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学活用
宋宁宗开禧元年，范应铃考中了进士，被派到永新县担任县尉。他曾疏奏皇帝免除八个乡百姓的租税。宁宗同意了，然而兼管永新县的安抚使却仍然要求这八个乡的百姓交纳租税。范应铃极力为百姓请命，请求他不要这样做，但没有得到批准。于是，范应铃就三番五次地亲自到郡府，请求安抚使按照之前答应的去做，却屡遭拒绝。范应铃并没有因此退缩，他从容不迫地对安抚使说：“我并不是仅仅为这八乡的贫苦百姓着想，而是为了整个州县的长远打算呀！如果百姓因为贫苦难耐，最终产生歹念，到时不但租税收缴不了，还会引起更大的祸患啊！”安抚使听了，深为震动，立即下令免除了下等民户的租税。可命令刚下达不久，又说不定要征收租税，范应铃叹息说：“这是使我失信于民呀！”他再次来到郡府为百姓请命，最后终于获得了批准。
南宋时，陈咸调任果州南充县。这一年适逢当地大旱，税司考虑到百姓的实际情况，就免除了下等民户两种租税。但由于这年的漕运亏损严重，转运使安节却想继续收取下等户民的这两种租税以弥补漕运亏损。陈咸劝阻他说：“如果免税的措施对百姓有利的话，我们作为地方官就不应当反对。”接着他又说：“到现在为止，四川所发行的纸币几乎损失了三百万，假若再增印一百万的话，正足以补上所免除的那一部分租税，没有必要再给百姓增加负担了。”安节听了感到很有道理，就同意不去收取下等户民已免除的那两项租税，百姓的负担也相应减轻了。
明朝洪武年间，吴德基曾任潍州县令。
当时，潍州百姓养着四十匹官驴。一次，莱州知府在核查这些驴的繁殖情况后，认为与籍册上规定的不一致，就责问各县县令说：“驴当年就能产崽，养几年就应该有几头崽子出生，现在驴的数量不但没有增多，反而减少了，这是为何？”随即要求各县追究养驴户的责任。
此令一下，莱州其他几个县的县令积极行动起来，催逼养驴户买驴赔偿官府损失，而潍州县令吴德基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告诉本县养驴户不要买驴赔官。莱州知府知道后大怒，责问吴德基说：“你怎么敢违抗上级的命令？”
吴德基不卑不亢地回答说：“百姓并没有欺骗官府，为什么要让他们补偿呢？再说，现在国家富强，我们为官者应该让百姓感受到国家的恩德，体恤百姓的苦难，难道官府就缺少这几头驴吗？”知府见他句句在理，也无话可说。
当时，山东有些农民愿意以牛羊代替粮食缴纳秋季赋税，官府也同意了这种意见。但吴德基从百姓的利益考虑，认为牛羊会出现死、伤、患病的情况，没有交粮食方便，因此决定潍州只收粮食，不收牛羊。后来，其他县上交的牛羊都要送到陕西去，百姓长途跋涉两千里，弄得倾家荡产，整个莱州郡，只有潍州没有受到影响。
以上这些官吏，在历史上虽不是赫赫有名，但这些人心系百姓，尽心尽力，皆是令人敬重和效仿的楷模。
智慧金言
辅佐政事只要就事论事，尽心尽力做好上司托付的事，就不会有什么负担了。然而需要亲自处理政事的知县、知州，就要细致地了解自己管辖的这一县、一州的详尽情况。否则，即使有心做好，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地方官即“父母官”，他对百姓的事如果不是像父母为儿女那样周到地计划的话，终究会辜负自己身上的这份责任，也会于心有愧。
藏富保富，为治要道
原文
藏富于民，非专为民计也。水旱戎役，非财不可长民者。保富有素，遇需财之时，恳恻劝谕，必能捐财给匮。虽吝于财者，亦感奋从公，而事无不济矣。且富人者，贫人之所仰给也。邑有富户，凡自食其力者，皆可藉以资生。至富者贫，而贫者益无以为养，有公事必多梗治之患。故保富是为治要道。
译文
把财富珍藏在老百姓的手中，并不是专门为老百姓个人考虑。假如一旦发生水灾、旱灾和战争，没有钱财是不能够真正帮助老百姓的。平素能够保护人民财富，遇到需要财富支持的时候，诚恳地劝谕动员，民众必定能够慷慨捐献财物，予以全力接济资助。即使是那些视财如命的守财奴们，也会因此而受到感动，听从国家的号召，捐献出自己的财产，这样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了。况且，富裕的人，是贫困的人赖以生存的依靠。地方上如果有富裕的大户人家，凡是自食其力的贫穷人，都可以依靠他们而得以生存下去。如果有钱人都变得穷苦不堪，那些原来就十分贫穷的人，就更没有什么依靠了，这个时候，如果遇到急难公事要办，那么必然会遇到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从而留下无法根治的祸患。因此，保持自己辖区内的富裕，是治理好政务的主要途径和可取之法。
活学活用
任何时代，政权都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在古代社会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历代帝王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西汉初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一副残破景象。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汉高祖刘邦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解决劳动力问题。汉王五年正月，正是楚汉对峙的岁月，这时高祖颁布大赦令：释放死罪以外的囚犯，以增加劳动人手。不久，为了安抚流亡，高祖又颁布了著名的《复故爵田宅令》。下令各地流散人员返回原籍，恢复原来的爵位，归还原来的田地房屋。在诏令中，高祖劝诫地方官员，要安置好那些返籍人员，晓谕他们进行生产，不得歧视。同时高祖还进行军队复员工作，让士兵回乡务农，使他们重新回到农业生产领域。
