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齐斯河是一条国际河流。它发源于阿尔泰山，横穿阿勒泰草原，然后从我当年驻守的白房子边防站，流人哈萨克斯坦。
在哈境形成一个叫斋桑泊的湖泊，而后继续前行，进人俄罗斯。在俄罗斯境内它易名叫鄂毕河，最后注人北冰洋。
诗人白桦前几年足迹曾到过这地方，面对这滔滔而西的一河春水，他称这是中国境内惟一的敢于不向东流淌的河流。
据传当年出生在碎叶城的中国大诗人李白，就是溯额尔齐斯河而上，进入中国内地的。这当然是传说，我们只有无凭的猜测，而无从考证。
不过发现楼兰古城，确定罗布泊位置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倒真地是在回程的路上，取道额尔齐斯河顺流而下，途经莫斯科，回到斯德哥尔摩的。
这个，有赫定氏的《中亚探险记》为证。当年，我曾经抱着半自动步枪，在这条河边站过五年。我想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河流。
冬天，是一河坚冰，北冰洋的鲤鱼、狗鱼在冰下笨头笨脑地游着。夜里，冰河上不时地会有一长串猛烈的爆响，那是冰冻得眨了缝子。而在春天和夏天，河水在收容了条条涓流之后，河面会在一夜间突然宽上许多倍。这就是屠格涅夫笔下所说的“春潮”。
一河蔚蓝色的春水，从戈壁滩上缓缓地、仪态万方地流过，两岸的白桦林，白杨林，半截身子都埋在水中，只把它的树冠倒映在水面。这春潮通常从5月初开始，到8月初结束，额尔齐斯河两岸的林木，主要靠这三个月的潮水供养，维持一年的生存。河水通常还会倒灌到小河汊上来，三个月后，在春潮退去的地方，便会形成沼泽地、芦苇丛、草块、草场、草原。也就是说，荒凉的戈壁滩和干草原，因为河水的倒灌，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可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于是在额尔齐斯的两岸，便有白色的帐篷游动，便有用柳条和牛粪搭起的钻房矗立，便有人类居住，便有牛群、羊群、马群、骆驼群游弋其间。
这就是中亚细亚地面，人们“逐水草而居”的全部概念。试想，如果没有这条美丽的母亲河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人离开这世界以后，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标志是坟墓，这里的人们当然也不例外。
在我当年的驻守中，在我近些年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匆匆的行走中，我的脚步许多次地与这些坟墓相逢，而每一次相逢都会溅起我心中的惆怅。无论是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的玛扎，或是回族人的拱北，或是蒙古人的敖包，或是兵团人的“十三连”它们都会令我生出一种感情。“我把他们都当作祖先！我感到自己和地下的他们息息相通！”
我对随行的朋友说。
三十年前，有一次我骑着马迷路了顺着额尔齐斯河往下走。突然，翻过几个大的沙包子之后，眼前是一片低洼的旷地。那是一个黄昏，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坟墓群。坟墓是用圆木搭成的，成四方形，茬口和茬口之间好像是用斧子砍的，很粗糖地咬在一起。坟墓的底座宽些，然后慢慢收缩，至顶上，成一个金字塔般的尖顶。坟墓大约是有些年月了，那些圆木黑魈魃的，千燥得发焦，像铁路上早年间用过的那种枕木。这坟墓群很大，我的马在其间穿行了约有半个小时。
而那些塔状的坟墓，则不算高，大约刚好与我的马头持平。你无法想像，当我孤身一人，与这块坟墓群狭路相逢时，它带给我的那种惊骇。而在日暮之际，从那片孤寂的墓地穿越时，我那惊悸的心情，真可谓一步一惊。不独是我，我胯下的马也在那一刻四蹄发软，鼻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哀鸣。嗣后，我曾不止一次地请教过那些人类学家和中亚史研究者，问这坟墓是哪个民族的，是哪个年代的，可是都不能得到明晰的回答。不过惟一能够判断得出的是，它十分久远。在这干燥的戈壁滩上，这木头永远不会腐烂。它是属于中亚古族大迁移年代，那些从这块地面上匆匆而过的某一古族留给大地的标志物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两千五百年前，欧洲一个古老的种族曾从此经过，并且在罗布泊岸边建起那个被称之为“楼兰”的国家；而在两千年前，一个叫匈奴的亚细亚民族曾从东北亚大平原成反方向进人欧亚大平原，并进入欧洲和非洲。那么，这个坟墓群是这些匆匆而过的民族留下来的吗？我亦不知道！我后来曾试图去寻找这个神秘墓地，但是没能找到。是流沙将它掩埋了吗，或是大地将它重新藏起，以免世俗去打搅它的宁静，我不知道。我记得它的大致位置是在额尔齐斯河与一条从阿尔泰山流下来的叫比利斯河的交汇处，但是当我乘马重新走到这地方时，眼前只有绵延起伏的沙包，和偶尔的胡杨树，偶尔的沙枣树，这让我怀疑那天的那一场遭遇也许是梦境。还有那静静地兀立在草原上，千百年来享受着阳先和风雨的草原石人，据说它们是突厥人的坟墓标志。
