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英国的专利和英国的奖
1942年，我来到了伯明翰。
伯明翰是英国精细工业集中的城市，是英国精细工业中心，昌司玻璃公司就设立在这里。我在昌司公司的职务是研究实验部的物理师，我与另一位物理师共同负责进行玻璃发展方面的研究。直到1948年回国为止，我在昌司玻璃公司工作了整整六年。这段时间是我在英国期间收获最大，也是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个时期。昌司公司的这段工作经历为我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为我后来回国开展光学事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以说，昌司的这六年使我终生受益。
那么，昌司究竟给了我些什么呢？
首先是眼光。我来到昌司后，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学科的最前沿。我必须站在这个位置上，时刻关注学科的发展现状，掌握学科的最新动态。不仅如此，我还必须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对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这种工作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所培养的决不是普通的科研素质，而是那种具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超前意识的战略科研素质。
其次是观念。很长时间以来，在科学领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所谓纯科学的观念，认为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是纯理论过程，是高于一切的。因此，往往重视理论科学而轻视应用科学，重视科研理论而轻视生产成果。昌司把我一下子送到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点上，使我看到了科研与生产的紧密关系，看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从而使我得以及早地从学院派的传统观念中摆脱出来，为我树立科研为工业为生产服务的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点极为重要的，就是昌司赋予了我一个特殊的学习环境，培养了我不同于一般留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一般留学生走的都是一条从国内大学到国外大学，从这个实验室到那个实验室的道路。而我则是从理科到应用科学，到昌司以后又进入了工科，进而接触到原材料工业，这使我摆脱了从前那种只埋头于书本、实验室的状况，知识面大大地丰富起来。使我的各种能力包括实际工作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工程技术管理能力、协调科研与生产关系的能力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到昌司后不久，我就与我的英国同事一起对玻璃行业的现状进行了研究。经过认真地分析，我们预见到稀土光学玻璃具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便及时地开展了稀土光学玻璃的研究。这一项目的开展，使昌司成了英国最早进入稀土光学玻璃领域的厂家，也使我们两个成了英国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的人。我们的研究成果在英国获得了专利。
在昌司工作期间，我还研究了光学玻璃的光谱吸收与退色；研究了B2O3组分对光学玻璃折射率的影响；研究了光学玻璃不同退火条件对折射率、内应力及光学均匀性的影响；改进了退火样品折射率微差干涉测量方法；……。虽然由于当时的保密原因，我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没有机会得以公开发表。但我设计的V-棱镜精密折射仪还是获得了“第一届英国青年仪器发展奖”。这项奖是由英国科学仪器协会颁发的，第一届奖励了三个人。直到1966年，英国《科学仪器展览会》在我国天津开幕时，还展览了我设计的V-棱镜精密折射仪。当时，英国专家向参观展览的人们介绍说：“我想告诉你们，这台性能非常好的仪器是在四十年代由昌司玻璃公司设计出来的，而设计这台仪器的是一位中国人，他为此而获得了“第一届英国青年仪器发展奖”。至今，这种V-棱镜精密折射仪仍是光学玻璃实验室和工厂延用的基本测量仪器。”
有一位青年科学家说，他发现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这一辈真正留过洋的老科学家中很少有崇洋媚外的心态。他问我是不是这样？
我想了想回答他：“我们这些人好象都不大会有的。”
“为什么呢？”他问。
我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说：“可能是因为我们清楚哪些是该羡慕的，哪些是不该羡慕的吧？”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还可能是因为我们了解他们，曾经与他们共过事，大家彼此彼此吧？”
