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过去12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2.3％，那表示，生活成本比12个月前平均上升2.3％。当生活成本提高，你的金钱价值便随之下降。也就是说，一年前收到的一张100元纸币，今天只可以买到价值97.75元的货品及服务。一般来说，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Inflation，就是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我们称为Serious Inflation，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对一个固定的消费品价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也是一种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工具，以百分比变化为表达形式。在美国构成该指标的主要商品共分七大类，其中包括：食品、酒和饮品住宅；衣着；交通；医药健康；娱乐；其他商品及服务。在美国，消费物价指数由劳工统计局每月公布，有两种不同的消费物价指数。一是工人和职员的消费价格指数，简称CPW。二是城市消费者的消费价格指数，简称CPIU。
CPI价格指数指标十分重要，而且具有启示性，必须慎重把握。因为消费价价格指数水平表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也反映经济的景气状况，如果该指数下跌，反映经济衰退，必然对货币汇率走势不利。但如果消费价格指数上升，汇率是否一定有利呢？不一定，须看消费价格指数升幅如何。倘若该指数升幅温和，则表示经济稳定向上，当然对该国货币有利，但如果该指数升幅过大却有不良影响，因为价格指数与购买能力成反比，物价越贵，货币的购买能力越低，必然对该国货币不利。如果考虑对利率的影响，则该指标对外汇汇率的影响作用更加复杂。当一国的消费价格指数上升时，表明该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亦即是货币的购买力减弱，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该国的货币应走弱。相反，当一国的消费价格指数下降时，表明该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亦即是货币的购买力上升，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该国的货币应走强。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均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通货膨胀上升同时亦带来利率上升的机会，因此，反而利好该货币。假如通货膨胀率受到控制而下跌，利率亦同时趋于回落，反而会利淡该地区的货币了。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会导致金融危机，这是拉美国家常见的现象。
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城市居民的情况，当初也是相当卑贱的，但较之乡村耕作者，他们取得自由与独立的时间，还是要早很多。
古代希腊共和国、意大利共和国时期，这些国家的居民绝大多数为地主，他们分占公地，并让房屋毗连，在外环围墙，以便于外敌入侵时共同防御。这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居民状况大不相同。罗马帝国崩溃后，地主大都散居于各自领地的城寨内，住在各自的佃农及属民中间。市镇上的居民，大都是商人和技工。他们的境况，并不比农村居民好，其处境无异于或近似于隶役。例如，不经领主许可不可以自由嫁女；居民死后，他的财物不可由儿孙继承，而由领主领取；居民自身的遗产，不可自由处分（这些，可从此后各宪章赋与欧洲各都市居民的权利中得到反证）。总而言之，他们和农村耕作者几乎甚至全然一样，处于贱奴状态。
这些人，贫困而低贱，像今天拉车荷担的小贩一样，他们肩挑背扛，过市赴墟，从这里跑到那里，夙兴夜寐，奔波劳碌。当他们经过某些采邑，路过某些城门，穿过某些桥梁，踏上某些道路，准备设摊售货的时候，那些欧洲各国的政府官吏，就会把赋税强加在他们的人身与货物上，像现在亚洲的鞑靼政府一样。这些税，在英格兰分别被叫做过界税、过桥税、落地税以及摊税。
有时，国王以及在某些场合可行使类似国王权利的大领主，会格外开恩，从而特许某些商人，尤其是住在他们领地内的商人，免缴各种赋税。这些商人被称为自由商人，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的地位与隶役一样或者极为相似。为报答保护者的保护，这些所谓的自由商人通常每年会缴纳若干人头税，否则保护者们就不会提供相应的保护。换言之，这所谓的人头税是他们提供给保护者的补偿，因为保护者舍弃了其他税收。这样的交换，当初只限于个人，其期限要么取决于被保护者自身，要么取决于保护者的好恶。上述事实在英国土地清丈册中有不完全的记载。这些册子中常常提及，某某市民上缴给国王或大领主人头税若干，以寻求保护。有时，它又只记录这些人缴纳税赋的总和。
