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月球是欧阳自远精神世界里的第一情结，那么，贵州，则成了他脑海里总也抹不去的第二情结。
2006年6月16日，鲜艳的红地毯一泻如注，欢快的音乐旋律里迎来各方面的领导、宾朋。一幅幅横标与一条条绸带交相辉映，把贵州省委礼堂装扮得分外妖娆。
上午9时，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庆典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中国人约定俗成的功夫世界一流。没有人会谈起四十年前那是个怎样的年代，本来按周年庆典的惯例是会说起的，也没有人提及一个原本在首都呆得好好的国家级研究所，怎么打发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的云贵高原？人们，尤其是地化所的老人在自觉回避着什么的同时，他们脸上的喜气洋洋则满是真诚。
尽管经历了“****”的巨大动荡和严重破坏，但“****”结束后，地化所很快恢复了科研秩序，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职工同心同德，艰苦创业，围绕国家和贵州省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形成科研生产力。在矿床地球化学、环境地球化学、地球深部物质与流体作用地球化学、天体地球化学及地方病防治等方面，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建立和发展了地球化学的多个分支学科和地球化学的理论体系，主持承担并完成了大量重大的科研项目，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二百三十余项，其中国家级奖五十项，内有国家级特等奖和一等奖五项，出版专著一百七十余部，取得了大批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坐在主席台上，欧阳自远感慨万千。看着台上台下多少熟悉的面孔由满头青丝转成银发炯炯，仅院士就有涂光炽、孙鸿烈、刘东牛等好几位，他想起了至少是两代人，以他们生命的美丽与执著，以历经大动荡又大变革的年代里他们可以言说与难以言说的悲欢哀乐，让原本在中国只粗浅地归纳于地质学的一门年轻学科，在脚下这块贫瘠、寂寞的土地上，如夏日瓜蔓菜畦般蓬蓬勃勃地生长开来，终于有了今天荦荦大观的规模与气势。
地化所是欧阳自远的学术重镇。
他的陨石研究是从这里稳步发展的，他的天体化学是从这里健步启程的，对于国际间月球探测的跟踪与分析是在这里进行的，对于我国月球探测的早期规划与大量论证是在这里开展的。
地化所“生吞活剥”，将一个三十而立的“帅哥”吃进去，眨眼间吐出来，已然成了一个古稀之年的老者。
地化所又大爱无形，让他由国家重大工程的无数参与者之一成为极少数决策者之一，从追光灯隐去的后台，走到了追光灯紧盯着的前台。
他始终以自己是侯德封、涂光炽的学生为荣，现在和今后地化所的年轻人也一定以他为荣。
地化所更是欧阳自远的情感要津。
无论当所长，还是不当所长了，无论是与科学家，还是和锅炉工，他的人缘都很好。他当所长时有一条规定，所里任何人有事都可以来办公室找他。白天确实忙，就天天晚上接待。地化所当时有八百多人，他一个晚上最多能接待三位。这就是说，看起来他天天在办公室恭候恭听，但轮每个人头上，一年才有一次，还得刨去他不少出差的时间。
这在他不是什么领导艺术，而是一个十分明了、朴素的理念——他做这个所长不容易，可做群众也难啊，一年才有一次机会当领导面倾吐心声。倘若不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有什么建议批评，或者有什么急需解决的实际困难，做所长的怎么能做到耳聪目明，调动起群策群力？
能如是想的领导大概不会太多。能如是想又不以此作为某种领导“姿态”的，可能又得打去几折。但在欧阳自远，这却不是什么领导“姿态”，此种“姿态”要摆不会摆在家里，而是出于同事、朋友间自然的关切或挂牵……家里，在他和邓筱兰之间，屡屡有这样的对话——
你去问问某某，他们家有什么困难没有。你问起来方便，我问她丈夫不一定说。
好，她哪天上医务室，我记得问。
我听说某某家里挺难的，咱们要是能帮上一点忙就帮一点。要不，你去他家看看，能做点什么？行。
对丈夫这往往是餐桌上、临睡前没头没脑、平平淡淡冒出来的几句话，妻子已经非常习惯了，几近当年汪东兴同志随时掏出备好在口袋里的小纸条，及时地记下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习惯了却不等于不纳闷：
丈夫不记得卫生间里挂着的哪条是毛巾哪条是脚布，不记得孩子们的生日，不记得她对他无数遍说过不能吃肥肉，他一有可能就放肆吃；他的心跳有时快得数不清，他出差前她都把药片给装上，并至少一百遍以上嘱咐他要按时服药，他却至少一百遍以上忘了服药，或不按时服药……