他又问：“是不是因为你们曾经同他们面对面地较量过，知道他们不是对手呢？”
我笑了，我说：“这种事情不大好说。总之，有一点我们心里是很清楚的，很有底的，就是真正做起事情来，我们中国人决不会比人家差。”
我想，其实崇洋媚外与妄自尊大一样，绝对是一种盲目的心态，是非理性的。洋鬼子也同鲁迅先生笔下的土鬼一样，只听人说起没见过时最可怕，待到真的面对面较量的时候，就说不上是谁怕谁了。
紫罗兰和高个子的苏格兰小伙子
八十年代中，我去英国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我原准备一到英国就去看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汉德（W·C·Hynd），但因为会议议程安排得太紧张，实在抽不出时间，就只好先忙会议了。会议结束前，我请英方替我先同汉德先生联系一下，告诉汉德自己明天要去看他。只一会儿，负责联系的人就回来了，来人脸色阴郁地走到我面前，用低沉的声音说：“对不起，王先生，我……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你说……”我诧异地抬起头，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紧紧地抓住了我，我紧张地注视着来人，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来人艰难地换了口气接着说道：“非常遗憾，我不得不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汉德先生在昨天突然逝世了。”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把我击倒了，我跌坐在那里，半天没说出话来。
一夜通宵未眠。一闭上眼睛一个苏格兰小伙子坦诚开朗的微笑就出现在我面前。我与汉德半个世纪的交往如同一本保存完好的旧画册，一页一页清晰地从我眼前翻过……
汉德是我在伦敦大学时最要好的同学。他是一个长得很帅的苏格兰小伙子，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脸上永远带着一副坦诚开朗的微笑。汉德出身于平民阶层，上伦敦大学以前一直在玻璃厂工作。他没正式上过大学，是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大学资格认定的。后来，汉德所在的工厂发现这个小伙子很聪明，很有培养前途，就把他送进了伦敦大学应用光学系来深造了。在大学里，汉德各方面都很活跃，功课也好。他非常愿意与我在一起研究问题、探讨课题。
那时，我常给汉德讲自己的祖国，讲祖国的古老文化，讲祖国现在的悲惨处境，讲自己渴望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有一次，我请汉德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那家餐馆附设有一个专门经营中国民间艺术品的小商店。吃过饭后，我便带着汉德细细观赏那些精美的中国工艺品，兴致勃勃地一一为汉德做着介绍。直把汉德看得目瞪口呆，赞不绝口，从此汉德便深深地为中国民间艺术所折服了。后来有一天，汉德突然来找我，说他要订婚了，他想在订婚时为情人选择一件精美的礼品，就想起了那些精美的中国工艺品。汉德恳切地请求我一定要帮他在中国艺术品中选出一样东西送给他未来的妻子。他说他认为只有中国艺术品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品，只有中国的艺术品才配送给自己最心爱的人。我很为汉德对中国艺术的迷恋所感动，就精心挑选了一幅苏绣送给了汉德。那幅苏绣非常漂亮，上面刺绣的是一簇清新淡雅的紫罗兰花，素白色的背景上，紫罗兰姿态优雅地伸展着腰身，羞涩地摇拽着一朵朵淡紫色的小花，于动人的娇美中透出一派高贵脱俗的气质。上面绣着几只飞燕，旁边还绣上了一行字：燕语呢喃戏紫藤。我把这行字翻译给汉德听，并告诉汉德，苏绣出自于我的故乡苏州，她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名绣之一。
在学校时，我曾与汉德共同制作过一个胶合镜头。这个胶合镜头是由两个镜片粘合在一起制成的。我和汉德各自研磨抛光加工了一个镜片，然后把两个镜片紧紧地粘合在一起，加工出一个完整的胶合镜头。我们合作得很成功，做出的镜头效果非常理想。当时，汉德曾经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友谊的象征，说我们的友谊就象这个胶合镜头一样，紧紧地连在一起，永远不会分离。
毕业后，我和汉德还一直保持着联系。在英国的整个期间，我们之间的交往始终都很密切。汉德十分了解我发展祖国光学事业的心愿，十分钦佩我的才能，所以，后来汉德才积极创造条件，竭力向昌司公司老板推荐我，使我得以进入昌司公司工作。我十分珍惜汉德对自己、对自己祖国的这份情谊，我始终把这份情谊深深地记在心里。
但回国后不久，我就主动与汉德中断了联系。不是无情，是无奈。我总想等一等，等情况好一些时再与汉德联系，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浪潮，搞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想莫名其妙地牵扯上一个海外关系，谁也不愿意无缘无故地被扣上一个里通外国的帽子。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断就是三十多年！
