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卢泰愚就任韩国总统以后，提出了推动与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北方政策”，对实现中韩建交表现了更加积极的态度。1988年5月至9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及中韩关系，强调了发展中韩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主张中国应以更宽松的政策、更快的速度，推进中韩民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1988年9月，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都派团参加了在汉城举行的第24届奥运会。延续了近40年的东西方冷战气氛，在汉城显示出了明显的缓和。1990年8月，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在运动会期间，来中国参观访问的韩国人数猛增，多达5万余名，其中有很多人是韩国工商业界的重量级人士，他们积极地与中方有关人士讨论经济合作问题。为了表示对北京亚运会的支持，韩方提供了20％的运动会经费，韩国企业在运动会期间支付的广告费用也达1500多万美元。
与中韩体育交流并行发展的还有经贸交流，双边贸易额从1980年底的1900万美元猛增到了1988年的10亿美元。贸易量的不断增加，推动双方于1989年开通了上海至汉城的空中航线和天津至釜山的海上集装箱航线。原来主要以香港为中介的间接贸易方式也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1990年10月中国国际商会与大韩贸易振兴公社达成了在对方首都设立贸易办事处的协议。此后，中韩间的贸易不断大幅度地上升。
经贸关系的发展使中韩双方都获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它必然会推动外交接触的提升。1991年11月，韩国在汉城主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中国时任外长钱其琛破例到汉城参加了会议。卢泰愚总统单独会见了钱部长，并单刀直入地讲：“我们希望和中国建交，希望外长能努力促成此事。”通过这件事，中国彻底摸清了韩国积极谋求与中国建交的意图。此后，中国也为进一步调整和改善对韩关系而开始加快步伐。1992年4月，中国就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来北京参加亚太经社理事会第48次年会的机会，促成了两国外长会谈。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商谈建交事宜。
从1992年5月中旬到6月底，中韩双方在极为秘密的环境中进行了3次深入的建交谈判。据说在韩国只有总统、总统外交安保事务助理和外交部长官3人知道会谈的进展情况。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外长在北京钓鱼台芳菲苑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
回顾中韩建交的过程不难发现，韩国从外交安全战略的高度认识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及时抓住了劫机事件、汉城和北京的3次体育盛会的时机，积极促成了与中国的接触与交流。这既符合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现实需要，又得益于东西方冷战结束的国际格局变化，在中韩两国共同努力下，终于跨越了几十年隔绝造成的重重障碍，实现了意义深远的国家关系正常化。真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建交22年来，中韩两国间的经贸和人文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世界上罕见的速度发展，形成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朴槿惠总统访华时，签署了一份《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按照这一个计划，到2015年双方贸易额将达到3000亿美元。共同的经济利益必然会与安全利益联系在一起，在今后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中韩两国将会显示出其特殊的积极作用。
韩国政府开始从外交安全战略的高度思考对外关系，可以追溯到朴正熙出任总统时期。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局势的诡秘变化和韩朝力量关系的对比，促使韩国领导人朴正熙开始考虑拓展独立自主的国际空间。1973年6月23日，他发表了一份颇具影响的宣言，改变以往拒不承认朝鲜的一贯立场，表示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地位，并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接触与交流。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全斗焕政府所继承，于是才有了1983年的中韩“劫机外交”。此后的卢泰愚政府恰逢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环境的变化又成全了韩国的“北方政策”。一种观念的重大改变，使韩国在过去30年间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良机。韩国今天的繁荣与强盛，以及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影响，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应该说这与它的国家安全观念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神秘的“实尾岛兵变”
最令韩国人难以忘却的还有另外一件与此相关的事。那就是为了报复朝鲜派遣武装突袭队攻击韩国最高首脑机关的行为，朴正熙政府也安排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计划。如果不是它的自我暴露，世人永远不会了解它令人发指的真相——实尾岛兵变。
实尾岛是韩国西北部沿海城市仁川中区舞衣洞下属的一个小海岛，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海拔高度80米，周围滩涂环绕，与陆地完全隔绝。
1968年4月1日，根据韩国中央情报部的指示，在这里组建了一支同样有31人的“684特工队”。由于它的使命特殊，所以曾经考虑由死刑犯组成，但因受法律制约，改为主要由曾经作奸犯科的社会闲杂人员组成。如肇事逃亡的卡车司机、汉城火车站的黄牛贩子、冒牌和尚、流浪歌手、诈骗犯、酒鬼、落魄的拳击运动员、睡在隧道里的无家可归者等。他们不是罪大恶极的犯人，但也是令警察头痛的难缠之徒。除此之外，另有5人是被绑架来的普通居民。
这些人在实尾岛接受了长达7个月的魔鬼式封闭训练后，被秘密转移到距离朝鲜咫尺之遥的白翎岛，等待出击命令。他们的战斗任务是潜入平壤，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但是，外面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趋势，韩朝之间开始了自1945年分裂以来的首次南北红十字会会谈，直到后来的1972年7月4日签署《南北和平联合声明》，确认双方关系中要遵循“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团结”三项原则。其内容包括：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实现统一；统一应以和平方法实现，不采取反对对方的武力行动；超越思想、信念和制度的差别，促成民族大团结；互相停止中伤诽谤和武装挑衅，防止意外的军事冲突；努力促成南北红十字会会谈；开设平壤与汉城的直通电话；成立由南北两方代表共同组成的南北协调委员会等。
在韩朝关系改善的大背景下，韩国政府决定停止刺杀金日成的计划，这支特工队也就重新回到了实尾岛，继续进行训练。
此后，驻留在实尾岛上的这支队伍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对岛上的物资供应越来越少，士兵的伙食下降，冬季供暖不足，军纪日趋涣散。个别成员因逃出军营奸污民女被判处极刑，5人因训练太过严酷而死亡，其余的人陷入了孤独与绝望之中。当初主管这支特工队的空军改换了首长，新任司令官了解此情之后决定将它解散。但是，为了让这些人绝对保守秘密，政府指示“毁掉一切痕迹”。这个指示虽未明确说要全部杀死敢死队的人，但这已经激起了他们的惶恐与愤怒。于是一场震惊全国的暴动发生了。
1971年8月23日凌晨，这支被称为“敢死队”的部分成员，突然袭击他们的队长，杀死一些同伴，抢劫船只和公共车辆，一路向汉城进发，试图与中央政府谈判，以获得公平的待遇。在遭到军队的拦截时，两方发生了激烈枪战。这些“亡命之徒”终因寡不敌众，多数饮弹自杀，4人落荒逃跑，后来也被军事法庭判处了极刑。
实尾岛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年内，韩国政局斗转星移，人们的认识与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直到前几年，还有实尾岛事件中的受害者家属向政府提出补偿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