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不仅给欧洲各国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而且其财富的增长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亚当·斯密通过详尽的记述和理性的分析，将这一切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财富的自然增长过程
在现代社会，市民与农民需要大量交换物品。农村把诸如粮食等生活资料、制造材料卖给城市，城市则把一部分制成品卖给农村。城市一般不能生产生活资料，需要从农村获取并由此创造财富；农村可以生产制造品，但不如拿自产物与城市交换来得划算，因为农民种粮食更加专业，更加有效率。所以，交换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专业化分工能使双方都更加富裕。对一个农民来说，与其亲自动手，还不如拿粮食等自家产的东西跟城里人交换，比自己生产制造品更加划算。
同时，城市也是农村剩余产物的市场，农民消费不掉的资料，被拿到都市交换他们所需的物品。城市的居民越多，收入越多，农村剩余产物的市场就越广阔。同样的东西，例如离城1英里地出产的谷物与离城20英里的地方出产的谷物，其市价完全一样，但后者的售价不但要补偿生产花费和进城的开销，还要有利润。因此，在价格相近的情况下，前者比后者有较多营利，即郊区的农户赚得更多。
根据人的本性，首先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然后才考虑提高生活质量。因此，生产基本生活资料的农业会较早产生，同时农村的发展直接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农村耕种方式的改良必然促使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农村剩余产品的增多必然有益于城市的扩展。
通常来说，由于受制于农村耕作、改良情况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城市数量无法在土地未完全开垦改良之前大规模增加。在获利相近的前提下，与投资工业、贸易相比，多数人更愿意选择投资土地。因为投资土地比较省心，地主的资本是固定在土地上的，可以更直接地监督资本运作，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发生意外，保障资产安全。而商人资本则恰好与之相反，商人经常漂洋过海，要冒狂风巨浪的危险，不仅要把货物交给相隔很远的人，而且要考虑抢劫、诈骗等因素，风险相当大。
农耕需要各种工匠的帮助，如锻工、木匠、轮匠、犁匠、泥水匠、砖瓦匠、皮革匠、鞋匠和缝匠等。这类工匠由于需要互相支持，同时又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自然要聚居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小城镇或小村落。渐渐地，随着提供其他服务的人比如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的汇聚加入，小镇的规模扩大了。
农民和市民互相服务。农民用生活资料交换制造品，从而使城市居民获得生活资料以及制造业所需的原材料。他们出售给城市居民的原材料及食物数量，决定了需要购买制成品的数量。换言之，城市居民的原材料及食品的增加，只能根据农民对产品需要增加的比例而增加。所以，只要人类的制度不扰乱事物的自然倾向，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社会里，城市财富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都是农村耕作及改良发展的结果，而且按照农村发展的比例而增长扩大。
当土地很容易买到时，专门为向远方销售而兴办的制造业是很少的。比如在北美洲，当一个工匠发了小财之后，他会购买或改良未开垦的土地，由技工成为农场主，而不愿再做工资较高的技工，因为他更愿为自己工作。他也不会办一家工厂来做行销各地的生意，他觉得种自己的地，靠自己的劳力生活比较独立。
相反，当土地全已开垦或不容易买到时，技工得到资本后，就会办一家工厂来做行销各地的生意。锻工建铁厂，织工建麻织厂、毛织厂。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制造业将进行精密的分工，并进行各种改进。
诚如我在前文所述，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投资农业而不是制造业。在制造业与国外贸易两者中，人们宁愿选择制造业而不是国外贸易。在营利均等的前提下，与制造商的资本比较，地主或农场主的资本更为稳当。同样地，与国外贸易的资本比较，制造商的资本更为稳当，随时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当一个国家原材料及产品较多时，剩余产品将会被输送到外国，以交换国内需要的其他物品。至于输出所用资本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并不重要。如果本国的资本在保证耕作土地用过后没有余力再输出产品，那么，由外国资本将本国产品运到外国去，也对本国大有裨益。中国、印度、古埃及的富裕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北美殖民地、西印度殖民地，如果没有外国资本替他们输出剩余产物，那么进步就会慢许多。