改革开放以后，与外面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有一次，我前去参观一个英国举办的展览会，走着看着，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展台竟是昌司公司的。没想到昌司公司也来参展了！我愣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叫了一声；汉德！随着这声呼唤，那埋藏在心底的久远的友情突然间澎湃起来。我有些冲动地立刻找到昌司公司派来的参展人员，迫不及待地向他们打听汉德的消息。没想到，昌司公司的人一听说我就是王大珩，立刻高兴地拉住我的手连声说道：“可找到你了！可找到你了！”原来，他们都知道我，都知道昌司曾经有过一个中国物理师，名字叫做王大珩。他们说汉德常向他们提起我。
重相逢时，我和汉德都已是年愈古稀的七十老叟了。我是利用去英国开会的一次机会与汉德再见面的。当时，汉德早早就跑到火车站去接我，一见面，我们两个老头子就久久地拥抱在一起了。汉德一定坚持要我住在他的家里，他说为了欢迎我他把儿子媳妇全家人都叫回来了，他们要好好团聚一下。进了家门，我的眼前突然一亮，一幅清新淡雅的紫罗兰迎面悬挂在客厅正中。几十年过去了，紫罗兰仍旧那么高雅清丽，仍旧那么娇美新鲜。我走上前去，轻轻地抚摸着这幅显然一直被主人精心珍藏着的苏绣，心中不由感慨万千。汉德太太很自豪地告诉我说，许多人都以为这是一幅中国画呢。每当有客人称赞这幅画画得漂亮的时候，她就会得意地让客人走到近前去仔细看一看，她就会告诉客人这是一位中国朋友送给他们的中国苏绣，告诉客人苏绣有几百年的历史，是中国名绣之一呢！我听着，一股暖流便缓缓地从心底汩汩流出。
象当年一样，我留宿在汉德家。也象当年一样，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相抢着话头谈到很晚很晚。汉德很有成就，他是世界上首先把浮法玻璃的成果工程化，使其发展为生产线形成产品的人。在当时，这项工程是英国的一项国家级重点项目，汉德为此曾荣获了一项世界玻璃工业方面的发展奖。我很为汉德的成就感到骄傲。那是我们俩相聚的最后一个夜晚，第二天我们就分手了。分手时，汉德问我，我们还会见面吗？我肯定地答道：会的，我一定会再来看你！汉德就笑了，仍旧是那种坦诚开朗的微笑。
我没想到汉德会等不到与我再见上一面就去了，没想到我千里迢迢赶到英国来只是为了参加汉德的葬礼。我一直在自责，很后悔没有一到英国就与汉德取得联系，只差了两天！谁能想到，两天的时间就会差出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生死界限！
我以为在汉德面前自己的心永远不会再安宁了。但是，当我站在汉德面前，看到安祥地躺在鲜花丛中的汉德，看到凝固在汉德脸上的那坦诚开朗的微笑时，我的心却一下子平静了。我突然明白了，汉德是希望我来为他送行，一直在等着我来为他送行的。汉德一定是有意让我来出席他生命的最后典礼，为我们半个世纪的异国友谊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也许，这一切原本都是汉德早就安排好了的。
我轻轻地走上前去，为汉德献上了一束清香淡雅的紫罗兰。
莎翁故乡的决定：回国去！
在英国期间，我与几个房东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都是一些很淳朴很善良的普通英国老百姓。他们象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外国学生。招呼我们休息，招呼我们吃饭。有时候，一个家庭里同时住着几个不同国籍的留学生，就会出现一些很有趣的情形。吃罢晚饭，全家人和房客们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口音交织在一起，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话题纠缠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看似怪异但却很温馨的，看似生硬但却很和谐的一个充满情致的傍晚。
英国是一个等级观念很强的国家。它习惯于严格地按照人的出身、职业、身份、地位把人群划分成不同的阶层，或贵族，或平民，或上流社会，或下流阶层。在这里，不同层次的人群各自有着不同的活动圈子，很难相互交叉，绝少互相来往。我们这些留学生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我们工作在属于上流社会的高等学府，但却栖身于属于下流阶层的平民家庭。我在英国的十年间几乎一直住在这样的平民家庭中。这是一种双方都认可的互补方式。对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的留学生来说，只能租得起这样的便宜房子。而对生活在底层的英国平民来说，若不是生活窘迫，也不会为了几个房租钱而在自己的家里接纳我们这些来去匆匆的穷房客了。这种状况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能使我们这些人虽长期置身于英国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等上流社会，却始终不失平民气。
那时，在中国留学生中我与李熏很合得来，来往也比较多。李熏比我年长，当时就已经在冶金方面很有成就了。他在二战时期成为世界知名的钢铁冶炼专家，曾担任过雪菲尔大学冶金系研究室主任。与我关系比较好的，还有与我同时考取留英物理专业的彭桓武。彭桓武在英国期间不仅取得了博士学位，还被聘为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