他却能够想起这全所上下八百多名科技人员与职工里谁谁有什么麻烦，哪家碰到了可能过不去的坎。而且，他说了，她就去了解，大概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便有些像秋天打枣子，有一竿没一竿，东一竿西一竿地打着，可打下来却个个皮相不好，内有郁结，这是不是有几分神了？
有的时候，邓筱兰不仅仅是纳闷，实在忍不住了，她还会说他两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鲜鱼在广州都是一般市民的垂涎之物，何况是在冬日的北京？
有一天，所里在北京出差的一个同志，在西四菜市场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排队买鱼，这不是欧阳嘛？他很是好奇，过去打招呼：所长，你怎么在京城里买起菜来了？在贵阳你可是从来不干这事的？
欧阳的脸上有些尴尬，仿佛是被别人发现了他在外还有别室，但随即解释道：我有个大学同学住在附近，今日我们要聚餐，没什么好买的，就买几条鱼带去……
此人回到贵阳，碰见邓筱兰，把这事告诉了她。她一听，就觉得这事有诈，丈夫有些鬼鬼祟祟。等他回了家，她自然有一番盘查。他只有说了：这是为某某办调回北京的事，虽是老同学，突然上门总不能空着一双手去，于是就去买了几条鱼……
在此事之前，丈夫没少为别人办事，办完就完事了，或者告诉妻子，或是不告诉妻子。可这一回邓筱兰一听就火了：你长的是什么脑子，怎么就没记性？“****”初期整你整得趴下的那伙人里，不就有这人吗？现在他居然还有脸来找你？
他回答：算了，整了就整了么，我也没被整垮，他也不是个人要和我过不去，当时就是这样的形势嘛……
是啊，“****”这笔糊涂账谁能算得清呢？司空见惯的，见怪不怪的，几乎约定俗成的，不都是个人推组织，组织推路线，路线推体制，体制推文化，最后推到云散太虚，白茫茫一片干净。这是我们民族的无奈，却也是中国的现实。
她觉得丈夫可以遗忘他，乃至在内心里原谅他，但不能去帮他的忙。
她说：你为自己这个家办什么事有过这样上心？你为他帮忙，能帮到寒冬腊月去排队买鲜鱼的分上，明明是为送礼，还不好意思说，现编词儿说是买鱼去聚餐，我还看不出你有这水平，欧阳，你可真行啊……
丈夫依然不温不火：我不这样说，我说什么，说拉关系、开后门？你想想，我是所长，他是群众，他想调回北京，他能不找我吗？家里如果不是实在困难，他又有勇气走到我这里来吗？
在地化所，欧阳自远接触最多的，还是他的研究生。
198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质系、随即考入地化所读硕士研究生的邹永廖，是一个来自广东梅州农村的青年。在念本科时就闹过转系转专业，经老师劝说既来之则安之后，又想过要考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生，以“曲线救国”。在商品经济向来灿烂于内地的广东，读一种以人生有限去追逐天地之无涯的专业，不啻于坐在一条冷板凳上，看着别人汗光津津地点钞票。然而，他正是在欧阳自远的指导下开始热爱自己“陨石研究”的专业，并跟着导师在一条颇为寂寞的路上走了近二十年。
首先是欧阳自远对时空的感知力打动了邹永廖。
对于半个世纪前的事情，许多人已经觉得很久了，久得可以忽略不计，久得可以戏说、歪说，乃至堂而皇之大规模地在流水线上生产赝品；对于未来几十年后的事，人们的想象力亦是懵懂，在中国有一句俗话：车到山前必有路，在当今则有“摸着石头过河”……
可在天体学家的眼里，从浑茫的太古年代，到未来的沧海桑田，都可以浓缩为一部实实在在的历史，虽然这历史中也不乏想象，可它们建立在岩层、化石、陨石等样品上无数蛛丝马迹、细枝末节的基础之上。
另一面，从月球的垂垂老矣，到地球的风华壮年，从恐龙时代的突然消失，到小行星的可能撞击……这是一种有着宇宙气派的宏伟想象。
导师的那双既深入微观世界披沙沥金，又在宏观世界里波急浪涌的慧眼，深深地吸引着、也打动着这个年轻人。他渐渐觉得，在欧阳自远的门下，玩石头可能比点钞票更有意思。
欧阳自远对研究生一向要求严格。
一次邹永廖进行陨石的高温高压实验，结果出来以后得磨成薄片在显微镜下观察，他一连看了二十天，看得眼迸金星，地转天旋。他写成论文交上去，自我感觉挺有把握。岂料欧阳看了以后很不满意，批评他的观察很不细致。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到了星期天，那时还没有实行一周双休制，一星期就一天休息，欧阳正担任副所长，手头忙着的事不少，可一大早就将他叫去了实验室，两人一起坐在显微镜下看，对照着他做的笔记，一条条重新观察。边看边告诉他，哪些地方观察有误，哪些地方观察遗漏，哪些地方看到了却没有深入的发现……他二十天里看了三十多个光薄片，就喊眼睛吃不消了，而欧阳陪他重看了五六个，一直看到晚上十一点多钟，除了中午吃饭，人就没有一刻离开显微镜。
正是这一天，让邹永廖此后受益无穷：
在陨石研究这个专业，各国科学家面对的都是看似大同小异的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很容易亦步亦趋，泡在浮词烂语之中，却以为自己捧着的是一筐鲜桃。可其实，石头上每一个非常细小的结构变化，乃至颜色的深浅，都能反映出不同的一些规律，传递出不同的宇宙信息。如果不抓住这些细小的变化，就很难有新的发现，而唯有新的发现，才能引发一些新的思路，得出一些新的成果……