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一个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资本总是按照这种顺序投放，即先开垦一些土地，然后才能建立城市；在城市里先有了一些简单的制造业，然后才会有人愿意从事国外贸易。
但在今天，一些欧洲国家似乎与此相反，即由国外贸易引发制造业，由制造业和国外贸易推进农业的大规模改良。这种反自然的退化顺序，是欧洲一些国家的风俗习惯造成的。而这种风俗习惯，又是由他们原来的统治性质造成的。后来，这种统治虽然大为改变，但他们的风俗习惯却没有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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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系数
1857年，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在研究了当时西欧某些居民家庭收入和食物消费支出的关系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家庭收入越少，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越大。这一观点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即恩格尔系数。用公式表示为：
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额÷消费支出总额）100%
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定量关系和相关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生产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众所周知，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方面转移。因此，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恩格尔定律和恩格尔系数一经提出，就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广泛接受和确认，认为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恩格尔定律和恩格尔系数是较早引入我国的西方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概念。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低于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在西方，个人消费包括了住房、医疗、卫生、交通等全部支出。而在我国，特别是城市实行公费医疗、低房租和食品、燃料、水等多种补贴，这些政策性因素对消费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比较分析尤其是进行国际对比和城乡对比时，要剔除不可比因素。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考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要注意政策性影响的计算和分析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做相应的剔除。另外，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的趋势。
农业的抑制与改良
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对罗马帝国西部的侵扰，引起了欧洲的一场大变革，随着这场大变革而来的是欧洲数百年的纷乱。野蛮民族肆意掠夺和迫害土著居民，使得城乡间的贸易中断，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乡村田野荒芜、无人耕作。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富裕繁荣的西欧，一夜之间沦为极度贫乏野蛮的荒园。在烽火连天，战事扰攘中，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土地被那些民族的头子豪夺侵吞了。虽然土地无人耕种，但是却不可能找到一块没有所有者的土地。侵略者吞并了一切土地；其中少数大地主吞并了绝大部分土地。
土地吞并之初的危害虽然很大，但是尚且具有暂时性。这些土地，原本可通过继承或分割的方式，被拆分缩小。但是根据长男承继法规定，大土地不能因为继承而被拆小；限嗣继承法也规定，大土地不能因为分割而被拆小。
当我们把土地仅仅当作谋生求食的手段时，按照自然承继法，人们当然会把土地当作动产一样分给家里所有的子女，因为作为父亲，自然同样关心每一个儿女的生计，从而在财产分割上一视同仁。罗马人就是采用这种不分长幼、不分男女的自然承继法。只要是自己亲生，就可以承继本人的土地。他们处分土地，在方法上，与我们现在处分动产的方法是一致的。
