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收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来源，即地租、利润与工资。每种赋税也是由这三种收入来源之一或三者共同支付的。我们将从四个方面来论述赋税：第一，地租的赋税；第二，利润的赋税；第三，劳动工资的赋税；第四，不分彼此的私人收入的所有三项收入来源的赋税。
在讨论各种赋税之前，先介绍一下关于一般赋税的四个特点：
第一，为维持政府，各个国家的国民都必须在其可能范围内，依照各自能力的大小，依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赋税。所谓赋税的平等或不平等，就看对这种原则是尊重还是藐视。必须注意，任何赋税，如果结果仅由地租、利润、工资三者之一负担，其他二者不受影响，这样是不平等的。后续讨论由于某种赋税如何不平等地落在它所影响的某种私人收入上面，我们会做进一步分析。
第二，应当让纳税者及其他人充分了解缴纳赋税的日期、方法、额数。确定人民应纳的税额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税额不确定纳税人不免为税收人员左右，税收人员借机加重赋税，或者利用加重赋税来恐吓、勒索或贿赂。赋税如不确定，定生腐化。当然，赋税不平等，其害民尚小；若赋税稍不确定，其害民就很大。所以，国民应当缴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
第三，征收各种赋税，缴纳的日期、方法应以最便利于纳税者的方式征收。
第四，以经济节约为原则征收赋税。征收赋税时，必须尽可能使人民所付出的，等于国库所收入的。如人民付出的多于国库所收入的，那是由以下四种因素造成的：其一，征收赋税的官吏因数量大而耗去大部分税收作为薪俸，且会滋生对人民的苛索，增加人民的负担；其二，它可能使人民对那些会给许多人提供生计和职业的事业裹足不前，并使本来可利用以举办上述事业的基金，由于要缴纳税款而缩减乃至于消灭；其三，对于逃税未遂者所使用的充公及其他惩罚办法，会使其破产，因而失去使用这部分资本所能获得的利益。不适当的赋税，是逃税的主要诱因。对逃税的惩罚，势必随诱因的加强而相应地加重。这样的法律，最初造成逃税的诱因，继而用严刑以惩逃税，并经常按照诱惑的大小裁定刑罚的轻重，设阱陷民，完全违背普通正义原则；其四，税收人员频繁的访问及稽查，常使纳税者遭受极不必要的麻烦、困扰与压迫。这种烦扰严格地讲，虽不是金钱上的损失，但无异是一种精神损失，因为人人都会设法来回避这种烦扰。以上四种因素使人民受到困扰，也无济于国家收入。
综上所述，所有国家在制定税法时，都应该设法使赋税尽可能地保持公平公正。纳税日期，缴纳方法，务必确定和便利于纳税者。此外，他们也应该竭力使人民于缴纳正税之外，不再受其他勒索。不过，各时代各国家的主要赋税，各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并未得到同样的好结果。
地租的赋税
（1）租金税、土地地租税
加在土地地租上的赋税有两种征收方法，一种是按照一种标准，各地区评定定额地租，确定后不反复变更；另一种是税额随土地实际地租的变动而变动，随情况的改善或恶化而增减。
在英国就是用一种固定不变的标准评定定额地租。固定的税额是平等的，因各地耕作上的原因，也会导致税额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都是由佃农承担的，纳税者虽是地主，税款通常是由佃农垫付的，地主会在收取地租时把它扣除。各地区的税额不随地租的增加而增加，地主由改良土地生出的利润，君主并不分享。地主除了缴纳赋税没有其他不便。同一地区地主破产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土地的改良，改良的土地加重地租税负担的程度有限，不足以阻碍土地的改良及其正常的生产。土地产量没有减少的倾向，产品价格没有抬高的倾向，佃农的劳动就不会受到妨害。征收这种税时使用的官吏很少。
土地税恒久不变使地主获利，其主要原因是由很多外部情况引起的，这种获利和赋税的本身性质无关。
现时地租与旧时地租的计算差异，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地主与君主的利益。按现时地租计算应付的税额，和按旧时评定实付的税额之间，通常会产生一个差额，所有的地主，几乎都从该差额获得了利益。按国家以后的情势，土地税的恒久性，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君主；若情势与此相反，就可能有利于君主。