在要求严格的同时，欧阳自远对研究生又很包容与宽容。
所谓包容，凡有学生投到他的门下，在他们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时，他会十分看重学生自己提出来的思路，也许这些思路并不一定成熟，或者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只要有可取之处，他总是积极支持，尽可能创造条件支持学生去开拓，引导年轻人树立创新意识第一，而决非导师和现有的结论第一。
他先后指导有近五十名硕士、博士，他们的毕业论文主题真是五花八门，几乎涵盖了地球化学、天体化学的方方面面。前者有遥感、环境、空间环境、土地利用、油气、高温高压、金矿、地质学等；后者有南极陨石、清镇陨石、宇宙尘、稀有气体、月球、K/T事件等。
他给弟子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一个人不一定要精通两门外语，但最好掌握两门专业，在专业边缘的结合处，往往有新的学科、新的思路诞生。由此，可以发现读侯德封、涂光炽研究生的时候，他不循规蹈矩；在他成了导师后，他又鼓动子弟们如闹腾的鱼虾，至少在两个专业领域间的一片阔水里，腾挪旋舞，狂野旁逸……
所谓宽容，欧阳自远总是为学生着想。他一门心思在一条冷板凳上坐了几十年，可他决不要求别人也“守身如玉”。
有学生读完博士，突然提出：欧阳老师，我不想搞研究了，我想去经商。
他说：只要你想清楚，这一生中什么事情是你最想做又最值得做的，你想清楚了就去做，我不会有意见。
这学生真去经商了，日后还有学生转到了证券、期货这一行，或是开起了自己的翻译公司。只要弟子们长亭一别是快快乐乐的，他的眼里总是闪动着慈父般祝福的光芒。
凡有条件出国深造，本人又想走的，他都支持。他们学业有成后是留下来，还是回国，他都理解。报效祖国固然不错，但有一个前提，即为政者得把国家治理得人人安居乐业，生老无忧，如同一匹苏锦，摸在手里抖抖索索不说，还得光彩照人。古语云：“乱邦不入，危邦不居”，国家治理好了就会有凝聚力，能回来的肯定回来，不能回来的也身在曹营心在汉。
至今，欧阳自远的弟子们有四十几个在国外，也有几位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如国内目前研究南极陨石处于领先水平的林杨挺教授，还有分别从英国、加拿大等国回来又再度回到他身边的邹永廖、李春来、刘建忠几位。
2003年，随着“嫦娥工程”公布于世，李春来、邹永廖随欧阳自远一起浮出了水面。李春来现在是“嫦娥工程”五大系统之一的地面应用系统的总设计师，邹永廖担任地面应用系统的副总指挥，刘建忠担任地面应用系统的副总设计师。国内不少媒体上刊载有介绍月球与月球探测等方面的科普文章及相关消息，邹永廖便是作者之一。从这时起，已经失散十几年的大学同学纷纷与他恢复了联系。
2004年10月，是中山大学的百年校庆。同学们相约一定回去。可他此时已担任“嫦娥一号工程”地面系统副总指挥，工作太忙，参加不了校庆那天的活动，但同学们还是要他无论如何回来见见面，校庆结束了，大伙儿可再举行班庆。他利用星期天赶了回去，还有二十多个同学等着他，大伙儿在一起欢聚了两天。
当年都是学地质的，现在不是做生意，就是搞工程，或是金融界的成功人士，“守身如玉”的只有他一个，而且谁挣的钱也比他那份死工资多得多。但同学们对他的那份亲切与热忱，恍若他是当年潜入白区、战斗在敌人心脏，如今又回到艳阳天下的地下党。听了他的一番介绍，有同学感慨，比起你们在地球上琢磨月球，一下觉得自己每天拼了命地赚钱十分可笑。
又有同学说：永廖，以后只要你回广东，不管是出差，还是探亲，吃住行我全包了，你可一定要给我这个支持“嫦娥工程”的机会……
一个专业的自尊与荣誉感就是这样炼成的。
在地化所，像邹永廖这样有着前冷后热心态的研究生恐不在少数。像欧阳自远这样德学双峰的导师也不在少数。可以预料，随着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不断实施，地化所不但将承担起更多更重要的国家科研项目，而且，还会成为我国天体化学、地球化学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
欧阳自远有过两次调离地化所的机会。
一次是1991年，周光召院长再三要调他回北京，任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局局长。周光召后来又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不能不服从。对我国的资源与环境，他不但比较熟悉，也愿意为其得到科学地管理出些力。他答应做这个局长，却提出不迁户口，不迁工资，给中科院打工，打完工要回贵阳。
为什么？他说：做个局长在北京退休没有多大意思，回地化所我还可以做一些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