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代的人真是水晶般地单纯。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为老大哥这一真是破天荒的成就而由衷地高兴，并对祖国社会主义未来的前景满怀憧憬。
老大哥的今天，不就是我们的明天吗？
建国后没几年，就被打发在故宫清冷的一角做古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先生，也挺激动，他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见《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余世存辑录）
像欧阳自远这样的年轻人，那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他比一般人对苏联有着更多的了解。
在北京地质学院四年学的都是俄语，他有个窍门，那就是通过唱俄语歌来学习，会唱的俄语歌越多，单词量也越多，唱得越熟，用起来也越熟。他能唱一百多首，其中不少歌都是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他那深沉、略显磁性的男中音，唱起雾一般苍凉的《三套车》，还有在苏联人庆典活动时也经常唱的《俄罗斯》：“你能找到世界上那一个国家/比我们祖国还美丽/到处是开阔的原野，鲜花怒放……”常常令周围的听众有心灵被一股股暖流融化的感觉。
通过考试和组织考察，原确定他去北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再强化一年俄语，此后派去苏联留学。在外语学院上课时，苏联老师开始都觉得奇怪，怎么一提问题，这个学生回答起来都像是诗一般的语言。他是个诗人？或者身上有俄罗斯血统？
他爱看苏联小说、电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到当代的《日日夜夜》、《女拖拉机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金星英雄》……他都看过。他还喜欢俄罗斯的古典音乐、芭蕾。他觉得苏联真的是一个日新月异、值得中国人努力学习的美好的社会。而且，她的文化沉雄、博大，具有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的力量，俄罗斯民族有着中国人难以企及的艺术素养。
即使在国门早已打开，他已到过不少西方国家，采访时，欧阳自远还一再向我感叹：俄罗斯文化太伟大了，我真的是很崇拜！与此相反，他说：我对法国、英国文化接触很少，但与美国文化接触下来，简直是一片荒凉，啥玩意也没有。
我不太同意欧阳先生的后一个判断，对他的前一个看法深表赞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在与中国发生最激烈论战的苏联，在斯大林铁腕统治的阴影远没有驱散的莫斯科，仍可看到法国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听到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演奏会。仍有三十多家剧院提供丰富多彩的剧目，从果戈理、契诃夫到布莱希特的剧作……
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一名日本记者注意到，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挤在一个座位，他不知道她们是怎样用一张票子进来的。一个女孩正飞针走线，给膝盖上的布娃娃缝上最后几针。音乐会结束时，她推开众人冲向台前，把布娃娃作为礼物，献给了走上台的作曲家……
窃深深以为，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当年飞针走线的，并不是一个布娃娃，而是近半个世纪后浴火重生、依然英气逼人的俄罗斯！
欧阳自远的喜悦，还来自苏联发射的这颗人造地球卫星，像一道强劲的蓝色弧光，一下照亮了那个在永新公园里看天的孩子，他隐隐感觉到过去与今天某种相通的可能性。
地质是研究地球的基本材料，太阳系中月球、火星和无数的行星、小行星，研究它们的基本材料不也应该是它们的“地质”？现在，从这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始，人类必然会拥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富有成效的研究宇宙的工具。在尚未有自己的卫星、飞船前，中国人难道应呆在蛾眉山上无动于衷，或者仅仅为老大哥唱响阻遏流云的赞歌，自己却无所作为？
他突然想到地球上也有天上的“地质”，这便是来自太空的陨石。这些稀罕的石头，既与自己的专业有关，又大大地拓宽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或者说，跳出地球，站在宇宙空间更能全面性、整体性和综合性地研究地球。
他对侯德封先生说，希望能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今后还要关注天上的“地质”。
原来他担心，自己的专业本是地上的，现在要上天，侯先生会不会以为，苏联人的这颗卫星让他烧包了，十三不靠了，找不着北了，不知道自身有几斤几两了？
谁知侯先生一听完他的想法，竞高兴地说：“行，那很好呀。”
于是，苏联人的这颗卫星，促成了1958年里第一个中国人开始关注和筹备对陨石和宇宙尘的研究。
同时，欧阳自远即将完成研究生毕业论文。时任地质研究所所长的侯德封先生，将他调到所里做自己的学术秘书。
还有一位对近半个世纪后中国探月工程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也该在这里交代了。
此人和欧阳自远有不少共同点，两人打小都喜欢看天，热爱俄罗斯文化，都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现在有时候晚上在家里，他还会把前苏联时期的老歌曲唱片翻出来听昕，顿时，身心便跌入那滔滔而又温馨的青春记忆中。