不过，当土地不仅被看作是谋生手段，而且是权力强弱象征的时候，土地的完整性与专属性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那些乱世之中，大地主本身就是小贵族；而他的佃户，同时就是他的奴隶。他对他们的一切作裁判，在和平时期对他们立法，在战争时期领导他们作战。他可任意发动战争，或对邻国，或对国王。在这种情况下，某处地产的安全与否，其中居民有保障与否，都与土地的大小息息相关。分拆地产，无异于破坏拆散它，使其各部分都暴露在强邻的侵吞威胁之下。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与地产承继有关的长男承继法出现了，并逐渐盛行起来。
与地产继承同理，君主国往往也是由长男一人承继。尽管立法之初并不总是这样。为了君主国的安全与权力，国土不再进行分裂，而是在诸儿女中选择一人来单独承继，在选择谁这样重要的事情上，当然要郑重。必须制定一个适用的规则，它不以个人资质好坏来区分，这太不可靠；而应按某种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标准。在同一家庭的各子女中，除了性别与年龄之外，再没有其他无可争论的差别了。按照一般看法，男性优先于女性，在同等条件下，年长的优先于年幼的。这就是长男承继权的产生。而人所共知的“直系继承”，也就由此出现了。
众所周知，一定的环境产生一定的法律。事实上，惟有处于产生某种法律的大环境下，这种法律才具有合理性。而实际情况则是，往往人们所处的环境已变，而之前制定的法律仍然持续有效。正如今日欧洲，仅拥有一亩地的小地主，与拥有千万亩地的大地主在安全性上是没有差别的。产生长男承继权的环境已经不同了，长男承继权却依然如故。因为在各种制度中，这一法律对于保持贵族尊严是最适宜的，所以，也许今后还会盛行多年。实际上除此之外，长男承继权已经违反大家庭的真实利益了。因为它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儿子富裕，其他儿子贫困。
长男继承法的实施直接导致限嗣继承法的产生。施行限嗣继承法的目的在于维护一种直系继承，这种直系继承是由长男继承法引导出来的。如果子孙不孝或遭遇不幸，一部分遗产有可能被赠与、遗让或割让，从而面临旁落他人的危险，而限嗣继承法可以回避这种危险。现代有几个法国的法学家，曾将古代罗马人所谓预备继承人预定法和嘱托遗赠法与上文提到的限嗣继承法相提并论，认为二者有相似之处，实际上迥然不同。
同长男继承法一样，当领主占有大量土地及财产作为领地时，限嗣继承法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即它可以有效阻止领主一人轻举妄动的行为，从而保护多数百姓不遭受灾殃。然而在今日的欧州，这种法律的存在却是相当荒谬的，这种荒谬性基于一种完全错误的假定：即人类后裔对一切土地及财物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它取决于五百年前老祖宗的规定。
尽管如此，在今天的欧洲，不少地方仍然实行限嗣继承法，尤其是将贵族血统作为享受民事或军事荣誉的必要资格的时候。贵族们在充任大官爵时，利用限嗣继承法这一特权作为排外的手段。他们虽然藉由此法已经夺取了超越其同胞的并不正当的利益，但仍不知足，自认为还应当再享有另一种不正当的利益。在英国，尽管习惯上很排斥世业世禄的制度因而限制它，但此制度还是未被完全废除。据称，现在苏格兰仍有超过1/5的土地受到严格的限嗣继承法的支配。
基于上述原因，大片荒地就不可避免地被少数豪族兼并，并且不可能再分散。大片土地是非常不利于改良的，因为大地主们通常不是大改良家。在这种制度产生的初期，正处于诸侯割据的混乱时节，大地主们将精力完全投注于如何保护自己已有的领地不受外人侵犯，如何向邻国扩张新的领土从而获得对它的管辖权、支配权。如此耗时耗力，他们实在没有余暇来开垦土地，更不用说改良土地了。
及至和平时期，法制秩序的确立，生活的安定，虽然有了大量空闲时间，但是他们仍没有心思耕种开垦土地，即使有也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他全家一年一度的开支，超过或正好等于他全年的收入（这种现象极为常见），他就没有多余的资本投资在开垦改良土地上。如果他有经济头脑，是一个经济家，那么，他的思维又通常会倾向于置新而不是改旧，他会想，与其将省吃俭用一年而来的用度去改良旧的地产，不如去购买新的地产比较合算。
改良土地与各种商业活动相同，要获取利润，一定要斤斤计较，要注意小节省小赢利，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然而对于这些生于富贵之家的人而言，就算他天生节俭，要做到这一点也颇为不易。贵族的家庭背景及经历，自然更重视赏心悦目的装饰，而不重视投资与利润，后者对他而言，并不十分需要。他从小生活在锦衣玉食、车水马龙、富丽堂皇之中，养成了奢侈的习惯。
这种习惯在他想改良土地时，仍会支配着他。他也许会将自家住宅附近的四五百亩土地统统装饰一新，比如种上花草、铺上地毯、装上灯饰、插上彩旗、这些花费加在一起，足足是该土地改良后产值的十倍。那他终会发现，照此将他全部地产都改良下去，那就算他再无其他嗜好，恐怕也会早在改良十分之一以前，他的财产就会被全数消耗殆尽。
如今在英国，自从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以来，有些大地产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至今没有变动。将这些大地产与邻近的小地产比较一下，无需论证，你就会知道大地产是如此不利于改良。
如前所述，对于这样的大地主尚无一点改良土地的希望，那么对于那些租用土地的人就更无希望可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