其次，高祖还大力扶植军功地主。在《复故爵田宅令》中，高祖规定，对于“诸侯子及从军者”按照他们功劳大小和爵位高低，分给相应的土地和田宅。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规定，高祖一再训诫地方官吏，不得怠慢拖延，否则以重罪论处。
此外，高祖还用“赐爵”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汉王二年，高祖下令普遍“赐民爵”一级，在当时汉政权的范围内，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普遍提高了一级。这些被赐爵的人，尽管有很多军功地主，但也有不少是普通的百姓，甚至是被释放的奴婢。他们通过“赐爵”提高了身份和社会地位，并以此获得了田宅以及免除部分徭役的权利，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汉高祖之后，他的继任者也大多注意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
汉惠帝刘盈时，规定“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免除努力耕田者的徭役。两年后又下诏：“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当时十五岁以上即为成年人，要纳人头税五算，惠帝之所以对未婚成人课以高出常人四倍的数额，实际上是强制女子到15岁时即结婚生育，以促进人口增殖。
汉文帝刘恒非常重视农业。“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本”，这都是文帝经常挂在嘴上的话。为了发展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他曾“开籍田”，“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他采纳名臣晁错“贵五谷而贱珠玉”的主张，实行以粮食换取爵位和赎罪的政策。
景帝在位期间，解除了不许迁徙的禁令，多次鼓励人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发展生产。景帝一生重视农业生产，直到临终前，还下诏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命各郡国务必劝课农桑，大量植树，以备衣食之用。如果官吏不抓农业生产，专去征发或雇佣人民去采金取玉，则一律严惩。
汉家王朝发展到汉武帝刘彻时，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由原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一变而成为刚健进取的儒家政治。汉武帝大兴土木，开疆拓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产。但他重视水利建设，发展农业技术和推广新的生产工具，对农业生产同样也有着推动作用。
汉武帝重视水利，关中地区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是在汉武帝时修建的。他起用著名水利工程专家徐伯主持漕渠工程，渠长三百多里，使沿渠万余顷土地得到灌溉。他还征调万余民工修龙首渠，从陕西澄城县引洛水灌溉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的田地。太始二年，汉武帝又征发民工修白渠，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四千五百余顷。当地人民称颂说：“田于何所？池阳、谷门。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卤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这些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都十分利于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史上，明太祖朱元璋占有较高的地位，他在位期间，轻徭薄赋，屯田垦荒，毁道灭佛，解放奴隶，减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堪称历代劝农措施的集大成者。尤其是他创造性地推行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兴办商屯，发展经济作物，建立乡间生产互助组织和实行老人击鼓劝农制度等，这一切都以其独创性和明显的成效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是明太祖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明太祖曾多次下令，明确要求各地种棉植桑，发展经济作物。他规定：凡是有五至十亩田的农户，必须栽种桑、麻和木棉各半亩，耕地在十亩以上的就要加倍，以此类推按比例递增。对违反者，作出明确的处罚规定：不种桑罚绢一匹，不种麻罚麻布一匹，不种木棉罚棉布一匹。此外，规定屯田军士也要种桑，每人一百株，还规定各地应根据气候、土壤等条件广植桐树、棕树、漆树、枣树、柿树、栗树、胡桃等。
洪武二十七年，太祖令户部下文各地，教导百姓种棉的方法，要求每户第一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增到四百株，第三年再增至六百株，额外多种的一概免税。
洪武二十九年，太祖发现湖广地区适于栽桑，但很少有人栽种，于是下令从淮安府和徐州调运二十石桑种，督促百姓种植。
在明太祖的积极倡导下，当时的经济作物空前增加。据估计，到太祖晚年，全国各种果木已达十亿株以上，而且形成了几大专门经济作物区，如河南、山东、河北植棉区；江西、福建、浙江兰靛种植区；山东的烟草种植区和四川药材种植区等。
