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最忌讳的是人云亦云。我们认为“坚持差异化研究”是一切研究的灵魂和准则，做不到这一点，人品就一定有问题；我们还认为做大学问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学问做到最后比的就是一个人的胸怀和格局，一个人的没有大胸怀和大格局的人绝对是做不出大文章的。
“学问乃大丈夫事”是著名学者君山先生提出来的，他十分倡导学品即人品。
外国人能思想到的东西，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古代人能思想到的东西，现代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如果某一种思想的确是我们根本就不能思想到的，必须进行人格依附，那该一种思想对我们有何意义？更重要的是，该一种思想的提出者或创始人是不是人？如果是人，为什么他能思想到而我们就思想不到？如果不是人，他是谁？请给个答案！回答是：学问乃大丈夫事，人格依附是靠不住的！
做学问的第一态度就是独立而深入的思考！
这当然不是说不要读书，而是强调：读别人的书，目的只在于辅助自己的思考，绝非为读书而读书——可借用“中外名家系列讲座”一句主题词来讲：“激荡人们思考，而不是代替思考。”
夫子说得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应该说，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的危险更大，殆只是疲殆，罔则是迷失。从现实看，特别是在知识爆炸而且图书泛滥的当今，学而不思的风险更高，大部分学人最后都把自己的脑袋整个献祭，成为别人理念和概念的跑马场——所谓独立，谈何容易！
这也正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历来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人们自以为懂得别人的思想，读了老子的书，以为懂得老子；读了孔子的书，以为懂得孔子；读了释迦的书，以为懂得释迦；读了斯密的书，以为懂得斯密。其实，这可能都是幻象，最重要的是懂得自己，只有懂得自己，才可能懂得别人；一旦懂得自己，别人的东西不懂而通，甚至用不着去读别人的书，正如佛家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所强调的：“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就学问而言，原则上讲，一切依附都是靠不住的。真正的学问——返本归源，正本清源，天地正气！
文化贴牌是目前思想界的悲哀。
讲包装弄贴牌搞投靠，实际上是市场营销的基本法则，能够大大降低一个新产品的上市和销售成本。营销界有句顺口溜：“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服务，一流企业卖品牌。”这应该是有道理的，特别是产品过剩的当今，品牌更显得弥足珍贵。这恐怕也正是贴牌销售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原因吧。
有趣的是，思想界也存在讲包装弄贴牌搞投靠的现象，不独中国，也包括外国，但中国思想界似乎更严重些。海归派“言必称希腊”，还不是称希腊全部，而是希腊局部，如果自己是伊曼努尔·沃伦斯坦的学生，动不动就中心与外围，甚至拿沃伦斯坦压人；如果自己偏好于米尔顿·弗里德曼，动不动就自由与市场，甚至拿弗里德曼压人。百年来，中国思想界主要是依附外国输送思想，尤其是欧美，无论****和****，都没有超越“依附人格”。
当然也有本士派，但不幸的是，本土派也不能超越依附人格，区别只在于：海归派是一个个“言必称希腊”，本土派则一个个“言必称春秋”。汲汲于儒家思想就称“新儒家”，偏好于道家哲学的就称“新道家”，喜欢法家体系的就称“新法家”，喜欢墨家理念的就称“新墨家”，甚至还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
从推销上讲，讲包装弄贴牌搞投靠，来点人格依附，是可以理解的，它至少存在这样两大功能：一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我的思想倾向，我是什么样的想法，我主张什么，我的个性特征在哪里，牌子一贴，一目了然；二是别人更容易切入和理解我的思想理念，举凡思想上的品牌，思想界皆有一定的了解和群众基础，贴牌销售，能够迅速发现自己的顾客群。
事实上，贴牌销售古已有之。据考证，作为中医之圣典的《黄帝内经》原本诞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并非黄帝所作，但为什么假托黄帝之口乃至直接称《黄帝内经》呢？原因可能正如《淮南子》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践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思想贴牌就是没有人格。
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不幸的是，不像物质产品上的贴牌存在硬指标，可查可验可证，如果不符合该品牌要求的甲乙丙丁，就不予贴牌或加盟连锁，思想产品上的贴牌存在一个固有障碍：死无对证！
