人瞻仰了。但大多数读者，并不记得他写了些什么作品，而即使记得一部两部作品的书名，又想不起来写了些什么内容，这种带引号的“不朽”，基本上属于自得其乐的事情了。
现在，文坛上很有一些人，喜欢这种自得其乐的****出来的“不朽”，加上三五知己的熨帖，情人孪友的偎抱，便飘飘然不可一世，恨不能把文坛荡平了。当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不怕多几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狂徒。但一定要以王伦为师，对同行，采取排斥而不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就大可不必了。
文坛并非梁山泊，就那么方圆八百余里的一块地盘，完全可以你写你的，他写他的，是一个各不相干，或各自相安的局面。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其实倒是写作人的一条基本守则。但此等好汉，只许他好，容不得别人好，别人一好，他就受不了。总是要跳将出来，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胸脯上的黑毛，不练自家功夫，偏好去管别人的闲事。他们甚至不敌王伦，至少这位白衣秀士，在他的既得利益未受到威胁前，也还是安居山寨，不在江湖上自封大师，自我加冕，自夸不朽，自吹传世的。
王伦，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要是细细考究起来，不完全是《水浒传》里描写的那样一个人。
宋人蔡绦在他的笔记《铁围山丛谈》（卷第一）里，提到了他。“当宝元、康定（1041年）之时……会山东有王伦者起，转斗千余里，至淮南，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这和《宋史》载徽宗宣和三年（1120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应该不是一回事，因为两者之间，至少相隔七十多年。但到了文学家手里，这时间差便不存在了。于是，在蔡绦眼里“转战千余里”的王伦，就成了施耐庵、罗贯中笔下的心胸狭窄的白衣秀士了。
但蔡绦记载的可信程度，自不弱于正史。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文人，而是奸相蔡京的季子。据《宋史·蔡京传》，宣和六年蔡京再起领三省，至是四当国，时年78岁，“目昏眊不能视事，悉决于季子绦。凡京所判，皆绦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从以下皆迎揖”。这就是说，蔡京的内阁长官的工作，实际上是由蔡绦承担的。因此，他笔下对于王伦的评述，当是依据官方正式文本而来，其权威性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由此而知，一，王伦和宋江都是从山东地区，揭竿而起，啸聚梁山泊，反抗宋王朝的起义农民队伍。但王伦规模大，转战千里，一直打到淮南，声势很大；宋江规模小，最远进入海州，即今之鲁苏接壤处。二，两人的结局虽不一样，王伦被捕杀，宋江被招安，但他们起事后的作战方式，进攻策略，设立根据地，完善集团内部体制方面，基本上相类似。
因此，说王伦是一位先行者，不算过分。而宋江，不过是将他未竟的事业，再付诸实施一次罢了。在中国历代农民革命运动中的这种传承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同在宋代的王小波、李顺，钟相、杨幺；稍早的如唐代的王仙芝、尚让、黄巢；稍晚的如明代的张献忠、李自成。所以，王伦是宋江精神上的导师，实际构成前仆后继的关系，大概比较贴合的。
但《水浒传》成书以后，那位先行者，便化为最早在梁山泊里落草为寇的首领，也就是绰号为白衣秀士的王伦了。
从小旋风柴进的口中，我们知道白衣秀士王伦，和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还包括旱地忽律朱贵，大概比较早地就在梁山泊里，建立了农民革命根据地。“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多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从朱贵对林冲所说：“山寨中留下分例酒食，但有好汉经过，必教小弟相待。”以这两人的言语考量，一是敢于吸收天下造反之人，二是能够礼送过路英雄好汉，看来王伦并非嫉贤妒能之辈。作为头领，井井有条地维持山寨的正常运转，也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从王伦面对林冲入伙这样一个棘手问题时，寻思道：“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我以为是正常的反应，但从此开始，他便固定在白衣秀士这样一个狭隘偏窄，排斥异己，自以为是，无法容人的角色上了。不及第是王伦的致命伤，所以，当林冲水寨大火并时，双眉剔起，两眼圆睁，也是抓住他的这个其实算不得什么弱点的弱点：“谅你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
每次读《水浒传》，至此，常常放下书来，惶惑不解。梁山泊不是翰林院，不及第或者落第，胸中有没有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套用《水浒传》人物的习惯用语，用得着扯这个“鸟”淡吗？王伦自己这样自卑地看，林冲和别人也这样轻蔑地看，这是个很奇怪的思维方式。这也许是中国人的弱点了，喜欢给活生生的人，系上许多不必要的扣，扣上了，再也解不开。你都造反了，你都不买宋家赵姓皇帝的账了，你已经不是他们的臣民了，还按他们的什么规矩行事呢？
这就和文坛上一些人，写了作品以后，一定想方设法，要请别人叫好，是属于同样的灵魂上解不开的扣。创作是自己的事，无须他人置喙，写得好或不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哪个作家心里，都是明镜似的。一定要把书送过去，书里还夹有一个信封，信封里还夹有一张或两张花花绿绿的纸。其实，你自己有把尺子，又何必多余再找把尺子呢？你写了，就不必在意别人说好，或者说不好。何况，说好，难道就真好吗？说不好，当真会天塌地陷吗？
由于这样的扣，王伦的行情，从来没有被看好过，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包括现在，都抓住他的这个不及第秀才，从心底里鄙视他。我已记不得从哪部稗史演义上看来的了，要是武松不干掉西门庆和蒋门神，梁山泊有这两扇门的话，就万无一失了。连这两个恶霸，都有可能成为英雄好汉，我可真替王伦十分地抱屈了。平心而论，说他是一位有识有见的英雄，不算过分。
且让我们来为他评功摆好一番：
第一，他比晁盖，宋江“革命”早，先到梁山泊，先打起义旗，资历，即使在革命队伍里，也是本钱；第二，他不是像晁盖，宋江等被官府捉拿，逼上梁山的被迫“革命”，而“因鸟气”，这个不第秀才，才愤而上山造反，属主动“革命”；第三，要不是他选择梁山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后来也不可能使晁盖、宋江这帮农民起义者，立足于此，跟朝廷对抗，成就一番事业。溯本追源，王伦选择西逼都城开封，东临河海之滨，南向江淮鱼米之乡，北上燕北平川之地，建立了这样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据地，不能不承认他有相当了不起的战略眼光，这是王伦最主要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