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如何面对偷车牌的贼--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嗑瓜子嗑出了臭虫，什么人（仁）都有！随着汽车在城市的普及，在很多城市里竟然出现了一些专门偷车牌的窃贼，而且形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他们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三个人结伙而行，看准没人看守停在路边的轿车，三下五除二麻利地将前后车牌卸下，并把它们随便藏在周边的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夹在风挡玻璃的雨刮器上，第二天他们便坐在家里等待车主的电话，你想要车牌你就必须往他们指定的账户上存钱，存多少钱不等，但是一般一个车牌总能够敲上个三五百元的，一晚上卸十个八个车牌，在随后的两三天里就能够得到两三千元的收入。如果是一个外地的车牌，要价更高。因为你要回家办一个车牌成本太大。招儿是够损的了，但是他们却总是能够如愿以偿，而且乐此不疲。
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愿以偿，为什么他们总是乐此不疲呢？
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愿以偿是因为申请补办车牌的手续太烦琐，等待的时间太漫长，支出的费用太高昂。所以人们也懒得麻烦，干脆给小偷三四百元算了。大家都这么想，所以小偷就总能如愿以偿。因为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受到这种不劳而获的激励，他们接下来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扩大战果，继续他们的“伟大事业”。
然而，事情并不像这些窃贼想的那么美满，随着他们“伟大事业”的不断成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措施，首先是公安部门迅速做出反应，简化了补办车牌的手续，缩短了补办车牌的等待时间，做到当天申请当天取牌。还降低了补办车牌的费用。其次政府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广泛宣传，告诫市民不和偷车牌的窃贼妥协，遇到这种事情及时报案，及时到公安部门申请补办车牌。最后，公安部门调动警力展开侦察搜捕活动，杀一儆百。很快，偷车牌贼猖獗、嚣张的气焰被遏制住了。
然而，这种倒霉的事情还是让我给遇上了。那是2005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家三口已经商量好了，要去郊外兜风。可是当我们来到车跟前的时候，三个人都傻眼了，车牌没有了。电视里介绍说，偷牌贼一般将它们藏在周围的犄角旮旯，我们也努力找了，但是一无所获。
惟一找到的是小偷夹在风挡玻璃上的写有电话号码的一个纸片。
孩子急于去外面兜风，建议给小偷打电话，用钱换回车牌；老婆非常气愤，建议立刻报案；我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回家看电视，等星期一到交通大队补办车牌。
为什么不能和小偷妥协呢？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就是说人的行为如果受到正面的激励，他就会更有热情地去继续这种行为；相反，当人的行为受到负面的激励，他就会降低继续这种行为的热情或者终止这种行为。你也给小偷赎金，我也给小偷赎金，如果小偷每一次偷车牌都能够从车主那里获得赎买车牌的金钱，这无疑是对小偷这种行为的激励，他们就会不停地将他们偷车牌的行为进行下去。相反，如果我们不给小偷赎金，每一个丢车牌的人都不给他们赎金，而且还给他们一些负面的激励，他们很快就会结束他们的这个“伟大的事业”。
比如说，公安部门出动警力对偷车牌的行为进行打击，这对他们就是一种负面的激励。比如，电视、报纸等众多媒体对偷车牌的恶劣行为进行曝光，号召社会共同打击这种行为，这也是对他们偷车牌行为的一种负面激励。
还有，很多车主响应政府的号召，不和窃贼妥协，这也无形中减少了金钱对他们的激励。
那天，我回到家里还真给偷车牌的窃贼打了一个电话，我首先对他教育了一番，然后我老婆又把他大骂了一顿，他竟然说：“算了，你给我50元钱就行！”这个时候孩子抢过电话说道：“就是500元补办一个车牌，我们也认了，五毛钱也不给你们这些地痞无赖！”负面的激励已经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行为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开始他们敲一笔是400~500元，现在竟然降低到了50元。可见负面的激励已经对他们发生了作用。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事务中，正面的激励、负面的激励都在发挥着它们应有的作用。
1997年我到日本公干，有一天晚上我们到外面游览，当时已经有11点多钟了，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正好是红灯，路上除了我们几人之外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对面开过来的两辆轿车还是自觉地停止了前进，直到绿灯亮起他们才重新起步。在国内别说夜晚了，就是白天闯红灯的司机也比比皆是。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电子技术发达，城市的路口都有电子警察在监控，无论你有什么违章的行为都会给你记录下来，随后你就会收到一张罚款通知单。这种罚款单就是对司机违章行为的负面激励，不断地进行这种负面的激励，最后就使人们养成了不违章的习惯，并不是他们的司机觉悟高，这其实只是人们对激励做出的一种反应而已。我们国家现在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绝大部分地区现在还没有安装电子警察的经济实力，我们还只能够靠有限的警力对路面进行监督管理，这对违章行为的监管就必然是有限的，司机违章十次八次偶尔会被抓到一次半次，罚个三十元五十元的，根本对他们构成不了威慑的作用，虽然人们对这种负面的激励也会有所反应，但是反应是有限的。
再比如，我们设立了见义勇为基金，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表彰，予以经济上的补偿和精神上的鼓励。这就是对见义勇为这种行为的正面激励。这种正面的激励越多，社会上维护正义的人们就会越多，这就是人们对激励做出的反应。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团体对正义的行为没有正面的激励，对邪恶的行为也缺乏负面的激励，那么这个社会、这个团体就成为了一个没有是非的社会、团体，这样的社会和团体就一定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人们就会变得麻木。
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多喜人的成就，但是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仍然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虚假广告还大量存在，空头支票、三角债还不断地困扰着人们，人们在商业活动中还没有真正树立起诚实信用的良好风气……这说明我们对这些邪恶的力量打击得还不够，负面的激励还没有对邪恶的势力起到足够的作用，他们还没有做出必要的反应。
而在商业活动中坚持诚实信用的人们也没有真正得到甜头，相反由于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谁不遵守规则，谁就会获得更多好处，在这种不良激励的作用下，坚持诚实信用原则的人们就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造假村、造假县？因为地方政府的保护和不作为使他们得到了切实的利益，使他们获得了金钱的激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乞丐？因为乞丐家里盖起的大楼对村子里其他的人起到了激励的作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贪官携款外逃？因为无数贪官轻易地在国外过上了豪华的轻松的优哉游哉的生活……