货币用来缴纳赋税，土地评价也是以货币表示。货币自作了土地评价，随着银价和货币的价值保持不变，而且十分稳固。如果实际发生的情况与现实略有不同，这种评估的固定性可能给其中一方带来不利。追求长久是一种生存的自然属性，帝国的任何制度、便利于一切情形与其帝国本身一样永久。
最公平的赋税是一种随地租的变动为转移，或依耕作状况的进步退步为高下的土地税。法国经济学家曾建议征收这种公平税。他们主张：一切赋税，最终总是落在土地地租上。因此，应该平等地征于最后支付赋税的来源。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他们的学说却立足于形而上学的议论，放诸于实际则没有任何用处。
当地主决定自耕土地时，就要重新评定该地的地租，土地税随地租变动而变动，其征收费用，无疑会比额定不变的费用多，和其他税收的征收费用相比，这一切费用，大抵都很轻微。在这种制度下，各地应多设置一些登记机构。
若君主关心农事，并分摊土地改良费用，地主当然愿意缴纳赋税。要是在地主进行改良土地之前，允许其会同收税官吏，依照双方共同选择的邻近地主及农夫若干人的公平裁定，确定土地的实际价值，然后在一定年限内，依此评价征税，使其改良的费用能完全得到补偿，这样地主自会乐意改良土地了，土地税阻碍土地改良的问题也得以解决。如果君主不分担改良的费用却分享改良所得的利润，土地便得不到改良。赋税的主要好处之一是使君主从关注自身收入出发，而留心土地的改良。所以，时间的规定不能太短，促进君主留意农事的刺激再大，也不能弥补哪怕是最小的阻碍地主注意改良土地的动机。君主的注意比较宏观，地主的注意则是在细节上。总之，君主应在其权力所及范围内，以各种手段鼓励地主及农夫注意农事，使他们能依自己的判断及方法，追寻自己的利益；让他们能最安全地享受其勤劳的报酬；并且，在领土内设置最便利最安全的水陆交通，使他们所有的产品有最广泛的市场，同时自由无阻地输往其他各国，从而不会反对赋税更不会使土地税阻碍耕地改良。
在良好的管理制度下，土地税无碍于耕地改良，地主的纳税义务是不可避免的，地主便不会感到缴纳赋税有什么不便。
把一种不变的规定定为国家基本法。适应这种基本法，无论社会状态怎样变动，无论农业怎样进步或退步，无论银价和铸币的法定标准怎样变动，这种赋税不必加以任何调整就能自然而然地与实际状态相适应，而且在这些变动下都同样公平合理。
按照一般丈量及评价而估定的土地税，开始虽很公平，但实行不了多久，就变得很不公平。有些国家担心出租人和承租人会合伙隐瞒租约的实际条件，以骗取公共收入，便放弃了简单明了的土地租约登记法，转而不惜多劳多费地实行全国土地丈量。还有一些国家为了防止该变化的发生，耐心地注意国内各农场的状态及其产物的所有变动，这种长久的注意，不但会引起更多的麻烦，而且对纳税者无所助益。这种长久注意，政府也根本无法做到，所以这种公平是很难持久的。
（2）不与地租成比例而与土地产品成比例的赋税
地主最终支付的赋税，是对土地产品征收的赋税，也就是对土地以地租征收的赋税。当产品的一部分作为赋税付出时，农民必尽其所能计算这一部分逐年的大体价值究竟有多少，然后从经他同意付给地主的租额中按比例扣除。农民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就是这一类赋税，农民交出年产物也从来不预算逐年的大抵价值。
极不公平的什一税及其类似的土地税，表面看起来十分公平。这种加在地租上的极不公平的什一税，经常妨碍地主改良土地及农夫耕种土地的积极性。
教会不支出任何费用却分享较大利润，地主自然不愿用最多费用进行各种土地改良；农民也就不愿种植最有价值且需最多费用的谷物。各教会所分得的什一税，数量细微，却没有一个会像亚洲君主那样关心土地的耕作与改良。因此，这种税，如用以维持国家，其所带来的若干好处，尚可在某种限度抵消其不便；若用以维持教会，那就除不便外，再也无利益可言。
据了解，很多国家的君主如孟加拉君主、古埃及君主，为求尽量增加其国内一切土地产品的分量和价值，都曾竭尽心力，从事公路及运河的创建与维持，使得每一部分产品，都能畅销于国内。
依某种评价征收货币和征收实物也是对土地产品征收赋税的一种重要形式。
由于征收的实物分量既少，征集的区域也小，每一部分应收实物的收集和处理，征收者都能亲自监视，这就让教区牧师和住在自己田庄内的小乡绅们觉得以实物收取什一税或地租，也很方便。
征收实物比征收货币更容易舞弊。住在大城市而有大资产的绅士，如对其分散各地的田庄征收实物地租，那就不免要蒙受其承办人及代理人怠慢的危险，尤其是这些人舞弊的危险。至于税收人员由滥权溺职所加于君主的损失，那无疑还要大得多。一个普通人，哪怕凡事极其粗心大意，但与小心谨慎的君主比较，对督视用人而言恐怕要强些。公共收入如以实物征收，由于税收人员胡乱处理所遭的损失，实际纳到国库的，往往不过是人民所出的一小部分。然而，有些国家公共收入的若干部分，据说就是这样征收的。很多大官及其税收人员，无疑都愿意以这种方式征税。
