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
从上一个世纪末到现在，一百年间中国的社会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涎生于这苦难现实中的文学，也传染了中国社会的悲凉，形成中国西年文学的特殊内涵，以及有异于前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特异的环境，给予文学以深刻的影响。文学的繁荣和衰颓、发展和变异，无不受到这些社会现实的制约和规定。在这种土壤上孕育、生长的文学，其主流状态总是对于时代忧患的传达和对民众追求和抗争的呼应。
一百年的屈辱和反抗，一百年的灾难和梦想，一百年的悲哀和期待，文学是传导这些情感和意愿的最通常、也最恰当自如的方式。文学切入这个时代，既探寻文学自身的得失和规律，吏从中体认它与时代的血泪和悲情的深刻关联。
1996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这个以研讨“百年来中国文学”为题的会议，正是对于上述那些要求的响应。当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以及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世界各国的中国人（还有一些对中国文学抱有同情和兴趣的外国学者），走迸这个以鲜花为饰的庄严、朴素的会议大庁时，我认定，这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也许是本纪最后几年最有纪念意义和象征意义的会议之一。
会议的主持人在开幕辞中说，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是知识分子心灵的结晶，也是大时代最好的见旺。文学可以记录时代的变迁，同时在时代的变迁中思考文学的永恒性。透过文学思潮的探索，文艺创作的追求，一定可以替中国文学注人新的生命，在世界文坛上重新散热发光。”他还说，“文学可以陶冶性情、抒发情感、移风易俗、传道立人。文学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民族兴颓的脉络，所以文学家更应该不泯于名禄，不惑于流俗，而砥砺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主持人的这一番开场白，一下子缩短了由于历史割断造成的心理阻隔原来感到陌生的，由于共同的文学使命和责任的认识而变得亲切起来。
开幕式上播放了组织者精心采制的文学前辈对大会祝愿的录像。有来自大陆的曹禹、施蛰存、萧乾和来自台湾的苏雪林、陈纪滢等。最年长的是苏雪林先生，她诞生于上一个世纪末，正在健康地向着百岁的目标进发。他们是百年中国文学的具象化，他们的形象在会上的出现，不仅使我们对百年中国文学的观念具体化了，使我们获得一种处身历史中的真切感受，而且更正确地拥有了一种中国文学的整体感：中华千年文化是我们共同的根基和出发点，中国百年文学的创造和探索，前进和曲折，都是我们共同的拥有。
他们的形象再一次提醒我们，正是由于这些勇敢试验新的文学形态的先行者，由于他们以毕生心力从事中国文学传统的更新和发扬，正是由手这些如今健在的和已往的文学前辈接力赛般的奋斗，才有我们如今面对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硕的传统。这个传统。不因历史的阻扼或环境的变易而改变。这个传统把所有中国人“无形”的心灵和情感世界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它海绵般饱和着民族共有的情感，它更是一个磁场，吸引着使用同一种语文进行写作的人们在它的周围，而把那些文学之外的“杂质”“悬置”起来，在诸种意识形态中，文学最具亲和力，而巨它不短暂。世界上有许多短暂的东西，而文学不是，它不仅不会在时间的延宕中消失，而且时间愈久愈生发出恒久的魅力它能够超越人为的藩篱而使所有善良的心灵拥抱。
在台北举行的这次会议，是一次文学会议，也是一次心灵的约会。不说别的，单是“任年来中国文学”这些字样，就可以使所有的与会者的心灵产生共振。这一百年对于所有中国人都是苦难的历程和沉重的记忆，这一特殊环境下孕育、生成的中国文学，它的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带着时代深刻的烙印。救亡和启蒙两大使命约定着中国百年文学的共有的主题，并由此铸造出这一文学的特殊品质。
清末的“文体改革”，以及“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触发点都由于中国摆脱危亡命运和适应世界潮流的需要。百年之后我们反观当初那些实践，例如“诗界革命”中的“熔铸新理想入旧风格”（《饮冰室诗话》），难免会感到幼稚。但是，黄遵宪等人当年迈出的那一步，对于后来的新诗运动，却是极大的启示。其他如“谴责小说”对于现世的关怀和反抗，对于后人都是极为感人的精神财富。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兴起，其动因也是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要是没有当年那种现实的焦虑和反抗的热情，中国文学有新时代的巨变，即使会发生，也许要推迟许多年。
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新文学才在中国苦难的大地，在中国人悲哀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一从胡适到鲁迅，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接力赛般地为文学建设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才智，终于造出了中国文学走出古典、进入现代的辉煌。当然，由于中国的特殊处境，特别是由于对文学的急切的功利动机，也导致文学忽视审美沦为各式各样的“工具”，从而使文学在它的发展中屡遭挫折。这也是中国作家的共感，甚至是共同拥有的经历。不论是成就还是缺失，来自中国和世界各个地方的中国作家都毫不隔膜进入厂共同的语境之中。这原是一个充满亲情的会晤，而会晤的共同话题则是中国百年文学的沧桑。
这次会议之初映放的文坛耆宿的录像，那些屏幕上出现的形象，本身就是文学沧桑的见证。再加上从各个地方步入台北会场的那些人们熟悉的身影，他们也都是中国社会和文学的见证。作家和学荇们以庄重肃穆之心连续三天聆听了数十篇论文演说和精彩的讲评。几乎每一篇论文都是对于百年文学记忆的提醒，也都是人家共同感到兴趣的话题。其中如龚鹏程的《启蒙之旅一一从国民教育到国民文学》、张错的《自强与启蒙：前五四文学转钽心态与现象》、贾植芳的《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文化运动》、王德成的《罪与罚：现代中国小说的士：义论述》等，都是涉及全局、涵盖面广阔的话题，又如唐翼明的《从反叛异化到问归本体一一论大陆文学从“新时期”到“肟新时期”的演变》、陈信元的《两岸环保文学的初步考察》等论文，则体现出占据前沿位置的锐敏3会议召歼的整整三口，台北无雨，一一片晴空。初夏的亚热带，并没有想象的那般炎热，倒是那种从容的明朗和没有夸张的热情，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以一种家人团聚的亲切和温馨。目光向前的中国人已把苦难的记忆推到了远处，也把曾经有过的不幸变成过去。美没有边界，何况是用同一种文字、说着同一种话、共同沐浴着五千年文化熏陶的兄弟姐妹？此刻，人们凭藉文学作为沟诵心灵和情感纽带的惊人魅力，当别处依然存在着障翳和阻碍的时候，至少是在“百年来中国文学”这一共有的题目下，所有的中国人终于非常自然地走在了一起。
1996年6月6日是一个和顺的日子，那个夜晚有一个同样和顺的依依惜别的酒会。热情的主人邀请全体客人在题有“中国人”三字的巨大的潢幅下留影，并且解释说，这是他最喜蹇的三个字。
这是一百年才有一次的聚会，这个聚会不仅仅属于与会者，而且属于全体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