前几年的一个元旦，俄罗斯来了一个歌舞团。他赶早去买票，开演的那天，到剧场一看，年轻人很少，观众大多数是自己这样大岁数的老头老太。他琢磨着，其中许多人当年在苏联学习过……
他的名字叫孙家栋，1929年生于辽宁锦州。
1948年9月，尚未拿到中学毕业证书，却通过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严格的招生考试的他，不得不在三哥孙家楠的毕业证书上贴上自己的照片“蒙混过关”，被编人预科班学习俄语。当时，哈工大由苏联人管理，俄语是重中之重的基础课程。孙家栋如饥似渴，拼命学习，很快成了班上的高材生。
1950年的元宵节，孙家栋所在的预科班在学校食堂会餐。结果，红烧肉的浓香刚刚蔓延，一位校领导匆匆跑进小餐厅，宣布了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在场的同学中，有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而且随后必须出发，得赶上8时30分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
这一晚，自踏上列车起，便开始了孙家栋的从军生涯。
命运往往这样奇特，如此偶然。叩开机缘之门的，竟是一碗红烧肉。
很难说清楚，此后的人生道路上，是吃了红烧肉的人过得平安，活得有价值，还是拒绝吃红烧肉的人充满动荡、蹉跎了岁月？这就像麻将桌上一副洗得哗啦啦的牌，不打到结局，谁也看不出胜负。
对孙家栋却是幸运的，那碗红烧肉吃下去，就像李玉和临刑前喝了奶奶给的一碗酒，保证了他一生的政治纯洁，让他也如欧阳自远，得以在中国车水马龙般的运动、斗争中永不撞上红灯。
1951年9月，孙家栋和另外23名中国军人，被派往苏联著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茹科夫斯基是二十世纪苏联卓越的飞机设计师，他的学生中集中了雅克、图波列夫和伊尔等苏联主要飞机系列的设计师。学院有四个专业，每个专业一个系，即飞机发动机、武器、电子设备和通讯设备。这四个系里，都有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为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亚洲几个国家的留学生单独成立了一个五系，系里再设相同的四个专业。
孙家栋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年后，在学院大门口最显眼的“光荣榜”上，开始出现孙家栋的照片。
该院有一个传统，每年将年终考试获得全优5分的学生照片，列入“光荣榜”。“光荣榜”是金字塔形的，如果有谁年年能连续保持全优，他的照片便会一年比一年大，位置也逐年往上提。照片尺寸由开始的四寸，变成最后的一尺。这时也就到了学生毕业的时候，名列榜首的“状元”，将会获得一枚正面是斯大林头像的纯金质奖章，并由苏联国防部长亲自颁发。获得它对苏联学生来讲可以说是梦寐以求，能有资格在胸前挂上这种奖章的毕业生，不仅可以比普通学生的军衔高上一级，而且能优先选择自己满意的工作，并带双份工资享受三个月的休假。
中国人会读书，又一次表现得确凿无疑，板上钉钉——
至孙家栋毕业的1958年，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历史上，获得此奖的毕业生有五位，其中四位是中国留学生，孙家栋名列其中。
1958年9月，孙家栋等二十四名高材生从苏联学成回国。他们原都是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决定送出去的，看到他们回来，好像老农见了满仓里堆着的新谷，心里自然喜滋滋。刘亚楼把他们这批有着洋学历的年轻人视为做大做强中国空军的骨干力量。
让刘亚楼上将没有料到的是，盯住他们的还有一个人，而且，此人还是一位元帅。
历史往往充满着戏剧性，一幕戏在1958年里重演了，不过角色颠倒了个个——
约在魏晋时期，中国人就发明了火药。公元十至十三世纪，北宋、南宋与北方草原上的夙敌打得不可开交，火药终于被用于战争，其配方和工艺不断改进，变成了既能喷射燃烧，又有一定爆炸作用的武器。
在南宋末期，军中已流行一种叫“起火”或“流星”的火药武器，就是在火药筒上捆一根细竹，又在前端插一枚金属箭头，尾端装上箭羽，这便有了利用喷气推进火箭的意思。
明代是中国古代火箭的全盛时期，火箭武器种类繁多。有记载的便有震天雷、神火飞鸦、飞空砂筒、火龙出水等。如神火飞鸦，是利用四支“起火”的推力升空，飞行几百米，将落地时，“鸦”身内的火药点燃爆炸，用以焚烧敌营。
到了清朝，火箭在技术上肯定又有改进。大约在1758年，康熙皇帝觉得火箭足以扬我大清威猛，是个绝对能让洋人称羡、更让他们服帖的好家伙。在当年送给俄国沙皇的一大堆礼品中，就有两箱火箭。
两百年后，苏联回赠中国两枚“现代火箭”，这是两枚P—2近程导弹。
由此看来，老大哥从来没有和小老弟掏心窝的时候。
前面已经交代，在科罗廖夫的主持下，当时的苏联，已经有近、中、远程系列的种种类型导弹。中程的P—5型导弹，能打三千公里，由苏联可打到英伦三岛；P—7型的洲际导弹，能一气飞七千公里，可打到美国本土。这P—2型的却是近程的，很大可能半径只有几百公里。
比起康熙皇帝当年送出的不过飞几百米就得栽下来的两箱火箭，这礼当然算份厚礼，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不是送礼，而是老大哥给小老弟送药，一种让总想着要在全球反帝反修的伟业中坐大的******心里添堵的药……
中国的导弹事业，正是从仿制苏联的这两枚液体近程弹道导弹P—2开始起步的。
授命要奋发图强抓好此事的是聂荣臻。
元帅想把这二十四个年轻人统统收进自己麾下。刘上将一面坚决服从，一面用哀兵之术，苦苦恳求聂帅，至少给空军留下三分之一，也就是八名。总不能捂了六年的绩优股，到最后血本无归？
聂帅答应了，可在这八人中，没有刘司令最欣赏的孙家栋。
从此，孙家栋的一生，和中国的航天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58年的欧阳自远，还不认识1958年的孙家栋。就是在整个六t十年代，各人都在忙着各人的事情。
彼此都不会想到，近半个世纪后，出生于一南一北的两个人，会因月球而走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