关于这个，我请教过一些中亚史学者，被认为是坟墓标志是其中说法之一。当然还有另外几种说法，一种是，这是突厥人祭奠草原神的一个标志物，一年一度，游牧者集中到就近的一个草原石人前祭奠。另一种说法是，这是一个类似农耕文化中界桩之类的东西，即突厥人一个部落与另一个部落中放牧草原时的界线。这里还有一种说法，即草原石人是牧人从额尔齐斯河边的牧场向阿尔泰山高山牧场转场时，竖在转场路途上的路标。在以上说法中，我宁肯相信第一种。在天十分的高，地十分的阔，而你一个人寂寞地行走中，马儿有时候会把你带到一个草原石人的跟前。它兀立在那里，凝重，孤独，永恒，这时你惟一能做的事情是脱帽以礼，向历史致敬，向岁月，向那个像风一样曾经从这块土地上掠过的民族致敬。不久前看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关于契诃夫的专题片，片中除了草原、白桦林、西伯利亚原野上的路之外，频频出现的就是一个草原石人。在那如泣如诉的音乐中，影片以草原石人开头，最后结束时，又以石人退出我们的视野。那石人，孤独地站在一片深色的草原上，像玛雅人一样热泪涟涟地守望着岁月。当然石人不会流泪，流泪的是看着这契诃夫的草原石人的我。阿勒泰草原上主要的居留者是哈萨克人。哈萨克是一个漂泊的游牧民族，驮牛背上一束支架，一顶帐篷，便是他们的永恒的家。家是简陋的，是移动的，但是坟墓是富明堂皇的，是永远地固守的。额尔齐斯河两岸，有着许多哈萨克人的坟墓群。这坟墓成为河流、绿色林荫长廊、牛羊群和流动的帐篷以外，相杂其间的一道最美丽的风景。楼兰人将亡人栖息地叫“玛扎”，维吾尔也将这叫“玛扎”，哈萨克人我不太清楚，大约也叫“玛扎”吧。由于长期生活在同一块地域，对事物的许多叫法都是通用的。哈萨克人的坟墓，迎门的地方，通常有一座高大的碑子，上面简略地记录着死者的生平。墓碑后边，是一座用水泥做成的白色棺木，与墓碑成丁字状平整地安放在地面上。去年到阿勒泰，我曾拜谒过三座这样的坟墓群，一座是在阿勒泰城附近的额尔齐斯河边，一座是在布尔津城的城郊，一座是在比利斯河边。我虔诚地走近，献上我的祝福，我对他们说，你们是人类的祖先，也就是我的祖先。比利斯河距我的白房子，直线距离是十公里。那个村子曾有一个叫赛力克的人是我的朋友。许多年前，我从边防站的菜地里往回走，这时背后赶来一位脚蹬马靴，下身穿着动物血染色的皮裤，上身穿着宽大的黑灯芯绒上衣，头戴一顶三耳皮帽的哈萨克牧人。他颤巍巍地骑着弓走来，背后辽阔的草原做他的背景。他活像一座活动的山峰。“你是内地来的巴郎子吗？我叫赛力克，我和你们站长认识！”
赛力克走过来，没有下马，只轻轻一提，便把我提到他的马背上了。我坐在马屁股上，抱着赛力克的腰，小黄马颠着碎步，趟着沙子，向边防站走去。赛力克已经去世。在比利斯河边，当我向路旁的一个哈萨克小孩询问赛力克在哪里时，他指了指那片墓地。沙土很虚，车子无法开过去，于是我下了车，孤身一人向那片还残留着一点夕阳余晖的墓地走去。河边那个被称作萨尔布拉克的小村，隐在胡杨林中，墓地就在村子的旁边。我走到赛力克的墓地跟前，手扶着那白色的雕花栏杆，一个人呆了好长时间，恍惚中，耳畔响着赛力克的声音：“你是刚从内地来的巴郎子吗？”眼泪静静地流下来。直到暮色四合，我才离开。临离开时我点燃了一支烟，然后将烟支夹在那雕花栏杆上，以此作为我的祭奠。回民族迁徙中原，如果走旱路，这里也是他们频频光顾的地方。回族的零星的迁徙是在唐，而大规模的迁徙是在元。明时，丝绸之路堵塞，他们就改走水路，从福州那一块地面登陆了。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零星地还可以见到一些回族人的坟墓群。回族人将墓地叫“拱北”。
我所见到的拱北，大约不是当年迁徙者们留下来的，而是后世这些仍然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定居的回族兄弟留下的。因为回族人的拱北，它的地面上的标志物通常是用土坯垒成的，这土坯经些风，经些雨，经些雪，便会坍塌，重新与大地融为一体。我写过一郜叫《白房子》的小说。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马镰刀，就是一个回族人。小说是小说，不可当真，不过我的这部小说，却几乎没有虚构的成分。比如说吧，白房子边防站的第一任站长，确实姓马，确实是回族，确实曾在边界线上留过一个悲壮的故事。边防站的后门外边有一条喀拉苏干沟。干沟的岸上有一块回族人的坟墓群。墓群不大，每一个墓穴都是用土坯墙围起的，墓穴上面同样地是用土坯垒成很矮的菱形。我在白房子的那些年月，短墙大部分已经坍塌，只留下些墙根，证明这里原来曾经是墙。墓穴上的土坯也几乎都坍塌了，亡人埋得很浅，能看见已经发灰的裹尸布。我在小说中曾经写过老站长和他的属下们的死亡。我现在已经忘记了这是虚构还是真实的发生。既然他们死去了，总该有个归宿才对。当年，我几乎每天都要骑着马，从这座拱北经过，可是我就是没有把它们和当年那场边界冲突联系起来。这一次，也就是2000年重返白房子时，当年轻的、朝气蓬勃的站长领我来到这里问我喀拉苏干沟这一块废墟是什么时，突然像电击一样我说：那也许是你的第一任站长，马镰刀及其二十个士兵的坟墓。较我当年，这拱北已经完全坍塌，与大地混淆不清了。只有一堆堆白色的碱土，堆在那里。而在拱北的旁边，嘻拉苏干沟的堤岸上，一棵白杨树斜斜地站在那里。很遗憾，在我的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行旅中，没有能见到蒙古人的坟墓。我不知道这是我的脚力有限，还是那散包建在更尚更远的草原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