国王收入的一部分来自于都市居民的人头税，这一部分收入，一般由国王制定比例额度，在一定期限内承包给该市长官或其他人集中征收。除此之外，市民自己也可以争取并获得这样的许可，来征收他们本市的人头税，从而联合负责这全部税额，这就是所谓的包税。这种收税方法，应当是适合欧洲各国国王的一般经济的，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就已经把庄园全部的税收，交由庄园全体佃农包办，并对这税收负连带责任。当然，这种办法对佃农也有利。同样地，包税的办法对市民也有利。他们可按自己的喜好从事稽征，并通过自聘人员之手将税款缴纳于国库，不必再受国王派出的吏役的横暴了。这在当时是一件极重大的事。
包税之初，和农民包办庄园的税相同，市民包办城市的税，是有一定年限的。后来，随着时代的推进，逐渐变成永久的。而且税额一旦固定，以后永远都不能再增加。税额既然已具永久性，则以纳此税为条件的其他各种赋税的豁免，便也成了永久的。依次类推，则其他各税的豁免，便不限于个别的人，而属于特殊城市内的一切市民了。这个城市，因此成为所谓自由市；同理，市民成为所谓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同时拥有以下重要特权，即嫁女自由权、儿女承继权与遗嘱权。至于贸易自由权是否常伴随这些特权，赐与作为个人的个别市民，我不得而知，可能真是这样，但我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不管怎么说，贱奴制度及奴隶制度的主要属性，就这样从他们身上消除了。至少，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这个字的意义上，是自由了。
获得自由以后，市民们还设立自治机关，这种机关有权推举市长，设立市议会，设立市政府，颁布市法规，建筑城堡以自卫，召集居民训练，以备战事、任防守。一旦遇到敌人进攻或其他意外事情，凡是居民，都必须不分昼夜，尽防卫责任。在英格兰，他们一般可不受郡裁判所和州裁判所的管辖；除公诉外，所有诉讼都可由市长判决。在其他各国，市长拥有的裁判权更大。
在某个城市，如果市税由市民包办，那么，就会赋予它们某种裁判权，用以强迫市民纳税。倘若不赋予它们这种裁判权，而让法庭进行裁决，就必然造成混乱和遇到极大的困难。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欧洲大多数君主却喜欢用那种固定的、不得增加的租税来代替这部分税收。这样，他们就不必劳神费财，而租税也能够及时收取并不断地增长。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更加奇怪，欧洲的君主们竟然自动地在他们领土的中心，建立一种独立的民主国。
为阐释其中原因，就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说起。
当时的欧洲各国，局势混乱，没有一个君主有能力保护国内的弱小人民，使其不被大领主压迫。这些弱小人民，在内没有国法保护，对外又无力自卫，可以选择的只有两条路：或者投身某大领主为奴，乞求保护；或者联合起来，共同守卫，彼此相互保护。诚然，单个的城市居民不能自卫，但一旦建立攻守同盟，则力量不可小视。
领主看不起市民，一方面因为市民的身份与己不同，另一方面因为市民前身是奴隶，后来得以释放，其族类更与己不同。所以，领主对于市民的富裕，常常怀有嫉妒愤怒之心。只要有机会就横加欺凌与压迫，这些必然导致市民对领主的畏惧和嫉恨。
同样地，国王也对领主充满畏惧和嫉恨，但同时他也鄙视市民，不过不会嫉恨他们、畏惧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国王与市民互结同盟，共抗领主。
国王的敌人是领主，领主的敌人是市民，因此，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国王会尽力帮助市民，稳固市民的地位。他给予市民种种权力，比如推举市长，制订市法规，建筑城堡自卫，进行军事训练等。市民有了独立安全的手段，最终不必再去依靠领主——这个国王的敌人。
二者结成的自由同盟如果要维系永久的安全，并且能较大地援助国王，那么，必须要成立正常的政府组织，以强制居民服从。这就是君主国中心存在独立民主国的原因。至于前文提到的，国王把市税永久包给市民，是为了拉拢市民与其结盟，打消他们的疑惧，同时向他们表明，将来不会再压迫他们，也不会把税额提高或把税包给别人。
国王常常因为憎恨领主而宽待市民，比如英格兰国王约翰，对市民就相当宽容。法兰西腓力普一世，完全无法统率领主，所以其子路易与国内各主教商议，如何用最适当的方法推翻领主的残暴统治。
有关取缔领主权利的办法，主教们的提议可从两方面出发：其一是政治方面，建议在国王领土范围内的各大城市，全部设立市长和市议会，从而创新管理体系；其二是军事方面，召集城市居民组成新的民军，听任市长调遣并在必要时援助国王。
据历史学家考证，就是在这时，法兰西创立了市长制度和市议会制度；在德意志，正是在苏阿比亚王统治衰弱时期，大部分自由市才获得这种特权；著名的汉萨同盟，也是借此才得以崭露头角。
在市民与领主的斗争中，都市民军常常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其力量已经与领主领导的乡村民军不相上下，而且一旦有事比他们更容易集合。