比方说，某自认为新儒家，写儒家的文章，注儒家的经典，撰儒家的著作，甚至提出一整套救世治国的儒家方案，乃至日常生活也儒服儒袍，全力弘扬儒家的思想与理念。可谁来认定某这一切就是儒家的东西或者说符合儒家的理念呢？原则上讲，只有孔夫子可以认定，因为夫子是儒家思想的开先河并集大成者，算是儒家加盟连锁的总舵主，可老人家已经离世两千多年，死无对证。
即便是孔夫子仍然活着，思想上的贴牌也会存在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一个成功进行了思想推销的大思想家，在他住世时，马克思主义就已经蔚成风气，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成为时髦。正热气腾腾时，马克思本人却意味深长地泼出冷水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加盟连锁掀翻于地。
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咱们要贴牌，可要贴的牌究竟是什么呢？品牌创始人死无对证，谁具有真正的解释权呢？贴新儒家的牌，可儒家的孔夫子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贴新道家的牌，可道家的老子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呢？贴新法家的牌，可法家的韩非子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呢？贴新自由主义的牌，可自由主义的亚当·斯密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诸如此类。
也就是说：在思想上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的时候，思想贴牌却带来一个思想史上的严重问题：该大牌究竟是一个什么意思？该大牌创始人的思想究竟是什么？这等于是节外生枝，把问题复杂化，不但要考据的文献一大堆，而且即便是考据了，可能也无济于事，还可能爆发新的难题，更何况考据几乎是没有尽头的，争议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更要命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贴牌呢？我们的自己在哪儿？思想上的人格依附难道真的不可避免吗？外国人能思想到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古人能思想到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如果某一种思想的确是我们根本就不能思想到的，必须进行人格依附，那该一种思想对我们有何意义？更重要的是，该一种思想的提出者或创始人是不是人呢？如果是人，为什么他能思想到而我们就思想不到呢？如果不是人，他是谁？请给个答案！
人格依附是不可能发现真智慧的。
从现实情况来看，思想贴牌常常是流于以大牌的名义兜售自家的私货！就我个人的观察，某些新儒家就是在以儒家的名义兜售自家的私货，虽然他们自认为是儒，甚至也的确能够高谈阔论儒家的思想，但充其量也只是子夏所提到的“小人儒”，无论是胸襟格局，还是气象举止，都离儒好一段距离。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包括宗教史在内，最典型的以大牌的名义兜售自家私货的案例，可能要算基督所面对的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他们不仅是正统的贴上牌的加盟连锁者，而且形式上也做得一丝不苟，无论是读经，还是祷告，抑或是守戒。但他们其实都偏离上帝的道，用基督的话讲就是：用嘴唇尊敬，心却远离。
所以说，思想贴牌表面上是投靠和依附思想大牌，实质上却是让思想大牌为自己背书。这或许也正是马克思当年所指出的“请亡灵效劳”吧，“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这也再一次反证了“唯大英雄能本色”，大英雄敢于本色，不遮遮掩掩，不仅是更真实，或许也更接近真理。
退一万步，站到贴牌者方面讲，他们当然自我感觉良好，不会认为自己是在以思想大牌的名义兜售私货，而是会良好地感觉自己与思想大牌强烈共鸣，是隔代知音，乃千年神交。首先应该肯定，贴牌者的良好感觉绝非空穴来风，思想上的加盟连锁还不比生活中那一些八杆子也打不着的攀亲粘故，其中的确存在一些理念上的相通和共鸣，甚至还可能是非常独特的。这原不是怪事，道理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外国人或古人能够思想到，中国人或现代人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任何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都能够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大牌那里找到某些相通或共鸣。
思想大牌并无思想。