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丰富了国家物资，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明中期以后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跟这些措施有很大的关系。
明太祖所采取的另一个新措施是基层劝农组织的建立。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在全国建立起一套劝农机构，明太祖朱元璋继承并拓展了这一做法，将劝农组织建立到农村基层。
洪武二十八年，太祖下令建立互助性生产组织“社”，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结为一社，农忙时，如果哪家患病，无力耕种，同社之人有责任帮助病家把田种好。“社”的建立使农民生产生活有了保障，避免了因天灾人祸而破产流亡，同时也有助于保证全部土地都得到适时耕耘，不致荒废。
明太祖还推行了老人击鼓劝农制度。这种制度规定，老人有责任协助地方官员督导生产，农忙时节，各村老人五更敲响大鼓，召集村民下田，并点名查数，以戒懒惰。平时，老人还要手摇木铃，沿村宣讲劝农务本，如是每日六次。老人生长在乡间，熟悉情况，又很有经验，由他们来督导生产，效果非常明显。
在中国历史上，颇多重视农业的皇帝，他们或积极倡导务农，或努力创造条件，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兴修水利，推广农作物品种或先进的耕作技术，或着重于制度措施的建立等等，这是他们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业发展了，整个社会也就繁荣昌盛了，所以，那些有为之主，也往往都是重视发展农业之主。
智慧金言
为官地方，首重养民。人口多，税赋自然加大。因此，谋求地方的长治久安，首要的是建立稳定的财源，确保有坚强的经济实力的支持，使之在遇到灾荒年景或是突发事件时，能够有充足的财力保障。经济实力不仅表现在国库的盈实丰厚，更重要的是藏之于民，使民众富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地方的稳定发展。只有先让百姓能够自救了，才有可能使百姓救国，也才有余力去做其它的事情。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一种现实的治国正道。也只有让一部分人通过正当的劳动经营先富起来，才有可能逐步实现全民的富裕。所以制定相应的扶持富民的政策是长远的经国战略。
前人经制，慎勿轻改
原文
今人才识每每不若前人，前人所定章程总非率尔，不能深求其故，任意更张，则计划未周，必致隐贻后累。故旧制不可轻改。
裁陋规，关举也。然官中公事廉俸所入，容有不敷支给之处。是以因俗制宜，取赢应用。忽予汰革，目前自获廉名，迨用无所出，势复取给于民，且有变本而加厉者，长贪风，开讼案，害将滋甚。极之，陋规不能除，再复而公事棘手。不自爱者，因之百方扣克，奸宄从而藉端，善良转难乐业。是谁之过欤？陋规之目，各处不同，惟吏役所供，万无受理，他若平余津贴之类，可就各地方情形斟酌调剂，去其太甚而已。不宜轻言革除。至署篆之员，详革陋规，是谓慷他人之慨心不可问，君子耻之。
译文
当今之人，其才能见识往往不如前人深远。前人所制定的礼仪法度绝不是随意草率之作。如果不能够深入地理解前人制定这些规范准则的动机和原因，而随心所欲地去加以更改或修补，就会因为谋虑不够周密、筹划不够详尽，留下隐患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前人已经制定并行之有效的各种规章制度就不要随意地作出修改。
革除陈规陋习，是为人称道的美政善举啊。但是官署中的办公经费及养廉俸银等所有收入，或许有入不敷出的情况。所以，要针对不同地方的习俗，推行相应的施政措施，以期收取赢余用于补充各项公事费用的超支。如果突然予以彻底地裁汰革除，虽然当时可能会获得一个清廉的名声，但是等到各项费用支出无力给付的时候，势必还是要从老百姓那里去搜刮，并且可能会出现更加变本加厉的状况。如此则助长了贪婪的风气，打开了诉讼的借口，祸害将比原先更大，至于发展到极端，那时，那些极其可恶的陈规陋习不仅不会被革除，反而又会再次反复，公事则更加棘手难办。于是，那些不能够自律自爱的人，就会借机千方百计地强行核减克扣，奸猾狡诈之徒也趁机浑水摸鱼，而善良的老百姓却反受其害，难以安居乐业。这又是谁的过错呢？被视为陈规陋习的事，各个地方并不相同。但是对于官吏的俸禄薪水，千万不要轻易扣减，其他如津贴之类，可以参照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斟酌决定，只需去除那些太过分的陋规就行，但是不要轻易革除。至于个别摇笔杆子的官员，提出全部革除陋规的建议时，不要在意，这其实是慷他人之慨，其用心不言自明，有修养的人是耻以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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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订立之初，自有他合理的一面以及社会的发展，随着实践活动的增多，有些制度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就应当及时废除或删改。因为它是古代先贤订立的而守住不放，必定影响今天的事业。不能不加分析地乱改旧的制度，那样就会造成秩序的混乱，对事业同样不会带来好处。
曹参是西汉著名的贤相，在随刘邦南征北战的时候，屡立战功，功勋卓著。汉初封为平阳侯。