与此不同的是，意大利、瑞士、伯尔尼等地的都市，要么离首府所在地太远，要么本身天然具备对抗力量，要么还有其他缘故，君主已无权力或无能力统治，它们大都逐渐发展为独立的民主社会。它们迫使当地贵族拆毁乡间城堡，与平民一样居住在都市内，贵族就这样被征服了。12世纪末至16世纪初，意大利除威尼斯之外的无数大民主国屡起屡灭，其都市的历史大部分与此类似。
但是都市还是没能完全独立，这是因为英国与法国的国王权力没能全部消灭，最多不过稍有衰落。尽管如此，市民势力还是日渐扩张，比如国王要征税，除了上游的市税以外，其他一切赋税，必须要市民同意，才可以征收。如果国王遇到急事，就通诏全国各市派遣代表，出席国会。这些代表与牧师贵族一起商议，是否给予国王特别的经济援助。市民代表一般是袒护国王的，因此有时会被国王利用，以此抵抗议会内大领主的权力。市民代表出席欧洲各大君主国的国会的起因，便由此而来。
在都市，秩序良好的政府以及个人自由安全，就这样得以确立。与此不同的是，在乡村，农民依然处于贵族的迫害之下，根本无力自卫，而且不敢拥有更多财富，生怕招惹压迫者更苛刻的剥夺。这种情况下，自然满足于仅够生存的生活资料。
相反，如果人们能够亲自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同时可以自由把握它时，他们就会努力来改善自身的境遇。除了获取生活必需品，还要取得生活上的便利品和娱乐品。以生产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为目的的产业，就这样在都市产生了，在时间上要比农村早。
在领主统治范围内生存的贫穷农民，必须小心掩藏仅有的积蓄，生怕被领主看见占为己有。他们一有机会，就逃往都市。当时法律对市民相当宽纵，同时热切期望削减领主对农民的权力，所以规定，只要农民逃往都市一年内不为领主所擒获，就可永享自由。这法律大大鼓励了乡村勤劳居民，他们一有蓄积，自然逃往都市，寻求他们惟一安全的避难所。
从根本上说，农村是城市居民的食品、材料和产业手段的出产地。不过，居住在近海岸沿河边的城市居民，除了从邻村获取这些物品外，还有更广阔的范围。他们不但可以用自身工业的制造品就近交换，而且可以通过经营遥远国家间的运送业，以甲国产物交换乙国产物，从远地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种种物品。
这样一来，这个城市就可以发达起来并日臻富强，不管其邻近各农村如何贫乏，也不管与之通商的各个农村如何衰落。这个原因在于，单独而言，每个农村为它提供的食料与雇佣机会也许有限，但综合起来，却极为可观。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虽然那时的商业范围极为狭隘，但是有些国家仍然很富裕、产业很发达。相关的例子有，未被土耳其人征服的埃及，未曾灭亡时的希腊帝国，巴伯里海岸某地，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各省，亚巴西德统治下的撒拉逊人的帝国等。
在欧洲，最早由商业致富的，似为意大利各城市。图为意大利水城威尼斯。
意大利各城市是欧洲地区最早通过商业致富的国家。当时，意大利处于世界的文明与进步的中心。在远征时期，是十字军的必经之地。为了争取从圣地各地出发的大军，在威尼斯、******和比萨各城市，政府对航海业给予极大的鼓励。十字军有时从这里乘船渡过，粮食常常都交由这些城市供给。它们相当于十字军大军的辎重队。
十字军所到之处，破坏了许多财富，伤害了许多居民，妨碍了欧洲大部分地方的进步，但对于意大利若干城市而言，却正好相反，这些城市借由十字军而大力发展起来。可以说，十字军是欧洲其他各国的祸首，却是这些民主国富裕的源泉。
一般来说，富国的大富翁都有不满足的虚荣心，利用这点，商业城市的居民将本国的制造品和奢侈品与富国的大量土地生产物交换。所以，当时欧洲大部分商业，主要是以本国土地生产物交换文明国的制造品。比如，波兰的谷物常与法兰西的葡萄酒、白兰地酒交换，还与法兰西、意大利的丝绒交换；英格兰的羊毛常与法兰西的葡萄酒、弗兰德的精制呢绒交换。
通过国外贸易，奢侈品被逐渐普及到未有精制造业的国家。这种嗜好一经普及，便引起国内很大的需要。商人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要减掉运输费，必然会想到在本国建立同种制造业。这就是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各地制造业建立的由来。这些制造业一般都是为远地销售而建立的。
但是请注意，完全没有制造业的大国，在这世界上从未存在过，也决不可能存在。我所说的制造业，是指精良进步或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在无精良进步制造业的贫国，大部分居民穿的衣服、用的家具，都是本国产的；而在有精良进步制造业的富国，其下等阶级人民日用的衣服家具，反而有大部分是国外的产物。
各国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有两种情况。
其中一种是由国内商人和企业家仿效外国某种制造业，全力以赴投资经营的。这是国外通商的结果。13世纪盛行于路卡地方的绸制造业、绒制造业、缎制造业，就是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