按照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进行评价，税额对于土地实际产品的价值，总是保持同一比例；按照一种固定不变的评价，税额对于那个价值，在不同时期会保持不同的比例。按前者征收的税额只随土地实际产品的变动而变动，按后者征收税额不但随土地产品的变动而变动，还会随贵金属价值的变动而变动，乃至随各时代同各铸币所含的贵金属分量的变动而变动。
收取一定税额货币来完全代替所有赋税或什一税，这种税不会妨碍或促进土地的改良，不会随土地地租而上下。这样可以避免土地产品的一定部分或一定部分价值的征收。
（3）房租税
建筑租金和地皮租金是房租的两个部分。
建筑房屋所费资本的利息或利润是指建筑物租金。建筑物的租金或建筑资本的普通利润，常受各地货币的普通利息支配。为使建筑业与其他行业处于同一水准，这种建筑物租金，除了必须足够支付相当于建筑业者把资本投在有良好抵押品贷出时所能得到的利息，还必须足够他不断修理房屋，即他得在一定年限内能收回建筑房屋所费的资本。
建筑业的利润，只要在任何时候超过当时的比率过多，则其他行业上的资本将会有很多投到建筑业上来，直至这方面的利润降到正常水平为止。反之，资本则会转移到他业直至升高到原来的水平为止。在市场利率为4％的地方，如除去地皮租金后，建筑物的租金还能提供相当于全部建筑费用的6％或6．5％的收入，那其利润就算是足够了。
地皮租金部分利润是全部房租中超过提供合理利润的部分。在地皮所有者与房屋所有者为两人的情况下，这部分利润要全数付与地皮所有者，承租者要为某种真实或想象的利益而付出多余的代价。
大城市附近的郊外别墅，国家首都等地则会因为一地难求而地皮租金越来越昂贵。在远离都市且空地很多的地方，其地皮租金几乎为零。
承租者对房租征税与各房屋的租金成比例，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对建筑物租金造成影响。在不同情况下，这种分配会极不一样；而且随着这些情况的不同，承租者及地皮所有者，会因此税而受到极不相同的影响。房屋所有者得不到合理利润，就会抛弃该行业，如此则建筑物的需要就会提高，他的利润便会恢复原状与其他行业的利润保持同一水准。这种税也不会全部落在地皮租金上，它往往会自行区分为由承租者担当和由地皮所有者支出两部分。S
房租税分担偶然发生的不平等，地皮租金所有者可能受到不平等。承租者可能受到的不平等，除了房租税分担上的原因以外，还另有原因。随财产的大小程度而不同，房租占全部生活费的比例也不同。富人不但应该按照收入比例为公共收入做而且应该做更多贡献，从这点来说，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财产最多，比例则最大；财产逐渐减少，比例则逐渐减低；财产最少，比例则最小。生活必需品占贫民费用支出很大部分，其中食物支出最多。富人则不然。因此，富人负担的房租税是最重的。
富裕程度通过房租便能反映出来。对这种特殊消费对象按比例征收所得的收入，比其他税收多得多。不过，房租税如果定得太高，很多人就会竭力避税，住较小的房屋而把大部分费用移转到其他方面去。房租在某些方面虽与土地地租相似，但在加一个方面却存在根本的不同。土地地租是因为使用了一种有生产力的东西而支付的，房租却因为使用了一种没有生产力的东西而支付的。支付地租的土地自己产生地租，房屋乃至房屋所占的地皮什么都不会生产。所以，支付房租的人，必须从其他与房屋绝不相关的收入来源中提取所需的款项。只要房租税落在承租者身上，它的来源必从与租金本身相同的来源去提取，必须由他们的收入来支付，不管这收入是来自劳动工资、资本利润或土地地租。只要房租税由承租者负担，它就不是单独征于那一种收入来源而是无区别地征于上述一切收入来源的税，与所有的消费品税具有同一性质。
地皮税的最后支付，完全要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无人居住的房屋的地皮租金，当然不应该征税。对自住的房屋，房屋所有人缴纳的税金额应该按出租的价值进行评估。与房租比较，地皮租金是更妥当的征税对象。对地皮租金征税不会抬高房租。无论怎样，赋税的支出最终都是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所以他就会尽可能地要求最大的租金，其所得租金取决于竞相争用地皮者为贫为富，换言之，取决于他们能够出多少来满足对一块地皮的爱好。在富人集中的地方，地皮贵租金高，但是富人的数量不会因此而增加太多，他们对地皮租金的贡献不大。承租者必须纳的税越多，所愿付的地皮租金就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