但贴牌者妄称理解思想大牌可能就有点一厢情愿了，纯粹就思想而言，真正理解某思想往往意味着对某思想的超越，因为真正的理解意味着你能够发现某思想的不足，甚至是准确地知道某思想应该往哪里发展。简单地说就是，真正的理解不仅意味着你知道某思想的来龙，更应该预示着你知道某思想的去脉，你对这里面的思想全局和逻辑连环了然于胸。
经济学是当世显学，亚当·斯密被奉为“经济学之父”，搞经济学的应该无人不知其名，无人不读其书，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国富论》。但可以负责任地表示，全部经济学界，真正读懂亚当·斯密的人可能没几个，根据在于：几乎没有后来人真正超越亚当·斯密；没有超越，谈何理解？
而尊敬的斯密先生是明明白白需要超越的！这还不是本人妄自揣测，而是斯密先生亲口表示的，“廉颇老矣”的时候曾对朋友说，他不只是有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思想，而且试图创建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从而系统地阐明人类活动这个大体系的整个过程、人类社会这架大机器的全部机制。可后来者谁做到了这一点呢？连回到古典经济学或人性重新思考的人都十分稀罕，更不要提创立更系统的思想了。
我们通常所谓对思想的理解远没有超越的高度，而只是停留在运用的层面。使用当然也是以一定的理解作为基础的，不理解怎么运用？但实际上还是够不上真正的理解，用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讲，这只是使用“范式”解题——最简单地说，照单抓药，如此而已。
曾有论者批判中国思想界“有学术无思想”，事实上，“有学术无思想”恐怕是思想界的通病，库恩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绝大部分专家学者的工作只是使用“范式”解题，都处在思想大牌的“范式”光照之下——换个角度一想也是：哪有那么多思想呢？
教由魔主，佛由自做。
从这一意义上讲，思想上的人格依附确实有一定的必然性。那是不是思想上的人格依附真的就不可避免呢？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情此势，正是分晓一种思想是不是真正高明的时候！
众所周知，自由民主被认为是普世价值和永恒追求，可究竟什么自由民主呢？简单地说就是人格依附的完全解除，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自由民主当然应该包括思想上的自由民主，因为思想无疑构成人最重要的灵魂部分。那是不是真的存在主动斩断人格依附的思想呢？
岂只是存在，实际上，越是高明的思想，越难以认定，越难以贴牌，越难以依附，甚至于越依附越远——真正透彻高明的思想毫不犹豫地斩断人格依附！观古今，看中外，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华哲学的儒释道，都旗帜鲜明地斩断人格依附，尤其佛家的禅宗更是突出这一点，不但提出“学佛三天，佛在眼前；学佛三月，佛在殿前；学佛三年，佛在西天”的“奇谈怪论”，而且发展到“呵佛骂祖”。
这实际上就是把人还给人自己，呼唤每个人自己思想，实现思想上的自由民主，即佛家所谓“教由魔主，佛由自做”！真正高明的思想，其目的非在突显思想发现者的高明，而是要发掘每个人自己的高明，让人自我发现并实现。
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一方面要博采众家，集思广益，但同时可能更需要独立而深入的思考，尽可能地防止人格依附，尽可能地摆脱人格依附。
我们很少把做学问与个人气象甚至大丈夫气概联系在一起，但实质上，一个人内在的学问与外在的气象是紧密相连的。中华哲学讲“内圣外王”之道，意思是说，一个思想上彻底成熟的人会自动地表现出王者气象，或者说大丈夫气概。从这一意义上讲，学问与思想不只是大丈夫的事，而且更是造就大丈夫的事——让人格依附见鬼去吧！
就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深感当今学风问题极端重要，甚至可以说：学风比学问本身还重要！中华古圣先贤讲“内圣外王”，儒家的心法圣典《中庸》明确提出“诚于中必形于外”，都强调内与外是统一的。即是说：可以从外在的学风来看一个人内在的学问，学风反映着一个人的学问是深还是浅，是大还是小，是正还是邪。
正因为如此，我们提出了判断一个人在研究或宣讲学问态度上是否成熟的七大标准：
看他是不是有穷根究底的锐气；
看他是不是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看他是不是有为而不争的淡定；
看他是不是有温暖别人的情怀；
看他是不是有启发他人的柔情；
看他是不是有百折不烦的耐心；
看他是不是有心平气和的从容。
我们还提出判断一种思想理论是否成熟的四大标准：
看该理论是否逻辑简洁并通透；
看该理论是否回归生活和常识；
看该理论是否偏离历史与主流；
看该理论基本概念属不属原创。
总之，综上所述我们系统研究了人类目前的智慧，完全做到了差异性、独立性、深入性、逻辑性、主流性、简洁性和不依附性。
一个领先于时代潮流的思想家，
一个把握社会发展脉络的智者，
一个站立在历史前沿的孤独者，
一个落落寡合的时代的抗议者，
一个情愿把全部智慧用来为天下弱者探索道路的学者，势必要遭受到当世的厌弃，也势必要成为万世不朽之巨人。
圣人的使命，一言以蔽之，就是拯救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