千万不要小看了激励的作用。其实一个人的行为、习惯、修养都是在无数正面和负面的激励下逐渐养成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风俗习惯、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社会风气等等，也都是在各种激励作用下慢慢形成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0.中国人的窝里斗--且说利益的分配
兄弟两个到山中去打猎，刚刚走进山口，就从丛林的上空飞过两只大雁，哥哥挽弓搭箭刚要射击，这个时候弟弟突然阻止了哥哥。哥哥收回了手中的弓箭莫名其妙地问弟弟：“有什么事情吗？”弟弟说：“这个大雁打下来之后我想烤着吃！”哥哥说：“不行，我要炖着吃！”“我要烤着吃！”“我要炖着吃！”“烤着吃香！”“炖着吃烂糊！”“烤着吃！”“炖着吃！”等他们争吵累了的时候，抬头一看，空中的大雁早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虽然只是一个寓言，但是我们在现实中却经常能够看到这个寓言的影子。
中国人比较喜欢窝里斗，容易和周围的朋友、亲属、同事、战友发生矛盾，产生纠纷。那么，这种争斗的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经济根源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也都有自己的弱点，就像月亮的两个面。
中国2000多年****社会形成的源远流长的民族风格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全改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人们思想封闭、重感情、重乡土的民族特点。人们故土难离，喜欢和自己的亲人、乡亲、朋友、同事、战友在一起共事，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一方面大家彼此照应，利益共享，一方面大家熟悉，相信，没有道德风险。所以，人们做事情总愿意与自己有种种关系的人搭伴。而且大家由于彼此了解，往往并不习惯在事情开始之前面面俱到地考虑周全，而是习惯于大家在一起推着干。虽然中国自古就有“丑话说在前面”，“亲兄弟明算账”的古训，但是真到了关键时刻，并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得出来。就像上边讲到的两兄弟，事先没有把打猎收获的分配办法、处置办法讲清楚，机会来了，机会面前才想到各自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且在利益面前大家又不肯退让半步，所以事到临头就必然有矛盾。
常常是这样，事情如果搞不成，一般的结果大家还不至于闹掰；事情如果成功了，到了划分利益的时候，矛盾马上就来了，而且结局多半是不欢而散。一个刚刚起步刚刚开始获利的企业，常常就在这种利益的争吵声里落下了终结的帷幕。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贡献最大，而自己的获得最小。每一个人都想当董事长，当总经理，当总裁……
我们现在处于市场经济社会，人们面临的是一种交替关系，人们处于一种分工和协作的时代，甚至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各干各的了。要等到一个人的资本积累到可以铺设铁轨的时候，恐怕现在地球上还没有火车呢！世态变了，我们需要分工，需要合作，自给自足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但是多年形成的民族风格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革，人们的特性也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特点而变化。人们还是沿用着祖宗传下来的那一套老办法干着新世纪的伟大事业，大家一团和气，没有规矩，没有制度，骑着毛驴看账本--走着瞧。哪一天大家再也看不懂这个账本的时候，大家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础，而且每一个人，或者每一方都觉得满口的道理。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人们的生产力比较低下，还不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当时的交通、信息、能源等等都严重制约着人们的活动空间，人们的活动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人们的生产活动基本上被限制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所以，人们是以感情为依托在一起共事，这个时候人们只能和周围熟悉的人组成一个团伙共事。现在不同了，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是以金钱和法律为依托在一起共事。人们的活动空间非常大，人的流动、金钱的流动、信息的流动都异常迅速，很多在一起共事的人其实彼此根本不了解，所以大家在一起做事情依靠的是金钱、是制度。
利益分配，这个问题对任何一个经济实体而言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我们刚刚经历了近30年计划经济统治的现代人更是如此。经济实体，说白了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人们在一起合作的目的就是希望获得比一个人单干更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这个团体内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利益分配机制，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利益面前大家一视同仁，按规矩办事，否则“窝里斗”会使实体内部的能量在争吵声中渐渐销蚀掉。
常言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大家总以为在一起做事积累的是感情，实际上积累的却是矛盾。由于东方人的含蓄、内向，使人们对眼前的事情不习惯于在眼前解决，而总是积累在心中慢慢地去化解，或者总是愿意在背后搞小动作。这样当无数个小事渐渐地像癌细胞一样在心里越长越大的时候，当背后的小动作搞得太多，人们无法再面对的时候，矛盾就不可挽回了。
这就是窝里斗的经济根源。如果人们能够学习一点西方人的原则，少一点中国人的“变通”，多讲一些制度，少看一点面子，虽有矛盾也不至于造成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恶劣后果。
小组里面斗，村子里面斗，乡里面斗，工厂里面斗，公司里面斗，机关里面斗，一个团队总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怎么能干成大事。要发展经济，要想把自己的蛋糕做大，我们就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按制度办事，按法律办事，我们都是经济人，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都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而来的，我们争取自己的利益并没有错，关键是我们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一个能够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办法，因为利益本身就是一种激励人们进步的手段，就是一个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要让个人的利益服从制度的约束，让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一个村如此，一个县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